[轉]《老子化胡經》的來歷和佛道兩教的大混戰(刪訂版)　原作者：張绪通

　《老子化胡經》曾經是道教的一部經典，相傳作者是道士王浮，南朝僧佑在他《三藏集》中的《法祖法師傳》裡說：「昔，祖（師）平素之日，與浮（王浮）爭正邪，浮屢曲，即竟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王浮是西晉時的道士，而且是一位道教的祭酒（領袖）。最早《化胡經》的作者是王浮，得到了佛教文獻的旁證。該書主要的內容是認為：老子出關西去之後，把他的教導傳化於西域，並特別指出，所謂印度佛教乃是淵源於老子的教導。 《化胡經》中的「化」字，包含了教化、宣化與轉化的意義，「胡」自然就是外國、或外國人的意思。長時期，中國人除了中國的漢族以外，所有的外族或外國，一律廣義地稱之曰「胡」。最初《化胡經》的「胡」字，是狹義地專指佛祖釋迦牟尼和佛教。

　佛教最早正式從印度傳到中國，是東漢明帝劉莊的傑作。有一晚，劉莊做了個夢，夢見有一個大人，馳走殿庭，正要問他話，他卻飛走了。醒來尚覺驚悸，早朝時便把夢境講述給群臣聽。博士傅毅奏道：「臣聞西方有神，其名曰佛。佛有佛經，即有佛教。昔武帝時，霍去病出討西域，休屠王曾貢金佛像一尊，置諸甘泉宮中。想來陛下所夢，莫非即是佛的幻影。」劉莊聽了，十分好奇，即遣郎中秦景、蔡愔出使天竺，求取佛像佛經。於是取來佛像與佛經四十二卷，用白馬馱回。劉莊看到佛像，也並不是夢中的人；那些佛經都是梵文，也沒有人看得懂。明帝即命在洛陽建寺，取名白馬寺，放置佛經，讓同來的兩個天竺沙門住宿。漸漸有人去跟沙門學習佛法，中國儒家的士大夫們首先提出反對，認為佛教是夷狄亂言，無父無君，不恥一顧，或應該廢除。

　中國在西漢全盛時期，領導哲學思想是「黃老」，就是黃帝、老子的道家哲學思想，來道教稱它做「黃老道」。道教是東漢時張陵在四川鶴鳴山創立的，最早稱為「斗米道」。張陵把老子所著的《道德經》作了註解《想爾注》，把《道德經》注成了宗教的經典，把老子這位哲學家供奉為教主，是道教最尊貴的神——太上老君。道士們對於西方傳來的佛教，基本上與儒家有不同的看法。兩漢以至於魏晉，道家思想、黃老哲學，以及老莊哲學，在社會上具有不可抗衡的勢力和影響力，佛教傳入中國，思想做法上與漢人格格不入，遭到的排斥力量很大，於是極力向道教靠攏。當時中國社會上就流傳著這樣的議論：認為佛教也不過是一種附屬於道教的東西。它的教義理論，很多都是老子說過的，佛陀釋迦牟尼講的都是老子的理論，應該可以當它是道教裡的一個分支。於是有人給它起了名字，叫做：「浮屠（佛陀）道」，把佛教輕易地包容了進來。這種一相情願的看法，不僅是在道教裡面，一般社會上也大多持這種看法。一種對佛陀個人頗為流行的說法是：「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佛陀）。浮屠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遣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顧盼之。其守一（守一是道教修煉中的一種方法）如此，乃能成道。」（見《後漢書·襄楷傳》）。對佛教一般的流行看法是：「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老子西出關，過西域，至天竺教胡，及浮屠弟子合二十有九。」（見《三國志·魏書》）。可見當時對佛教的態度是包容的，並沒有將它嚴肅對待；對佛教的教義，礙於語言，也是一知半解，大而化之。

