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人專欄 接續上一章，作者還在分析中國文明的起源。蘇教授的話已經結束，不過卻沒有寫到為何有這麼多人和民族踏足中原。但是橋本萬太郎、岡田英弘卻指出，中原的生產性其實很低。黃河氾濫的頻率大約兩年一次，因此所謂的黃河文明，不過就是治水文化而已；若是以現代術語來說，也不過就是一個整建基礎建設的文化而已。
學者魏特夫就曾經指出，中國乃是一個「水利的專制國家」。（《大清與中華》亦有提及）在作者的眼中來看，黃河文明無法有效累積財富，因此無法像其他文明一樣會出現技術革命、思想革命。也不過是一個只知動員人民修築治水工程、整建基礎設施的文明罷了。
中國的情況，要到長江以南才會富饒。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到長江地區都處在季風影響下。季風帶來梅雨，因此有可能進行稻作、建立起農耕社會並開始累積財富。因此，操著阿爾泰語系的諸民族也好、操著漢藏語系的諸民族也好，他們劍指中原的理由，並非是為了在中原定居，而是以此為中繼點，進一步南下。話雖如此，仍有人在中原定居下來，累積一定人數後便形成集團。
（重點一：窮山惡水出惡邦！？重點二：顯然只有漢人角度才認為中原很重要。重點三：古代黃河發展部分跟平野聰教授的《大清與中華》有出入。）
中國近年來改絃更張，主張中華文明是由三種文明結合而成：三種文明分別是黃河文明、長江文明還有草原文明。原因為何呢？
在鄂爾多斯高原上有好幾個行政區，作者的家鄉在伊克昭盟烏審旗。盟、旗都是大清留下來的行政劃分。其中又以烏審旗發現了洪積世後期的遺跡。
這處遺跡被稱為「薩拉烏蘇遺跡」。薩拉烏斯在蒙古語中意指「黃水河」，實際上它就是黃河的支流。在這處遺跡中，發現了蒙古人種直系祖先的晚期智人生活痕跡。這種晚期智人被世界學界稱為「鄂爾多斯人」。不過中國的民族主義者覺得蒙古語地名很礙眼，於是改成了「河套人」。
在鄂爾多斯遙遠東方的烏蘭哈達，在蒙古語中是「紅色山峰」之意，翻成中國話是叫「赤峰」。烏蘭哈達是從中國角度看去，是位在萬里長城以北。春秋戰國時代的支那，認為越過長城以北就不是支那人的領土，而是野蠻人的土地；換句話說，這就是他們自己劃定的界線外側，即不屬於黃河，更非長江文明。而是遊牧民之地的遺跡。
但是卻是這處被認為「化外之地」，卻被日本京都大學的名譽教授水野清一、濱田耕作先生發現有新石器時代遺跡，足以確認新石器文明與中國文字文明的連續性。
就這樣，草原文明就在被過去的支那人認定「不屬於支那」的化外之地蓬勃發展。對照之下，要把黃河、長江文明的存在與現在連結起來的證據卻過於薄弱。蘇教授認為「草原文明也應該被認可為中國歷史的原點」，恐怕也是這個理由。
結果，中國不得不將烏蘭哈達、薩拉烏蘇的遺跡所象徵的草原文明，當成中國（中華）文明之一，並主張現代中國，乃是這種草原文明的繼承者。也許就是中國共產黨出於政治考量，將蒙古人也曲解成中華民族的「一個中國」原則所導致。
（看起來是跟我們島國同病相憐只是病因不同）
作者明確表示，對於跟他一樣生長在鄂爾多斯的蒙古人來說，絕對不會產生「草原文明是中國文明的起點」或是「中華文明一部分」之類的誤解。即使對於蒙古遊牧民所建立起來的文明感到驕傲，也不會認為它是中國的一部分。對於中國乃至於日本國來說，作者認為他們欠缺這種歷史的直覺。
