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人專欄
序 導讀 撰文／六辻彰二（橫濱市立大學講師）
個人介紹
在日本戰前人才如雲的思想家當中，曾經出現這樣一個人物，也是本書的作者：北一輝。
不僅是他以文語體（Classical Japanese Language）這種獨特體裁書寫的著作，更在於他曲折的人生。
北一輝，原名北輝次郎，幼名輝次，一八八三年生於新瀉縣佐渡市。十七歲的時候，從佐渡中學（今新瀉縣立高等中學）退學，之後便刻苦自學。
在北一輝二十三歲那年，一九零六年五月，北一輝自費出版了旨在批判天皇制的《國體論與純正社會主義》（簡稱《國體論》），但是五天後，該書以「對天皇不敬」為由禁止銷售。儘管遭到當局監視，他仍於同年十一月，在宮崎滔天的介紹下，加入「革命評論社」，於十二月成為「中國同盟會」的會員。就在這個時候，他結識了宋教仁。
辛亥革命爆發的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他接受宋教仁的邀請，以黑龍會首名外派人員的身份前往中國。但是，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不幸遭到暗殺。該年四月份，上海的日本總領事勒令北一輝回國，在其後三年內不得踏足中國土地。
回國後，北一輝專心撰寫《支那革命外史》（以下簡稱《外史》，也是本書），於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一九一六年四月兩次送印，並向各方派發。在此同時，他的名字也改為具有中國色彩的「一輝」。
一九一六年六月，北一輝再度回到上海。凡爾賽條約後，在五四運動的浪潮中，北一輝抱著「徹底改變日本」的宗旨，於一九一九年八月發表《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以下簡稱《原理大綱》）。同年十二月，他接受猶存社的滿川龜太郎、大川周明等人邀請而回到日本。一九二零年，北一輝對《原理大綱》部分內容提出修改，易名為《國家改造法案大綱》（簡稱《改造法案》）並印刷散發。
一九二三年，他又發表了《斥責越飛君的公開信》，嚴詞批判蘇聯的外交政策。由於大川等人頗重視與莫斯科的關係，因此他們與北一輝反目，猶存社也隨之解散。
此後，北一輝與他的弟子西田稅（曾任日本帝國陸軍少尉）一起，暗中活耀於日本政經界背後。一九二七年，西田稅聯合他在陸軍士官學校的後輩大藏榮一、管波三郎等人，成立天劍黨；同時與倡導改革國家體制、成員以陸海軍士官為主的血盟團緊密合作。
由於西田稅的積極宣傳，認為寡頭制度使貧困和壓迫在日本社會蔓延、對其持批判態度的這些年輕軍官們，開始研讀北一輝的《外史》、《改造法案》。
一九三六年，提出「昭和維新」口號的年輕軍官發動了二．二六政變，北一輝雖無直接參與，仍在事後遭到逮捕。翌年八月十九日，他被軍法會議以政變的思想主導犯起訴，之後被處決。
從以上簡歷，我們已經明白北一輝的生涯與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日本史如何密切相關。而且，日本政府直至戰後長期沒有解除其著作的禁售處份，這也成為許多人關注北一輝的原因。眾多戰後日本的思想家們，也嘗試超越自身意識形態的立場，對北一輝做出評價。
人們最常思考的問題是：「北一輝是右派還是左派？」以及「北一輝是一以貫之的人？還是不斷改變其看法的人？」。
關於第一個問題，當代的日本思想巨擘－丸山真男認為北一輝是「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教祖。」；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瀧村隆一，則認為「至少在把握近代社會政治思想的基本原理、也就是『國家』與『社會』的結構關聯方面，基本不懂外文的北一輝比起那些掌握多門語言的學院派『進步』學者，更加忠實地表達和繼承了科學社會主義。」