　當佛教初始傳入中國，要想在中國「發揚光大」，它的難度之大，是可以想像的。經過了很久撮合，佛教不但把儒家的忠孝節義等思想拌和進去，甚至把道家的養生醫術、圖讖運命、陰陽五行、拳藝功法等都加以吸收。在理論上把「空宗」和「玄學」中類似的觀點，盡量發揮。將一個印度的佛教，改頭換面，變成了一個嶄新的、不太和漢人基本思想抵觸的「漢傳佛教」。同時強調「三世因果」、「天堂地獄」，把實證性格的儒家「不談鬼神」的態度、道家「現世現報」思想的不夠周延的地方，突現了出來。佛教的「轉世輪回」給了人們無邊際的浪漫和想像力；「布施贖罪」、「誦經超度」給了人們賄賂天神地祇的取巧機緣；「念誦阿彌陀佛的佛號就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允諾給了人們最簡單方便的高升門路；利用了「浮屠道」的掩護，避開了許多不必要的排外打擊。於是才一帆風順地發展起來，乃至到了晉代，遂造成了喧賓奪主之勢，是所謂佛史裡所謂：「漢魏法微，晉代始盛」的發展過程。就在晉惠帝時期，激出了王浮道士的一部《老子化胡經》來。雖然《化胡經》的內容不過是再次補述傳統中國人對佛教對看法，但由此證明：那時佛教已非當年的「吳下阿蒙」，勢力已經大到不再「忍受」那種對「佛教不敬」的「誣謗」言論了。

　不過這個「老子化胡論」的真正來源，很令人置疑。如果老子出關以後，騎著一條青牛，居然翻過喜馬拉雅山，到了印度。恐怕以他諾大年紀，單人匹牛，事實上根本不可能；再者所謂「化胡」，由他本人親自去印度，用印度語言開班講課，就更匪夷所思了。因此所謂「化胡」的意思，就是老子轉化成了胡人的釋迦牟尼，說白了，也就是老子的靈魂投胎轉世。據說：釋迦牟尼出生的當時，就馬上會說話，會走路。他從母腹出來，走了八步路，並且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口中說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如此了不起的人物誕生，必須有一個了不起的靈魂來投胎才行，一些差一點層次的鬼魂，馬馬虎虎怎麼能轉世成為這麼了不起的活偉人？這回輪轉世的說法，是世界人類四大發源地中，唯印度才有的「特產」。中國的儒家原本很排斥這種「怪力亂神」，道教初期也無轉世之說。而印度的佛教「三世因果論」是其基本理論，沒有投胎轉世的理論，也根本就沒可能有佛教。而老子轉世成了釋迦牟尼，這種神話只有印度人才能說得出口。從此得知，「老子化胡論」必是出自佛教人士的手筆。道教人士胡里胡塗吞下了這個包著糖衣的毒藥，中了人家偷梁換柱之計。還自以為得意，把「化胡論」拿來當作與佛教鬥爭的主要武器，難怪「（王）浮屢曲」，既然說不過人家，失敗的命運就絕對注定了。

　佛教在晉代興盛了起來，到了南北朝則盛到極點。例如南方梁朝的武帝蕭衍，三次捨身在佛寺，然後要大臣們出資把他從佛寺中贖出來。這樣為佛教籌募資金的辦法，真是令人絕倒。也可以由此說明，佛教的勢力何其浩大，政治、經濟、宗教結成一體。蕭衍不是傻瓜，而這樣迷信佛教，當然是有他的目的和交換的代價的：第一，他要藉重佛教來鞏固自己的勢力和統治權力；第二，在那個朝代像走馬燈似的時代裡，希望佛祖能大顯威靈，保佑他福利平安，國祚綿長。殊不知佛祖是要世人擺脫罪惡苦難的紅塵世界，他自己以身作則把過眼煙雲的王朝榮華富貴、聲色狗馬，拋棄如同敝履。他曾警告說：「拜佛無益，反有禍害。」就是說，要靠拜佛去祈求福利平安、榮華富貴、聲色狗馬，根本是南轅北轍。佛要你捨棄，你偏要佛幫你竊取！你這個拜佛就拜倒在自己的迷惑、愚昧和罪惡中去了。造什麼因，得什麼果。所以蕭衍式媚佛的結果，是國家反亂，自己餓死台城。這是時局的一面，即媚佛——對佛教妥協。

　在當時的北方，恰巧相反。由於佛教勢盛，給政府的壓力太大，使得政府忍無可忍。於是政府就採取不只一次的反彈和反抗的姿態。中國歷史上的「三武滅佛」（周武帝、魏武帝和唐武宗），北朝獨占其二，可見佛教當時的勢力發展到什麼程度。而佛教勢力的繼續擴張，並不因當時政府和帝王的態度，媚佛或是滅佛，而受到根本的影響，反而逐步強盛。

