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人專欄（由於上一篇字數過多，移到這篇請見諒）
蒙古人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孫，在十三世紀建立了東起朝鮮半島、西至東歐的廣大帝國。蒙古的統治者給予所有宗教傳教的自由，集結了各式各樣的人種與民族，在文化與經濟交流上盛極一時。著有《馬可．波羅遊記》（《東方見聞錄》）的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就曾經被蒙古帝國其中一部的元朝任命為官，在雲南等地擔任徵稅等實務。
由此可見，蒙古是一個向國際開放的國家體制。不只是元朝，被稱為世界帝國的國家，為了將廣闊的國土納入手中，其統治者都必須抱持寬容的態度，來接受各種文化與宗教才行。
從比較文明論來說，以鮮卑拓跋系的唐為首，蒙古人的元、然後是滿洲人的清，這些歐亞的遊牧王朝對於宗教都顯得寬容，也能形成國際性的大帝國。相對於此，以漢與明為代表的支那人，亦即「漢民族」支配的時期，宗教鎮壓與異民族暴動反而時有所聞。支那人所統治的王朝，幾乎都不允許信仰自由。這種文明論的差異相當明顯。
今日的中國上，表面在《憲法》上第三十六條認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現實是，只要是政府不喜歡的宗教，就會遭到嚴厲鎮壓。一九九四年四月，氣功團體「法輪功」為求合法化，發動一萬人前往北京的中南海靜坐，結果遭到當時的江澤民禁止活動，信徒被大肆偵訊逮捕。對基督教也是一樣，地方政府破壞教會的事件屢見不鮮。
對中國政府來說，他們滿意的宗教，就只有「比起神明，更愛國家的宗教」而已。
理所當然地，對大部分宗教來說，神與宗教領導者的存在，一定是居於比國家權力者更高的地位才對。但是在中國，並不允許任何的神高於共產黨所統治的國家。比方說基督教的狀況，在天主教有「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新教則有「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會」等社會團體，依附於政府的統合之下。
所謂的「三自」，是「自治、自養、自傳」的省略，意思是「從外國勢力獨立（自治）、自己養成聖職者（自養）、獨立進行傳教活動（自傳）」。至於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則因為否定教宗對主教、神父的任命權，而被教廷否認為天主教會。
在現今的中國，還有被稱為地下教會、家庭教會之類的非公認基督教團體。雖說是家庭教會，其實是某個聚落全體都屬於該教會的信徒，往往形成數百人乃至於數千人的大集團。他們只是沒加入「三自會」或「愛國會」而已，政府當局卻對他們逮捕、拘禁，也是家常便飯之事。這也導致政府與信徒間的對立日趨尖銳化。
若是更一進一步說，現在的中國人（漢人），乃是中華文明的繼承者，中國共產黨也是中華文明的產物。中國共產黨雖然大肆揮舞著「宗教等於鴉片」這種誕生自西洋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但是在他們的骨子裡，仍是中華文明專制主義思想的信徒。
在支那，屢屢因為群眾的叛亂，導致王朝的顛覆，大部分情況下成為導火線的，都是對宗教的鎮壓。比方說造成漢王朝崩解的關鍵，就是中國最初的大規模宗教叛亂「黃巾之亂」。