關於後一個問題，松本清張論斷說：「北一輝以社會主義者始，以國家主義終。」然而，渡邊三京卻認為「其實，北一輝自始至終隱藏著法西斯本質的『共同社會』主義者。」撰文者認為，雖然看出了北一輝思想的變化，卻也不難看出他政治立場的連貫性。
時代
在此必須提及的是：北一輝所成長的那個時代環境，必然與他本身思想的產生密切相連。
這一時期的日本，正在發展為近代化國家，國內外的矛盾衝突紛至沓來，與此同時，日本也迎來了思想變革期。一八八九年的《大日本帝國憲法》與翌年《教育詔敕》頒布，鼓吹日本乃是由萬世一系的現人神━天皇統治的國家，稱為「國體論」於是成為正統的意識形態，同時政府日益強化思想管制，因此使得明治維新後發展起來自由民權運動迅速陷入低潮。自由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基督教徒等群體都不得不強調他們的思想信條與「國體論」並不矛盾。
思想持續受到壓迫的同時，日本取得日清戰爭的勝利，政府以清國的賠款作為資本，設立了八幡製鐵所等國營工廠，加速了日本的工業化。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發達，工人生活日益困苦，由此引起罷工事件更是常常發生。作為高峰期的一八九八年，罷工在日本全國多達四十三起。一八九九年日本政府頒布的「治安維持法」，對工人運動加以限制，罷工次數逐漸減少。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批判既有體制最嚴厲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從一八九零年代末期崛起，在知識份子中得以普及。一八九七年十月成立了「社會主義研究會」，一八九九年，會長村井知至出版了日本最早社會主義教科書《社會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思想的普及貢獻卓著。
一九零一年五月，「社會主義研究會」改組成日本最早的社會主義政黨──「社會民主黨」。可是，社會民主黨在成立當日就遭到解散，這意味著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從一開始就遭到政府的強力鎮壓。
從這樣的思路來看，日清戰爭意外成為社會主義在日本普及的開端；但是另一方面，這場日本近代對外的第一次戰爭，也成為在日本當中廣泛喚起民族主義情懷的契機。尤其是一八九五年在俄國、法國、德國三國干涉之下，日本不得不歸還此前因《馬關條約》獲得的遼東半島，此一事件大大刺激民眾的愛國情緒。國體論作為正統意識形態的強制力也進一步強化。
但是，隨著近代國家體制的確立，維新元老們以及新崛起的官僚、軍隊士官、資本家等人都掌握了實際政治權力，這種狀況與國體論產生巨大的落差。自由民權運動退潮後，籓閥政治、官僚制度、資本主義同時急速發展下，日本社會變得多元化了。
其中，那些為征韓論尋求理論依據的部分民權論者，作為積極鼓吹國體論的勢力而冒起。集合在以頭山滿為中心的玄洋社（一八八一年成立），其弟子宮崎滔天組織的黑龍社（一九零一年成立）麾下的「支那浪人」就是典型。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在信奉復古的皇室中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同時，提出驅逐西方列強，在亞洲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大亞洲主義秩序。
另一方面，一八九零年代的日本，不以皇室為中心的保守主義潮流，也開始滲透到中間階層。這種潮流，以「近代化的普遍性」概念來代替象徵天皇制的「日本特殊性」，也就是採用近代的政治模式來思考。被認為代表了明治新聞記者界的德富蘇峰，就是這個潮流象徵的人物。
