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政治〉
二戰巴黎解放後不久，沙特在《大西洋》這本美國雜誌上描述二戰的經歷：「在德國佔領下，我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他的意思是，被佔領代表法國人再也不需要去決定該如何過生活。抵抗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這麼一來，每個個體都是好人。佔領是來自外部的必然性，讓人將注意力集中在操作實踐上：重點是怎麼做，而非為什麼做。
不過，唯有在例外情況下，生活才會如此簡單。是非對錯並不是那麼黑白分明。要不是沒有規則可循，不然就是規則互相矛盾。
個人意志像位於北極的指南針那樣找不到方向。我們在生命中掙扎猜測，有時這種未知會伴隨我們直至死亡。
要能承受這種未知，力量和忍受不確定性的能力不可或缺。但是，假如你從未發展出這種能力，那該怎麼辦？
因為受到外部制約，單比來說職場的壓力比相對混亂的家庭生活還要小。出於相同原因，我們發現自己處於一種狀況：幾乎每種形式的政治都需要一個來自外部的必然性，替我們的決定提供方向。
我們對理想社會的理想，幾乎不曾是政治辯論的核心議題。現在，政治的焦點是如何應對風險、預防可能出現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比起未來可能發生的災難，已在地球上肆虐的大火較不受重視。
在政治上，其實我們也能採取另一種作法。「我們過得好不好」理應是做出改變的理由。
在美國或瑞典等國，每七人就有一人服用抗精神病藥物，這應當是政策的重點。當然，偶爾會有政治人物出來說社會上有越來越多人在服用抗精神病藥物，指出這是非常嚴重的現象，但也沒有人真的進一步推動改變。
為什麼人類過得這麼不快樂？這個問題在社會辯論中鮮少出現，這點實在令人意外。
幾年前，有份研究發現促使政治人物採取即刻行動。由於鎮靜藥物和抗憂鬱劑在人體中循環後會被排出體外，幾位瑞典研究人物就突發奇想，想了解藥物濃度是否會影響水生生物。
研究結果相當震撼。就算是農相當低的緩解焦慮藥物奧沙西泮，也會讓鱸魚變得活躍貪婪；西酞普蘭等抗憂鬱劑會讓三叉戟魚和斑馬魚的食慾與繁殖能力下降。
現在，世界各國都努力挹注大量財政資源來解決這個問題。不過，政治人物想解決的，不是越來越多人焦慮憂鬱到需要尋求化學物質協助的難題。
不是，一旦野生動物收到威脅，生態平衡就會有危險。而針對這個問題，政治能根據風險做出必要反映。
風險政治的核心正是：永遠都做最壞的打算。
生態平衡受威脅，我們的生存基礎就會出現危機。當然，避免環境災害絕對是必要之舉。但是，我們竟然能忍受人們過得不快樂這種已經發生的災難。
政治行動的重點顯然是預防未來的災難，而手段是裝設過濾器，將飲用水中的殘餘化合物給過濾掉。
無論辯論的主題是甚麼，不管信譽卓著的政治人物回答那些問題，當前的主流操作都是用風險來做為反駁。
正如德國哲學家尤爾根‧哈伯瑪斯所說，政治已經變得「消極」。這是一種逃避策略，用來閃避不斷出現在體制內的問題。去設想有可能發生甚麼事的反事實思維，只會讓我們在原地踏步。
我們能去設想無數種社會崩潰的場景，但是針對一個高度發展的民主制度是甚麼模樣，我們的想像力卻付之闕如。
有時大家口中所說的「後政治」，指的其實就是種現象：以官僚主義的方式來管理現況。由於風險管理的目的是預防未來的災害，政治徹底變得保守封閉。
保守政治的存在並不新奇，但這種保守作風的盛行卻是前所未見。從前，規避風險的政策曾受到較願意面對風險的反對派挑戰，但這種對立目前幾乎已無處可尋。右翼民粹主義政府也選擇踏上風險規避之路。
現在，「右」和「左」的唯一差別，只是他們如何評估不同風險與設定優先順序罷了。
較為激進的政黨在呼籲推動政治改革時，提出的論據也變得越來越保守溫和。逐步擴大選舉權，讓婦女、窮人、低工資者、社會福利接收者，以及認知功能障礙者等族群享有投票權，就是不顧風險推動改革的例證。
每次投票權、勞動權和社會福利國家一有擴張，保守派反對人士就會出面警告，表示會出現政崩盤與管理不善等後果。不過，改革者還是落實這些變革。這並不是因為他們將其他風險拿來當成反面論述，而是因為不管需要付出多少代價，推動者都認為這些改革本身具有道德倫理上的價值。
隨間推移，那怕是對未知的「非地方(烏托邦)」的渴望，也得屈就於對厄運的焦慮。屈就程度之高，以致於這股渴望也被風險的陰影所壟罩，並被視為對抗未來危機的唯一手段。烏托邦主義者就經常表露這種態度。
這種傾向早在馬克斯身上就已出現，特別是在生命後期，他滿腦子想的都是資本主義固有的自我毀滅特質。根據馬克思，共產主義不僅只是烏托邦，更是「歷史之必然」，就像從前的資本主義那樣。
後來，環境毒素、迫在眉睫的核戰以及人類的自我毀滅，都替烏托邦披上所謂必然的華服。
目前，多數烏托邦式的社會願景，都從全球暖化的眾多真實效應中，找出至少其中一種來做為論述基礎。
創作內容
【書語】規避風險的保守之風，實踐的去除自我，一台盤算風險的算計之握「簡語」
【心得與概念】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