蒙古人的元朝，也是因為支那人白蓮教徒掀起的「紅巾之亂」。雖然元對宗教頗為寬容，但是企圖掙脫蒙古人支配的一部份支那人，還是利用了白蓮教。然而，當朱元璋打倒元朝、掌握政權之後，便翻臉不認人、對白蓮教大舉鎮壓。
白蓮教主張彌勒菩薩會降生創造新的世界，拯救為了這個世界所苦的所有生命。換言之，這是一種對現實社會的架構與秩序全然否定的教誨。這股白蓮教之流，後來潛入地下、改頭換面，以各種脈絡持續流傳到現在。
現在的中國，不管對宗教也好，對少數民族也好，都是採取懷疑跟高壓的態度。然而，就文明史上來看，這正是中國人（支那人／漢人）政權的共通弱點。
支那／中國的宗教結構
在這當中，儒教與其說是宗教，不如說更是人生哲學與統治方策。《論語》雖然針對人際關係等現實方法進行闡述，不過書中並沒有出現像是神明這種超越現實秩序的存在。
另一方面，道教則給人一種集中國地方信仰大成的感覺。它最大特徵，就是現世壓倒性的執著。其他宗教大部分都把「死」看成重要問題，尋求從死後世界獲得拯救。唯獨中國人追求的是金錢和出人頭地，這些活著的時候就能享受的現世利益。
在中國人的信仰中，甚至連死後的世界都徹底世俗化。在死後的世界中，存在著被稱為「天帝」的神為首的官僚機構。在日本也廣為人知的閻羅王，乃是根據人們生前的言行，決定死者應該升天或是下地獄的審判者；此外，閻羅王也有任期，任期滿了就要換人。
最清楚顯現出對現世追求的，莫過於對於長生不老的追求！所謂「煉丹術」便是製造長生不老藥，乃是道教的基本要素。首創第一個統一中國的秦始皇，命令部下徐福尋找長生不老藥的傳說相當有名；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即使是現代的毛澤東，對這種觀念的實踐也相當熱心，因此成了獵豔家（前面篇章已敘述）。
像是中國領導人這樣深受道教觀念浸染、腦袋裡充滿著妄想，一心想實踐宗教傳說的情況，在遊牧民族的領導者身上幾乎看不到。
佛教不曾在支那社會落地生根？
宗教是文明的要素之一。佛教、基督教以及伊斯蘭教這三大宗教都在相當早的時候傳入支那。可是，不論何者都沒有在中國站穩腳跟，反而被周邊地區與民族所接納。
首先是佛教，據說在西元前二０六年左右傳入支那。《魏書．釋老傳》有記載，匈奴單于有祭拜黃金偶像的習慣，在歷史學家眼中，認為這可能就是佛像。佛教經典《無盡寶珠》也說，現在的寧夏回族自治區的賀蘭山，當時是匈奴的根據地；每到了夏天就會有羅漢展開修行。
可是，支那人對佛教並不買帳，漢的第七代皇帝武帝，於西元前一三六年訂儒學為官學。相反的，遊牧民支配的五胡十六國時代，佛教則和其他宗教放大異彩。在這當中，擔任魏王的鮮卑族拓跋珪，他在今日的山西大同、河南洛陽建造的石窟，到現在仍是世界級遺產，也是觀光勝地。
到了六世紀末至十世紀初的拓跋系國家──隋唐，佛教也相當興盛。這個時代，大量的佛經和僧人也透過遣唐使傳入日本。可是，在這之後，儘管日本仍有大量佛教徒，但佛教在支那卻不曾生根。故此，鮮卑系的隋唐應該被視為支那史上的特例。
基督教的概況
基督教是在唐朝時傳入的。六三五年，基督教的聶斯托流派（景教）的傳教團抵達長安，並在三年後（六三八年）獲得皇帝允許，得以進行傳教。西元七八一年，他們在西安豎立起了一塊名為「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碑文，詳細敘述了在支那傳教的來龍去脈。可是，唐末的八四五年，景教的傳播遭到禁止，傳教者們逃往北方的高原地帶，結果使得景教在高原地帶的遊牧民間流傳開來。
十二世紀末，當成吉思汗意圖統一遊牧民時，最強的對手是克烈部的王罕。當時，克烈部比起蒙古族規模更大，文明水準也相對先進，信奉的正是景教。雖然在成吉思汗的攻勢下，克烈部遭到擊破。但是成吉思汗的後繼者，仍相當熱衷跟王罕的家族結親，是故，元的皇后也有景教徒。