由德富蘇峰主持的民友社發行的《國民之友》在一八八零年代積極倡導「歐化」，以具有近代國民意義的「國粹」為志向、陸羯南為中心的政教社則發行雜誌《日本》，兩本都在爭奪以中間階層青年為主的讀者群。
但是，已經「歐化」的日本卻被歐美列強所排擠，受到三國干涉還遼事件的衝擊，給日本帶來近代化的西洋列強成為威脅日本獨立性的存在。而在這種帝國主義肆虐的時代背景下，替擁有絕對權力的日本政府尋找有邏輯和規範化理論的國家主義也熱門起來……
在這個日本大變動時期，北一輝迎來他的青年時代。根據當時跟北一輝同住在佐渡中學宿舍、他的弟弟北昤吉的說法，聰明早慧的北一輝書架上，就放著《國民之友》的雜誌。
思想內涵
北一輝在猶存社的同志滿川龜太郎說：「北君既討厭所謂的社會主義，也厭惡皇室中心主義。」以下，探討北一輝的思想幾個側面。
他在《國體論》中寫道：「歷史的進化在於個體人格的覺醒」，「個人自由被蹂躪的國家無法進入世界文明之林，那麼，作為國家單位的生存競爭必處於劣勢」，由此可見，北一輝非常強調個人的自由。正如前面所述，一八八零年代以降的日本，政府強化了對於民眾思想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的壓制。自然而然也成為北一輝批判的對象，他也提出了包括廢除華族制度在內的身份差別制度；鼓勵自由戀愛等當時看來大膽的措施。
北一輝把日本歷史上的政體分為：天皇掌握絕對權力的君主國家（大化革新到平安時代末期），天皇接受刑式上擁載、但由軍事強人掌政的貴族國家（從鐮倉時代到江戶時代），然後是基於近代憲法、天皇僅作為名義的民主國家。這樣的分類，北一輝也承認是受到馬克思等人的進化論影響。由於日本導入規定「國家並非擁有特定血統的個人所私有」的憲法，北一輝把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稱為「民主國家」。
按照北一輝的理論，國家必須有法律上的人格，所以天皇的地位和權限是被認可的。但在其《國體論》中，天皇被定為「具有特權的國家一份子」，否定了當時主流觀點的視天皇為「家長」、民眾為「赤子」的家族國家觀。其實，北一輝的理論，形同所謂的「天皇機關說」，因為它的邏輯結論是：「若不被國家認可，天皇的權限是可以被剝奪的」。
雖然北一輝並沒有明說，但是筆者認為以其理論邏輯的延伸，不難解讀出「廢除天皇制」的意思。
北一輝對於日本社會的現狀與法理不符，提出嚴重的抨擊。明治維新所宣揚的「人人平等」、「萬機應決於公論」的精神徒具形式，元老、藩閥政治家、官僚、資本家、地主等霸佔了政治權力與經濟特權。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國體論，不過是這些醜行的一塊遮羞布。甚至，還成為特權階級將國家私有化的行為加以合理解釋。
北一輝因此特別強調，必須利用國家的力量來阻止寡頭們任意支配，「依靠國家解放人」的意識形態是一以貫之的。不過，他並非無條件鼓勵自由解放。個人於社會中生存，因此前者就是後者的一份子。北一輝還進一步強調，國家就是「被當今的地理範圍所限定的社會」，它是「以被空間隔開的人作為分子的大個體，也是由各個個體以其本身的目的生存和進化結合而成的有機體。」這就是說，在北一輝看來，國家與社會並非互不相屬，個人與它們同時也存在有機連結。
從這樣的觀點出發，北一輝把僅僅以自利為目的、可能帶給社會混亂的叫「極端個人主義」，它與過分強調社會重要性而壓抑個人的「極端社會主義」，兩者都是應該被否定的。
北一輝把每個人的利己心和公益心分別叫做「小我」與「大我」，雖然追根究柢應該是後者優於前者，但是對於前者的尊重則有利於社會進化。「吾人之純正社會主義提倡為了社會進化應當尊重個人自由……為了社會的進化，懷抱尊重個人自由的社會良心，容許思想之獨立與信仰之自由。」這便是北一輝的核心價值：只要順應對國家、社會的發展，就能容許個性的發揮。但是卻未解釋說誰的標準、身份得以做出公正判斷，而且北一輝相信個人意志與社會整體意志必然調和，反而像是給了極權主義操縱的空間而不自知。