對於中國稱呼的「草原文明」。但是作者認為文明要由其主人翁來定義才是。包括作者在內的所有日本研究者，都是稱呼為「遊牧文明」。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的名譽教授松原正毅先生是如此定義：遊牧是一種文明。在遊牧中，具備了可以超越個別文化、參與其中的機制與體系。若是接受這種文明的機制與體系，遊牧民的生活就可以成立。作為文明的遊牧，期一大特色就是「簡素」。遊牧的基礎，就是移動性。
「中國」與「支那」有何不同？
作者表示，蒙古人等草原民，自古以來就是一直使用「支那」這個名稱。
歷史學者岡田英弘對此批判：說到底，英語的「China」在日語中對應的詞本來就是「支那」。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將日本置於佔領下的GHQ發布的命令，以及日本人的自我規制，「支那」全部都替換成了「中國」；在這之後，這個謊言就越擴越大，直到今日。
在蒙古人認知的眼中，「中國」是指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後成立中華民國政權的近代中國。現在中國人講到「中國」也是指「一九一二年以後的中國」而已。在這之前的時代，要將現代中國所控制的地區（新疆、西藏、內蒙、滿州）一概稱為「中國」，不僅不符合歷史實情，擅自將這些地區所發生的過往事件都稱為「發生在中國的事」，顯得粗暴無禮又不自然。（參考《殖民還是中華》中亦有明顯提及：漢人與遊牧民族乃是不同的政治管理，其地位在滿清皇帝／可汗治理下明顯互有高低不同；光是髮辮有無被迫更改可見一斑。）
還有，「支那／China」發源於古代的王朝「秦」；古代印度也稱中國「Cina」。現代阿拉伯地區的人們，仍然稱中國為「Chin」。在「Chin」後面加上一個母音「ａ」，就變成China。用來指稱近代中國成立之前的該文明圈，作者認為再適合不過。
作者也明確表示，只將古代漢人擔任主角活動的地區稱為「支那」。漢人以外各民族一概不稱「中國人」、「華人」的立場。而「中國」前面已提到是一九一二年以降成立的國家。
匈人與匈族是同族同源嗎？
根據江上波夫的研究，匈奴的短劍很明顯用在宗教儀式之上，其用途與斯基泰的短劍一樣。江上先生還特別關注，是希羅多德的紀錄《歷史》。根據希羅多德的描述，斯基泰人會用一種名為「阿西奈塞斯」的短劍。這種短劍是軍神阿瑞斯的象徵，供奉在堆滿木柴的平台上，以處死的俘虜作為獻祭。
根據古代支那的漢文記錄，匈奴使用的短劍稱作「徑路刀」。其形狀根據江上先生的分析，與斯基泰的阿西奈塞斯極為酷似。
江上先生也主張，供奉「徑路刀」的證據仍存在蒙古高原上。在蒙古高原的高地部分，經常有著被稱為「敖包」、用木柴或石頭堆積而成的木石堆。江上先生推測，對徑路刀的供奉，或許就在敖包進行也說不定。
實際上江上波夫自己出版的《歐亞古代北方文化－匈奴文化論考》一書，認為從西元前五世紀到後三世紀，東起蒙古高原、西至多瑙河，都處在一種共通的文化之下。江上波夫將之命名為「斯基泰－西伯利亞－鄂爾多斯青銅器文化」。
不過依據呢？
江上先生又運用古代支那的紀錄，如《魏書》等，以及西方文獻及考古學的出土品，指出西元前四世紀與後一世紀的活躍的匈奴，逐漸向西移動，到了西元五世紀左右，出現在鹹海與裏海一帶。之後，他們征服了阿蘭人，在五世紀以「匈人」之姿，在阿提拉的率領下出現在潘諾尼亞平原，並進一步橫掃整個歐洲。作者認為這樣的歷史故事太過浪漫，不過從雙方出土品一致來看，也可說並非全屬幻想。
根據萬里長城的南側——也就是支那的紀錄，匈奴是野蠻人，是「支那北方的少數民族之一」。可是，匈奴並非古代支那的少數民族。事實上，他們不只是存在支那北部的民族，更是對遙遠西方的黑海地區、乃至於羅馬帝國方面，都有重大影響的世界性民族。這點從蒙古國國立博物館的展示就可一目了然，連蒙古人也認為匈奴是自己的祖先。這點除了是國家史觀，也是民族的共通認識。