一二七一年，羅馬教皇跟元締結外交關係，並派遣大主教英諾森前來傳教。大主教過世後，信徒仍繼續在元發展。元朝之所以對基督教寬容，也許跟皇族中有人信奉基督教有關吧？
西元一０九五年，西方發動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但是到了十二世紀中葉，伊斯蘭教徒的反擊讓他們居於劣勢。這個時候，在歐洲廣泛流傳的就是「祭司王約翰傳說」。在這個傳說中，他們半懷著希望，期盼住在東方大地盡頭的基督教國王約翰，能率軍前來協助十字軍，這個「祭司王約翰傳說」作者認為就是起源自王罕。
忽必烈統治下的元朝，將藏傳佛教定為國教。之所以如此，其用意應該是藉由選擇和儒、道不同的宗教，來防止與「漢民族」同化才對。
忽必烈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家，對於異民族支配了支那、結果反被「漢民族」同化這件事自然有所提防。只是蒙古人的宗教，乃是基於遊牧與狩獵的自然信仰，其中以薩滿教為基本，因此並沒有一套邏輯，可以將支那這樣的農耕文明給納入其中。正因為如此，蒙古人才選擇了藏傳佛教。藏傳佛教的經典中，仍保留了構成原始佛教經典的梵文原語，即使跟釋迦牟尼的教誨大相逕庭的內容，他們都能予以尊重。
反過來說，就是因為藏傳佛教是最不受到「漢民族」影響的佛教，所以對遊牧民來說，也是最適合預防支那化的宗教。在多文化共存的寬容環境下，讓它們各自保持獨立性，元朝的宗教政策，由此可窺見一斑。
作者以個人觀察心得認為：
在這世上，應該沒有比任何國家像日本這麼喜歡中國。
在這世上，也沒有任何民族比日本對中國文化造詣了解這麼深。
在日本出生長大的國民，幾乎都會讀寫漢字，喜歡漢詩，同時也能閱讀理解漢文。若是去中國旅行，光是靠教科書上的知識，就足以確切瀏覽各個名勝古蹟，和當地人之間也能以漢字筆談。若是對方也能閱讀日文漢字的話，那彼此之間就能相互溝通交談，是故，日本人都認為自己對中國理解很深。
可是，體驗到現實中國後，也有許多人往往感到失望不堪。現實所見，盡是髒汙的社會，以及讓社會觀感大皺眉頭的暴發戶中國觀光客。不僅如此，中國粗暴的政治體制也讓慣於親近民主主義的日本人大感困惑。中國人對完全相異的民族──維吾爾人，將他們數以百萬計的送進強制收容所，還把他們故鄉東突厥斯坦持續改造成殖民地；對於這種作法，日本人看了，也只能理解成前近代作風吧？
為什麼現實中的中國，跟印象中的中國，差距這麼大呢？
為什麼邁入二十一世紀的現代，中國政府還在光天化日之下對特定民族進行種族清洗呢？
為了解答這個疑問，作者決定在二０一四年寫了這本書。
順帶一提，在研究漢學的日本人看來，孔子的言論充滿了高尚的倫理、強烈的責任意識等許多值得尊敬的東西。結果，質樸的日本人讀了《論語》後，長久以來把中國當成是所有人都在實踐《論語》中所描述的理想世界觀、生活態度高潔的「聖人之國」（栗田直樹《共產中國與日本人》）。
可是，中國的狀況卻截然不同。孔子孟子所描寫的高潔人士、寡欲君子，能在近現代中國遇見的機率，相當之低。因為漢字的學習難度高，所以即使是在支那地區，能夠自在使用的人也很少；也因為如此，對論語的理解，僅限一部份讀書人階層而已。而且說到底，孔子所提的這套政治思想，在他生前就已經四處碰壁，以至於他不得不流浪於各國之間。換句話說，這套思想根本沒有實踐過，只不過是對理想世界（王道）的描繪罷了。