中研院的近代史研究員－黃自進先生認為：北一輝的爭議，在於他的多重樣貌。早年他是狂熱的社會主義信徒，反對所謂日本乃是神國化身、萬世一系的天皇與君臣倫理親情關係等論述。他認為日本歷史發展與人類文明本質上並無不同，進而否定日本有其特殊歷史體驗說法。從君主專制國到貴族國，再發展成民主國，理當順應潮流發展社會主義、建立萬民平等的社會才是。
雖然他對於社會主義理論的闡述，並無突破當代的範疇。但是敢於突破批判天皇論的禁忌，不僅是他人所不敢之創舉，也是日本近代史上反天皇親政論的論戰中，成為不可不討論的一章。
晚年的北一輝提倡「國家社會主義」。他認為人類在追求社會正義，不應有國界之分。矛盾的是，對外，他倡導國家應該有爭取資源合理分配而戰的權力。在他的構想中，日本應接收俄國在東亞的疆域以及英國在亞太地區的殖民勢力。他的立論，被認為是亞洲門羅主義的濫觴，是「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建構先驅。
不過，捍衛亞洲古文明文化圈的概念，也是其理論的軸心。他主張中日兩國締結軍事同盟，認為東亞新秩序要建立在中日兩民族的相互協助、提攜的基礎上。同時，北一輝也主張日美兩國合作開發中國、幫助印度獨立。北一輝的這一期盼，也使得學術界在探討「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形成時，是否因將他的論述與日本的大東亞戰爭政策相提並論，留下不少可辯駁空間。
北一輝對於孫文革命地位的否定，自然是牴觸了海峽國共兩黨的革命史觀。這樣的論斷是否公允，得由各位讀者自行判斷。
不過，鑒於民國史的曲折發展，他的見解也能提供諸多參考。
例如，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同盟會和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黨等四個政黨協商合併，組織國民黨之際，孫文雖被選為理事長，卻未到任，反而接受袁世凱的任命「籌畫全國鐵路全權」。代替孫文，領導國民黨投入參眾兩院選舉者，是代理事長宋教仁。
宋教仁統率得宜，讓國民黨贏得大選，為自己獲取了出面組閣的資格。唯宋教仁與國民黨大漲的聲勢，在宋教仁被暗殺後，驟然中止。前面所提，乃是眾所周知的史實。可是，為何南北統一後袁世凱出任臨時大總統，何以堅持與袁分庭抗禮的是宋教仁，而非孫文？鮮少有人能給出合理解釋。
一九一三年七月，二次革命失敗，革命黨人紛紛逃避海外。翌年，孫文在日本東京成立中華革命黨，號召國民黨黨員重新辦理入黨手續，並要求眾人入黨時須按手印宣誓服從。孫文的措施，不僅引來不少質疑。國民黨人黃興、熊克武、李烈鈞、岑春煊、陳炯明、汪精衛、蔡元培、吳敬恆、紐永建、林森、李書城、張繼、李根源等拒絕加入，另起爐灶成立「歐事研究會」組織。對此國民黨公開分裂的事實，又做何解釋？
還有，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護國軍於雲南起義，主要策動者為梁啟超、蔡鄂、李根源、李烈鈞、岑春煊等人，前兩人隸屬於進步黨，後三者為歐事研究會成員，皆與中華革命黨無關。
在各方討袁聲浪中，唯一奉孫文之命者，為一九一六年五月四日在山東濰縣起義的中華革命軍東北軍。然而，東北軍自成立之日，內鬨不斷，對大局影響有限。對於孫文在反袁活動中遭到邊緣化的事實，又該做何解釋？
歷史，尤其是政治史。本來就是眾多政治勢力的角力交織而成的，史學家卻往往掛一漏萬，《外史》也不例外。只是，該書正好站在國共史觀對立的另一端，縱然有偏頗的一面，依然可以給眾多民國史上避而不談的課題，提供新的思索方向。
（下集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