不管是匈奴也好，蒙古也好，都是跟支那毫無血緣文化關係的存在。
另外，在提到長城兩邊觀點差異的時候，必須提到「長城」的意義變化。
遊牧民的「遊」乃是按照合理的規律進行遷徙意思。形成這種規律的，是遵循春夏秋冬的季節變化；動物若是遇到酷熱，便會遷徙到涼爽地區；遇到寒冷，則會往暖和的地區移動。人類也是一樣，在狩獵採集的時代追隨獵物，在畜牧時代則追隨家畜，若是動物遷徙，他們只能隨之改變居所。這便是遊牧的起源。
遊牧民所利用的家畜，包括提供「毛皮」、「肉」、「乳」，以供人們衣食居住的羊和山羊，以及利用其力量的牛跟駱駝、馬。牛跟駱駝被用來搬運，馬則是大家所熟悉的用在軍事上。遊牧民在軍事上一直有壓倒性的優勢，就是因為毫無保留地使用馬的機動力。這種優勢一直持續到十八世紀後半，工業革命帶來蒸汽機與鐵路，以及重火器發明為止。
作者表示自己出身的鄂爾多斯，就是匈奴的根據地。從他家的大門口，每天都可以看到五十公里外的萬里長城烽火台。對於作者來說，這是日常風景的一部分。但是，這裡的萬里長城剛好並不壯觀，卻相反的非常簡陋。
蒙古人稱長城為「Chaghan Kerem」，意思是「白色土牆」。作者在還很幼小的時候，他的父母告訴他：「那座白色的土牆，是住在牆對面的支那人，為了防止歷史上一直對峙的我們遊牧民南進，而蓋起來的喔！」不僅父母如此，連附近的遊牧民們也是異口同聲的說著。
不過作者當時的內心起了小小疑問：支那人真的認為這麼粗糙的東西，能擋住人的移動？
等到作者長到五、六歲，已經能夠騎乘馬的時候，跟著大人一起出發，試著前往家裡去看那段長城的附近。當時，作者的馬輕易越過長城（楊海英《草原、馬與蒙古人》）由此可知，那段長城根本防不住遊牧民（１．）。
藉由長城這種土牆來保護自己國家的想法，基本上是很封閉，也很「中國」的。這樣的批評和議論在一九八零年代，隨著鄧小平與中國知識份子的改革開放，在中國也一時蔚為風潮。
中華文明是封閉的文明，而其象徵就是萬里長城─他們是這樣主張的。「長城絕對不是中華文明偉大的象徵」，而是為了和他者劃下界線成立的土牆；這種封閉性不打破，中國的改革開放就不能成功，這就是當時的論調。（可參考《何謂大清？誰是中華？：多民族帝國的樣貌》第三張照片開始）
當時抱持這種建設性議論的節目，一度讓前往北京留學的作者楊海英先生，感到印象非常深刻。對於從小聽匈奴傳說長大的他而言，更是相當認同這項說法。
可是在這之後，這種嶄新的論述遭到政治上的批判，同時也被視為是一種有問題的論述。「中華文明沒有什麼封閉性，從以前開始就一直很偉大。」這樣的自我中心史觀成為主流。這種史觀也就是「中華史觀／華夷思想」，同時帶有強烈的排他性。它的具體呈現，在古代是「反異民族」、在近代則變質為反外國主義，到了二零一二年後更是以反日為特徵（佐藤公彥《中國的反外國主義與民族主義》）。
匈奴與支那的女性觀
關於雙方的價值觀差異，以對待女性的態度也可看出端倪。
漢帝國的皇帝劉邦過世後，朝廷暫時由呂后掌權。這時，冒頓單于寄來一封書信，上面提案到：既然冒頓單于乃是單身，而呂后也恢復單身，那麼雙方或許可以考慮締結親密關係。呂后聞言大怒，據說氣得一度要派兵征討匈奴。
然而，冒頓單于的舉動，在遊牧民來看不過理所當然之事；遊牧民的原則就是「若想追求女性，不說出口就太失禮」，冒頓單于不過忠實呈現這種文化罷了。（肥宅們學起來……喔還是別）而且就事後單于得知漢人習俗與匈奴差異，致信道歉來看，顯然並無惡意。不過中國史家對此往往大肆喧染，認為這是匈奴另有所圖。