不僅如此，中國的現實往往比儒教的教誨更來得嚴苛，但是他們卻偏離了眼前現實，強調「儒教是最偉大的精神指南，不理解它的人，就跟夷狄沒有兩樣」，並把它當成是中華思想的主軸之一。
另一方面，就好像「百家爭鳴」這個詞彙形容一樣，古代支那思想是相當多元的；但是隨著時間變遷，這樣的思想逐漸變成儒教一元化。「優良」、「有價值」的事物，變成只有一個標準，從而出現排他、強制同化的所謂「中華文明」特質。
這種一元化傾向表現在政治上，就是帝王保有絕大權力的中央集權體制。相對於日本和歐洲誕生的分權封建制，支那則是視握有一元權力做法為正統。儘管皇帝能透過獨裁，展現出非常有效率的權力與財力集約，卻也屢屢引發失控的狀況，這就是所謂中國的歷史。
順道一提，即使是成吉思汗、帖木耳這類被認為強力領導的遊牧民，實際上仍是採分權制，非常重視會議的集體共識。成吉思汗也好、忽必烈也好，都是許多部族首長共同選出來的代表，因此並非獨裁者。沒有部族首長的擁載，他們也無法行使財力與強大的軍事力量。
作者也在此更詳盡、簡略的說明：古代的支那，也就是俗稱的中國華北高原地區，出現了以農耕為基礎、四周環繞高聳城牆，用以抵擋外敵侵略的城市國家。在這種意象中，城牆的內側就是「天下＝世界」，外側遍布著非文明、非文化的荒野，這就是所謂的「原．中華思想」。
對這些城邦國家來說，其實並不存在「國境」這樣的概念。
比方說，像是日本這樣山川高低起伏的地區。山、河，乃至於海就構成了天然的國界。因此，日本人心中就會有「以這條河、這條山為界，在我們居這的村子對面，還有另一座村子的存在」，基於地理環境產生的認同。
但在古代中國，這種自然國境的概念卻非常缺乏。就像「普天之下（整個世界），莫非王土（都是中國領土）」這句話表現得一樣，當城市國家的人口與財富增加，出現擁有強大權力與軍事力量的領導者時，就會開始進行「開疆拓土」，將領域逐漸往城牆外側擴張。相反的，假如王權衰弱，那麼支配的範圍就會限定甚至縮小到城牆的規模為止。換言之，他們的國境完完全全就是人為的產物。
這樣思考方式一直延續在現代中國人心中，比方說存在於世界各地的「中國城」，就是城牆城市國家的現代版。中國現在非常積極投資非洲的基礎建設，卻不願雇用當地非洲居民，而是將國內低所得階級的居民大量派遣到外國，在那裏工作。在國外，他們到處進行人為圈地，再以集團的方式殖民，從而把它變成自己的土地，換言之同樣也是一種素樸的城牆城市的發想。
對於支那人或中國人來說，國境乃是隨著國力高低可以自由變更的事物。儘管他們對於北方民族的侵略有著明顯的意識，但是對於自己向蒙古高原與新疆進行入侵，卻毫無任何「侵略」的意識可言。近年來鬧得沸沸揚揚的南中國海問題也是一樣，如果「到九段線為止都是中國領海」這種主張說得通的話，那接下來他們肯定會得寸進尺，更進一步擴張成「到麻六甲海峽都屬於中國領海」這種說法；畢竟中華大一統思想的依據，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
話說，「自己乃是世界的中心」這種自我文化中心主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世界各人類集團都可見到的普遍思考模式。然而，「中華思想」造成的問題之所以棘手，主要原因是它在與異民族的接觸中，產生了極大的扭曲。說得更精確一點，古代的城市國家逐漸對外擴張之際，隨著和遊牧民族的戰鬥屢屢敗北，它變成了一種否認現實、認為「我們雖然敗了，但是比起野蠻的敵人，我們在文明上還是更勝一籌」這種精神勝利法。從這種思想再進一步往外推，就成了「既然我們是文明優秀的民族，那就不該輸給野蠻人才對；現實一定出了什麼錯！」的虛構現實觀念。到了近代以後，他們又把這種「敵人」換成西洋列強與日本。