　到了唐代，政府不能不制訂政策：三教並尊，以道為大。李唐得國時與老子認了宗親，政權建立後，把道士納入宗正寺管轄，算是皇室中的一分子，並詔令：「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朝廷雖然特別偏袒道教，但對佛教、儒教並不敢疏忽，所以三教並尊。而佛教勢力大到，不止一次地在盛唐時期要求召開「御前會議」，挑戰道教，要和道教辯論，拚出個青紅皂白。太宗時的御前辯論大會，有個法淋和尚，口才給便，嘴似懸河。處處都是他的理，道教辯不過他。唐太宗卻捏他一個錯，打了他的屁股，還把他流配遠方。到了唐高宗，再開御前會議，佛、道再進行激辯，道教又辯不過。於是皇帝有這樣的指令：「搜天下《化胡經》焚棄，不在道經之列。」這時的佛教為什麼非要把《化胡經》禁絕呢？第一，他們的羽毛豐滿，要獨立門戶，沒有再利用老子的必要；第二，他們還很在乎「化胡」之說，成了個意識形態的問題，錙珠必較，絕不輕輕放過。從此可見佛教人士比道教人士尖銳，激進多了。不過朝廷詔令歸詔令，執行歸執行。上面雖有禁令，下面根本充耳不聞。到了中宗時代，佛教再度告御狀，要求徹底執行。

　是朝廷再度明令禁止，把《老子化胡經》列為國家永禁之書。政府的理由是：「這本書不是老子自己的著作，而老子的《道德經》把該講多都講了，沒有了《化胡經》這本書，也沒有什麼虧損。倒不如把它禁了，省去許多麻煩。」但實際上，《化胡經》還在繼續流傳。不僅如此，《化胡經》一面是被詔令禁止，可另方一面，卻由當初的一卷，逐漸繁衍增加為十卷，反而成為一部巨著。不僅內容強化，而且成為道士的必修經典。除了《化胡經》本身增修了內容，同時還有一些有關的新書出現，如《老子開天經》、《出塞紀》、《玄妙篇》等等，廣傳天下。真是越打越強，越禁越多。這把佛教人士弄得非常惱火。

　以後戰亂相繼，兵荒馬亂，好容易到了宋代。宋代的氣候並不太利於佛教，尤其是宋真宗趙恆，非常崇信道教，對編輯《道藏》下了很大功夫。這部《道藏》裡不僅有《老子化胡經》，還加了「老子化波斯摩尼教」的故事。以後的神宗趙頊、徽宗趙佶都崇信道教。再以後則又是戰亂相繼。大家都顧不過來爭什麼化胡的問題。

　元代開始時，中國道教的《全真派》很得勢，因為道士丘處機很受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尊敬。後來在北京特別為丘處機建造了一所修養的大宅子，就是現在北京的「白雲觀」。全真道盛時，就單憑他一個教派單獨的力量，就編輯了一部《道藏》，不僅內涵《老子化胡經》，還增加繪製了《老子八十一化圖》。這時佛教氣憤到了極點，居然提出口號，激烈到要「斬頭相謝！」，要與道教以死相拚。時逢元廷後代子孫轉而媚佛，在憲宗時，朝廷已經被佛教密宗所把持。繼而藏傳佛教大興，藏傳佛教的勢力大到在街道上、大庭廣眾之下強姦男人，而地方官不敢過問的地步。 （見《元史》）元世祖忽必烈十八年，詔告天下：道家諸經，可留《道德》二篇，其余文字、版本及畫圖，一概焚毀，隱者罪之。全真道在元初所編輯的《道藏》——《大元玄都寶藏》，計有七千八百多卷，幾乎被焚禁殆盡。

　元朝規定，把國內人種分成四等：最上等是蒙古族；次等民族是「色目人」，就是洋人；三等民族是漢人；末等是南人。對代表漢族文化的道教，成了被歧視、打壓的首要對象。所以，佛教時逢其會，終於得到了全盤胜利。這次對《道藏》的毀禁，執行非常徹底，人民不敢匿藏。造成了道教史上的空前大劫，永難彌補。後來明朝定鼎，集全國的力量，復修《道藏》，僅得五千三百餘卷。其餘二千五百多卷，俱已葬身火窟，其中包括了《老子化胡經》，據說《老子化胡經》就此一度從世上完全絕跡了。清朝是滿洲人入主中國，對漢人有一定的歧視和顧忌。雖然沒有對《道藏》作過過激的毀損，不過在精神上，打擊和壓制代表漢文化的道教，亦是不遺餘力，例如，把統理天下道教的張天師，從國師二品的地位貶為五品，品級不如一個知府的地位，同時永禁張天師到北京；另一面卻歡迎達賴喇嘛到北京。經過滿清三百年的打壓，道教到現在都沒能完全回復元氣。

　雖說道教的《老子化胡經》已經在元代就絕跡了，然而近代又在敦煌遺跡中再次找到了它，可供今人研讀。這部書曾經引起過許多曲折，不禁令人突發思古之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