另一方面，漢國皇帝則是像《長恨歌》提到的一樣，擁有佳麗三千。但是由於人數太多，為了挑選女子而請畫家繪製肖像畫。許多女子也為了讓畫作更美而賄賂畫師。唯有一位大家透過歷史課本或故事從小得知的人物－王昭君，她對此賄賂不屑一顧。結果畫作被刻意畫得極醜，以至於沒有得到皇帝臨幸。
當時的匈奴，對於漢帝國來說乃是生死存亡的威脅。老是要進貢物品才得以維持休戰狀態。這些物品除了茶與絹外，還包括了美女。
後來故事讀者們應該也聽過，王昭君就這麼陰錯陽差被送給匈奴。
不過想當然耳，作者以自身對匈奴習俗的了解。推想出另一種不同的故事版本；當時的匈奴雖然跟漢一樣，處於一夫多妻的社會，但是他們的妻子並不像是漢的後宮一樣生活在封閉的空間之中。這些妻子在草原上，各自擁有帳篷式的宮殿，單于則要像是後世的蒙古大汗一樣，得到妻子的許可，才能前去一親芳澤。假使妻子心情不爽的話，可以拒絕大汗的造訪。王昭君就這樣在匈奴之地終老一生。從王昭君的墳有設置好幾處來看，王昭君肯定深得遊牧民的心！
對於支那人而言，將女性進貢給強大的異民族，乃是一段屈辱的歷史。可是時至今日，支那卻以王昭君嫁給匈奴為藉口，振振有詞主張「匈奴自古便是我國的少數民族，蒙古高原也是我國領土」。對於這種說法，劍橋大學教授、同時也是文化人類學者的烏．額．寶力格，則是一語道破：「歷史上，與異民族結婚的中國人女性，都會變成他們主張領土的武器。」不只是漢王朝對匈奴，唐的文成公主嫁給吐蕃贊普（吐蕃最高領袖）這件事，也被中國拿來妄想，說「西藏自古以來便是支那的領土」，而完全無視於當時贊普也迎娶了尼泊爾妃子這個事實。
匈奴與支那，在精神世界上有著根本的差異。除了語言宗教上的不同，從價值觀更是可見一班。
提到雙方差異，不可不提道教。
漢代的支那，道教可以說非常鼎盛。在宗教學者當中，也有人認為道教並非宗教。不過宗教民俗學者、東大名譽教授窪德忠先生等人，則認定它不只是宗教，還是唯一源自於中國的宗教（窪德忠《中國宗教的受容、變容、行容──以道教為軸心》）。
道教是一種混合了「泛靈信仰」、「神仙思想」與「八百萬神明信仰」的宗教。人們認為信奉這種宗教可以「長生不老」，咒術的要素非常之強。
據窪德忠先生所有言，道教可分為「道士的哲學道教」與「民眾的實踐道教」兩類。道士的道教包括教學（宇宙生成）、方術（占卜、咒術）、醫術（煉丹、長壽）、倫理（戒律、祈禱）。相對於道士道教，民眾道教則非常原始。只要能擊退惡鬼惡靈的人，就會被當成神來看待。
民眾道教的神，可能是被權力者殺害的人、被婆婆虐待自殺的媳婦，總之極為具體。
民眾道教分為好幾個教派，每個教派都有其教祖。祀奉這些教祖的祖師廟，在中國幾乎隨處可見。在作者的故鄉鄂爾多斯高原的南部、靠近萬里長城的北方就有一間祖師廟，祭祀的是神農氏。神農氏是藥王，據說也是炎帝。
在中國與中華民國台灣，道教的寺廟被稱為「道觀」。在這些廟前，多半會設置龍形的雕像，祂是自然的水之守護神。媽祖也是道教經常祭祀的神明，掌管航海安全的女神。
據說媽祖原本是十世紀下半福建省一名姓林的巫女，當時巫女陷入昏睡狀態，直到母親搖晃才起來。據她說，她在夢中正在祈禱；母親問她祈禱什麼，她說父兄遭遇船難，要拯救他們。結果父親得救，但是因為母親干擾，沒有救到哥哥。
結果這件事情真的發生，當船隻回到港口。父親平安無事，兄長卻亡故。這位林氏後來演變成媽祖，在蒙古人的元代由皇帝御頒為「天妃」。到了滿洲人的清代又被賜與「天后」等形形色色的封號，地位更加提升。這就是將極富具體性、屬於民間信仰性質的道教神明，加以政治化的舉動。
不過問題來了，道教為什麼誕生，普及於東亞大地呢？