不過，儘管至此為止我們一直抱持批判的態度，但支那的農耕民從古以來在生存壓力下發展出高度文明，這也是不爭的事實。他們發明了稱為「漢字」的表意文字，使得原本說著不同族群語言、彼此相異的城市國家能夠溝通。同時，他們也產生了以儒教為首的各種思想；以農業生產為基礎，也留下許多先進的青銅器文物。秦始皇促成了支那地區的統一與擴張，而後在漢武帝時代，勢力更是一口氣擴張到蒙古高原南部至越南的廣大地區。
儘管以擁有如此高度的文明自負，他們在騎馬遊牧民族面前，仍然敗下陣來。最明顯的一次例子就是所謂的「澶約之盟」：遭到契丹攻入華北的宋，以每年支付絹二十萬、銀十萬兩給遼的條件，與之締結和約，也造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國際邊界、開啟了東亞多元國際秩序的時代。
中國人對歷史的思考模式，早在司馬遷的時代就定下原型。在他們思考方式之中，草原之民雖然勇敢，但卻「野蠻」；遊牧民生活雖然浪漫，卻遠不及農耕。之後，像是司馬遷這樣獲得豐富資訊、實際觀察遊牧民的狀態，並抱持柔軟視角的中國人，再也沒出現過。
正如本書所述，中國有史以來，對遊牧民屢戰屢敗，又遭到突厥和吐蕃（西藏）侵略，還被蒙古所支配，現在卻反過來說：「匈奴、突厥、吐番、蒙古，都是我國古代的北方少數民族，也是偉大中華民族的一員」。就連不得已供出女性，採取「和親政策」這種不名譽的婚姻，也被他們說成是一種武器。它們說，北亞和中亞遊牧民娶了中國女性，就是「漢朝的女婿」，因此「女婿」的國土就是「中國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領土」，簡單說就是一種虛擬的家族論。當領土與國境這種近代國家成立才出現的政治概念適用於本國之際，中國人就連過去的恥辱，都能毫無例外地派上用場。從這點來說，逆轉歷史的榮譽，如果能在諾貝爾獎當中設立相關獎項，真應該頒給現代中國人才對。（《名為「中國」的神話》）
古代的中國人將天山南北繁盛的綠洲國家稱為「西域諸國」，這表示他們也意識到這些操著印歐系語言的原住民，在現實上乃是歐亞的一員，且與蒙古高原有著強烈的聯繫。當時的漢王朝屢屢以「斷匈奴右臂」為目標，對西域展開侵略。對蒙古高原的遊牧民來說，天山南北乃是歐亞交通往來的要衝，所以那裡的居民，確實有如他們右臂般的存在。
儘管日本現代史界還沒了解，不過蒙古國自一九二四年成立以來，便一直想將東突厥斯坦的北部──也就是中國人口中的「北部新疆」，統合進自己的領土中。在「北部新疆」遊牧的蒙古人和哈薩克人，相當積極響應與蒙古共和國統一，蘇聯的領導人史達林也不怎麼反對。
然而，若是蒙古人和哈薩克人合流，形成巨大國家，有可能使得歐亞遊牧民不歡迎蘇聯的統合。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哈薩克人等歐亞的突厥系遊牧民，還是受到成吉思汗的直系子孫所統率，總是會集結在蒙古旗下之故。最後，以社會主義統合為優先的史達林，並沒有允許遊牧民的民族主義高漲起來，因此東突厥斯坦和蒙古高原的一體化，最終沒能實現。
中亞東突厥斯坦若和蒙古高原統合為一，對中國將造成很大的威脅。因此，為了斷匈奴的「右臂」，必須確保東突厥斯坦才行。這就是中國投注全力，佔據維吾爾人的綠洲、將維吾爾人逼入滅絕的境地、意圖創造「中國人的新疆」，背後隱藏的真正目的與意義。
二00九年七月五日，在新疆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爆發了對中共政府的大規模抗議運動，各位是否記憶猶新？這起維吾爾人蜂擁而至，對中國人展開襲擊的事件，讓全世界視線紛紛聚焦在這個意圖從中國獨立的伊斯蘭系民族身上。
現今的中亞地區，有許多由突厥系人建立的國家群。這些國家包括了哈薩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土庫曼、亞塞拜然，以及土耳其共和國。他們雖然全都說著突厥系的語言，但是唯一沒有建立國家的，只有維吾爾人而已。
作者自認執筆本書的目的，就是把中國對其他民族的歧視、中國的自我中心史觀、以及日本自古以來對於中國的過大評價加以相對化。與歐亞文明相異，日本自古以來便積極引進中國文化，並利用先天海洋阻隔優勢，從而展開獨特的發展。若是將中國相對化，會不會招來日本對自身文明的批判呢？作者表示他也可以想見，會有日本人對此感到不安。為此作者想說，日本是否一直以來對中國抱持著自卑情結，而這種自卑感往往反過來，與對中國過大的評價相連結了呢？
作者還提到：歷代中國政權不只嚴防歐亞遊牧民突破長城進入中原，也禁止自國的農民與冒險家和「野蠻人」的世界相互匯流。越過長城的中國人，往往會背叛中央政權的指令；成為歐亞一員的中國人(所謂的漢奸)和「野蠻人」攜手並進，建立新的王朝，這樣的史實有無數次可以確認。美國「步行歷史家」」歐文．拉鐵摩爾，稱這種「越過長城的中國人」為「邊境的蓄水池」。「蓄水池」內的水極不安定，隨著長城兩側的勢力消長，會向何方奔流一切不明，可以說是把兩面刃。
為了讓邊境「蓄水池」內、手持兩面刃的中國人，以及歐亞的「野蠻人」雙方沉靜下來，現代中國打造所謂「一帶一路」的巨大政治經濟構想。但事實上，不管陸地上也好、海上也好，這些路徑都是自古以來便已開闢的交易便道，擔任推手的，也包括當地人民。中國文明絕對不是透過無人之地傳遞到羅馬的。
相反的，正因為中國的存在日趨薄弱，所以才必須構築新的政治與經濟通路，不是嘛？以支援踏足各地的中國人為形，將邊境「蓄水池」的「洪水」盡可能往外引流，這就是「一帶一路」的真正目的。
將歷史逆轉觀看的目的，同時是為了看穿中國反智主義的本質。
中國讀書人直到近代為止，都不願承認自己的國家位在北半球的事實，而是堅信自己乃是世界的中心。當社會進化論從歐洲傳來後，便和傳統的華夷思變相結合。他們根據「先進的西洋思想」，為自己的國家做出這樣的定位；中國人的進化僅次於白人，比起其他的有色人種、特別是歐亞的遊牧民更加先進。儘管在學術成果有著飛躍性更新的現代，中國人仍不放棄「萬里長城以南是世界中心，也是人類發祥地之一」的妄想。
最明顯的事例，就是中國人乃是「北京人」直立直系子孫的說法了。某古生物病理學家，對此有以下批判：「……中國的古人類學者主張，有眾多證據可以支持中國人的地域連續性，而中國乃是一百萬年以前到達東亞的舊人類直系子孫。他們還說，從太古中國的直立人化石中，已經可以看出現代中國人的輪廓特徵。這跟目前廣受各界接受、認為現生人類都是源自於非洲的說法，彼此相對立（愛麗絲．羅伯茲《人類二十萬年－遙遠的旅程》文春文庫，二０一六年版）」。
問題是，中國目前發現最古老化石，乃是四萬九千年至三萬九千年的產物。中國人不是現生人類的一員，而是直立人的直系子孫。這個說法就跟地球與人類乃是神所創造的思想如出一轍，是典型的反智主義。可是，中國人對此卻毫不在意；正因如此，他們在學問的發展上，經常落後於世界。
從歐亞遊牧文明的視角對中國史進行思考，就可以深刻理解現狀的性質與背景。雖然中國自稱是一九一一年延續滿洲人的大清，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是走回明朝的老路。這種返祖民族主義的手法，與秦始皇有類似之處。現代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正是出身秦朝的根據地陝西省，所以算是秦人。