道教誕生的時候，正好處於人們對於專制政治最懷疑的時代。王朝不斷更迭，人民的生活也因此極不安定。於是，支那人開始問：這到底是為什麼？最後他們得出答案，原來是有人招來惡鬼與惡靈。只要能擊退這些東西的人就能成神。於是，他們開始把鎮壓邪惡的人物當成神來祀奉。
道教開始有教團組織是在西元二世紀，和匈奴西進的時期相當。當時在華北有個叫「張角」的人，建立了稱為「太平道」的組織。這個組織在人口過剩、困窮為背景下，由城市貧困層組成祕密結社很快擴散開來，成員相互提供食物和住處，彼此團結一致，而在成員之間，也有可相互確認的暗號。
張角在一八四年，對漢朝發起了「黃巾之亂」，卻遭到漢王朝官方鎮壓。與太平道並列，另一個廣為人知的是人稱「五斗米教」，興起時間也是二世紀，地點在江蘇一帶。
這個時代，支那已經開始推動儒教國教化。只是當時，儒教僅流通能讀寫漢文的少數菁英之間，對於庶民來說，講到宗教，還是口傳的道教（讓我聯想到歐洲中世紀的天主教也是這種狀態）。
宗教學者認為，支那的價值觀屬於「此岸」（現世）。它是為了這一世──說得更精確一點是為了自己──而生。而非為了來世、將來、或是為了他人而生。
由於土地私有壟斷、世襲特權階級的影響，支那社會存在一種金字塔式權力結構；對此感到不滿的人，則會組成祕密結社的宗教團體，在地下紮下抵抗之根。
作者甚至進一步認為，法輪功就是在江澤民時代登場的「道教」。他們用氣功鍛鍊身體，目標是長生不老。這種宗教興起的背景，是醫療福利設施的匱乏、貧富差距。在江澤民掌權時代的中國，眾人平等的社會主義經濟幻想已經崩壞無疑，庶民甚至處在連看病都無能為力的狀態。為了維持健康，只好靠自己力量努力，這就是氣功崛起原因。
法輪功就是中國現代的祕密結社，如同二世紀的太平道、五斗米道的背景成因一樣。法輪功在基層民眾之間逐漸擴大影響力。故此，他們跟太平道、五斗米道一樣遭到權力者的鎮壓。
可是中國領導人也有部分道教思想，李志綏所著《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描述，身為共產主義者的毛澤東，非常相信「與少女性交可以長生不老」這種道教傳說，並且積極實踐。
在中國，儘管領導人為了自己的幸福也會利用道教，卻從不試圖解決同樣信奉道教的一般老百姓心中的不滿。因此，在中國基本不成立政教一致的情況；另一方面，三大宗教（佛教、基督宗教、伊斯蘭教）則各自有政教合一的經歷。特別是在古代歐洲，政治與宗教乃是齊心協力，共同解決庶民的心靈與經濟問題；然後到了近代以降，政教又再度分離。可是不管是中國或是中國人，都沒有辦法透過宗教，來解決庶民現世的苦難與來世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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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牧文明主體視角（下）翻轉歐亞的政治史
（１．）：本書未曾提及，參考支那的解釋是：長城高度並不是都足以妨礙馬匹跳躍；但可阻礙匈奴的後勤運輸補給。
事先以偵查兵、信鴿、烽火臺等手段掌握匈奴軍動向後，在匈奴軍主力越過長城的同時，派兵截斷匈奴留在後方的補給線。同時強化鄰近邊境的城市要塞，設置路障阻礙匈奴軍的南下，並尋找機會逼迫匈奴在無法掠奪、缺乏補給的狀況下，要嘛被迫撤軍，要嘛就在地形崎嶇的場所(無騎兵優勢)進行決戰。
不過整體戰略效果令人起疑，光是掌握動向的難度就非常大，花費的人力物力也是對方好幾倍，非常不划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