司馬遷在《史記》中，描述身為秦人政治家的代表始皇是「以凶暴行善政」。換言之，儘管他的政策目的是好的，使用的卻是壓制人民的凶暴手段。這種古代秦人的印象，跟今日習近平幾乎完全重合。習近平自二０一二年就任最高領導人以來，在漢土上打著反貪腐的旗號放逐政敵，同時也把中國人民享有本來有限的言論自由剝奪殆盡。他將監視全國人民日常的人臉辨識系統加以普及，強化壓抑體制。不僅如此，他還在萬里長城外側，歷史上不曾為中國人所支配的邊境－東突厥斯坦（新疆）、南蒙古（內蒙古），以及西藏，推動種族清洗。
秦人自己也是出身可追朔至西方的集團，他們離開遊牧文明，緩緩轉成農耕，然後滅掉中原六國，一統天下。作者認為，秦之所以南下，是因為背後的強大的歐亞遊牧世界太過廣闊、農耕化的「背離者」不能也不想回歸之故。為此，秦統一六國後，便在黃河以南的鄂爾多斯南部－也就是所謂的河南之地興建長城，以防匈奴進攻。他們對於長城，也有防備中國人與草原世界合流之意。但是，歷史絕對不像是「凶暴的秦人」所期盼的那樣轉動。在秦朝的民間，一直對於盛傳「亡秦者胡也」這句話有著深刻信仰；然而，滅秦的「胡」並非遊牧民，而是秦二世胡亥。既然如此，秦人習近平的統治能維持到什麼時候呢？
說到這裡，遊牧民跟漢人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差異可說。
清的第四任皇帝康熙，當他旅經鄂爾多斯進行狩獵時，留下許多故事。在岡田英弘的名作《康熙皇帝的信》中，收錄了康熙皇帝在旅途中，寫給位在北京的愛子（皇太子胤礽）的信件。
一六九六年十一月，康熙皇帝從呼和浩特度過黃河，前往鄂爾多斯高原享受狩獵之旅。當時，他正準備踏上橫跨東西突厥斯坦、盛極一時的蒙古人王朝－準葛爾汗國的征途之中，他的信是這樣寫的──
當我一踏上鄂爾多斯的土地，就發現當地人的生活相當優渥，在禮儀方面，也始終不失昔日蒙古的傳統。
鄂爾多斯人的生活相當井然有序。家畜豐富，良馬也很多。雖然富裕的程度上稍稍不及察哈爾人，但是比起其他蒙古人，還是富饒許多。他們在馬上射兔的姿勢雖然不怎麼優雅，但仍相當嫻熟。
鄂爾多斯的蒙古人，在這個時期也會從事獵兔活動。即使到了現在，蒙古人仍然會在冬天進行狩獵，並將兔子和狐狸皮賣給支那人。這種生活習慣，大概是從康熙皇帝的時代開始一直延續下來的吧？
透過康熙皇帝的信，我們還可以明白一件事，那就是鄂爾多斯人在禮儀上「始終不失昔日蒙古的傳統」。
不管是從前還是現在，以蒙古人為首的遊牧民，一直都把「yosun」──也就是「禮節」、「道理」、「原則」看成跟性命同等重要的事物。這種價值觀在維吾爾人、哈薩克人、所有突厥系人民，乃至於阿富汗的普什圖人中，也都是共通的。遊牧民普遍有這種重視義理人情、樂於招待他人的文化。
曾經在美國引發多個恐怖攻擊事件的領導者賓拉登，晚年曾一度棲身於阿富汗近郊的普什圖人家中。雖然部分原因是他是率領阿富汗反抗蘇聯、立下實績的人物。但是作者認為還有的是：在遊牧民普什圖人看來，有人前來家門求助，自然不能把客人交到敵人手中，這正是遊牧民的價值觀。
（所以肥宅們聽好了，要結交遊牧民朋友，惹到仇家就可以趕快去躲～）
這種觀念跟支那人的價值觀正好呈現極端的對比。也因為如此，遊牧民和支那人始終互不相容。在基於道教、儒教價值觀寫成的漢字書籍中，總是將遊牧民描寫成野蠻不知禮儀的粗俗之人。但是，寫這些書的支那人，他們理想的儒教禮節，和遊牧民重視名譽觀和義理人情的禮儀，是全然相異的。更別提到不識字的支那庶民在歷史上佔了壓倒性多數，也不曾實施過那一套所謂崇高的禮節。
一九四九年共產革命後，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於支那的傳統進行大規模的破壞。這些掌握實權、出身農民或勞動階級的人物，在少年時代並沒有充分受過教育，因此對自古以來的儒教品味與優雅品味的基準表現出徹底否定的態度，反而把粗野當成一種值得誇耀的事。
其中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文字。直到一九八零年代為止，中國一直把「字寫得醜」當成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他們認為，醜字代表著「人民的字」、「勞動階級的字」；至於「漂亮的字」，則是資產階級的產物，應該予以否定。正因如此，包括作者這個世代的人在內，都得從小到大刻意把字寫得很醜，符合黨意。
一九七零年代，文革的混亂逐漸平息，大學的考試制度開始復活。當時二十歲左右的大學考生，因為身為文革的被害者下放到農村，幾乎屬於無學世代，對於筆試測驗完全一籌莫展。作者當時是中學生，擔任監考老師的助手，所以對這方面非常印象深刻。關於數學化學之類的問題，明明連身為中學生的作者都能簡單解答。但是這些年紀比我大的考生，個個都是搖頭苦思。
這些粗野的共產黨員所產生的無學世代，跟現在的習近平主席是同一個世代的人。
作者在書末進行了對亞洲的評論：「亞洲是一個整體」，這樣相信的日本人似乎很多。可是，東邊日本人的世界觀，與印度和巴基斯坦人的看法迴然相異。在更西邊的阿拉伯沙漠和敘利亞高原，更是完全相異的人文世界無限伸展。光是日本列島、朝鮮半島和中國三個國家，就已經不斷對立衝突了。要一直把延伸到遙遠地中海沿岸的地區都稱為「一個亞洲」，顯然有其極限。
梅棹忠夫先生在其著作《文明的生態史觀》中，曾經提倡在東洋、西洋之外還要再加一個新的「中洋」概念。作者表示贊同，並認為自己身為蒙古人，是遊牧世界的一員。蒙古的遊牧民，並不會認為自己是「亞洲」的一部分，在遊牧民看來，亞洲指的是萬里長城以南的東亞大陸，以及濕潤的東南亞。至於蒙古人，則是歐亞的一員。
身為歐亞的一員，必然會跟歐亞主義產生共鳴。
一九二零年代，從蘇聯流亡他國的俄羅斯知識份子－特魯別茨科伊(N.S.Trubetskoi)，以及薩維斯基(Petr N.Savitsky)所提倡的一種文明論。他們拒絕用馬克思代表的一元西洋進步主義來談論俄羅斯歷史，而是重視與突厥和蒙古等草原遊牧民文化傳統之間的親和性。歐亞主義的精髓，重視的並非亞洲或西洋，而是包含斯拉夫、突厥、蒙古在內的複合文明體系的共有價值。
歐亞主義一方面批判馬克思流的單純進化論，同時給予布爾什維克對諸民族的解放極高評價。蘇聯瓦解後，歐亞民族各自獨立，結果實現了真正的民族自決。今日，在俄羅斯跟獨立各國構築協調路線之餘，歐亞主義再次受到矚目。
不管怎麼說，歐亞各民族間因具有相互親和性，所以歐亞主義的實現乃是可能之事。反過來說，歐亞跟亞洲的中國之間，完全找不到類似的親和性跟共通的精神土壤。
結語：
筆者我認為，雖然作者對於歐亞地區未來表示樂觀。但是由於外在的客體現實條件、主體認知上各方勢力互有盤算的影響之下；導致今日鄰近中國的歐亞民族，無法自由按照已身的歷史文化、社會結構脈絡去進行最自然的發展，也是至今為止的一大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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