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抗未來的鬥爭〉
假如選擇是以荒謬的形式呈現在我們面前，讓人覺得這些根本是不可能的抉擇，而我們的個人決定只能對抉擇的結果發揮細微影響的話，做出選擇或許會沒那麼困難。
但事實並非如此。由於決定應該是理性的，而且還得來自個人意志，不安全感也連帶變得更為強烈。這也讓思想的旋轉木馬開始轉動，因為如果要做出理性、發自個人意志的決定，我們得先知道自己是誰。
某些文化開始出現與此趨勢相對的發展，藉此制衡以未來為導向的科技。其中一例是卡比利亞社群，位於阿爾及利亞北部的一個沿海山區。
法國社會學家皮耶‧布爾迪厄在一九五零年代末於當地從事四年的實地研究。雖然這個社群的成員都已定居型態維生、得面對各種與農業相關的未來規劃與風險，但是當地人卻對過於周密的前瞻性計畫非常懷疑，甚至可說是敵視。
關於計畫的理性談話會讓當地人非常不悅。假如有人太費心規劃未來，說得好像自己能影響甚至是控制未來，他們就會說：「他以為自己是上帝。」
任何想藉由計畫來消除未來之不確定性的人，都會被視為是軟弱或傲慢的。任何形式的盤算都是可疑的，而這種態度不僅適用於提升作物收成方面。他們不會事先確定會議的參加人數、不會去量要播多少種子，也不會去數有幾隻小雞或幾顆雞蛋。
那這些人是如何成功種植作物的？他們是如何做出會影響收成的重要決定？
根據布爾迪厄的說法，當地人因為文化傳統而懷抱某種「自信」。飼料的儲存量是根據準則而非理性經濟考量而定。藉由這種自信，當地居民都很尊重由前幾代人傳授下來、整個社會都認可的教條與準則。
而那些在精心盤算之下無視傳統的人，行為舉止完全沒有展露半點自信。那些指望未來收成能增加的人，不僅沒有用謙卑的態度面對未來，甚至還欺騙了整個社群。
這種對未來的開放態度或許是不理性的。不過，我們也在連貫一致的理性中看出固有的不理性，哥德爾就是最佳例證。
或許我們必須接受未來不確定的事實，並遵循既有行動指南的「傳統」，而不是去承擔風險，因為我們沒有足夠時間替自己預計做的每件事提前擬訂計畫。
不過，每個社會接受不確定性的程度都各有不同。在一個認同人類不該試圖去盤算或控制未來的社會，卡比利亞人不願影響未來的做法就更容易被採納。
在一個主張風險最小化與機會最大化的社會，人類自達成各種農耕成就以來所懷抱的未來視野就會不斷擴張。
西方歷史中也可見類似卡比利亞人的做法。比方說，第一批雇傭勞動者認為累積大量錢財是很沒意義的一件事。幾世紀以來，普遍原則是努力賺取足夠的錢來維持生活，就這麼簡單。
十四世紀，瘟疫在歐洲肆虐，這種工作態度造成明顯的勞動力短缺，這就是為什麼勞動者的自由在某種程度上與中產階級的自由相似。
在人類歷史後期，這種例外狀態確保勞動者能談到更高的工資。不過在十四世紀，大家著重的是擁有更多休閒時間。宗教在勞動者階層繁花盛開，因此有越來越多諸聖節變成休假日。
話雖如此，在工業化開始前，歐洲勞動階級對未來似乎抱持近似於卡比利亞人的沉著態度。德國社會學家馬可斯‧韋伯，就詳述傳統勞動者對資本主義的抵抗，抗拒資本主義對勞動力增加的永恆可望。
他寫道：「女性勞動者往往體現出倒退的傳統主義勞動形式，尤其是未婚的女性勞動者。然而，『倒退』指的未必是負面發展。」
沒辦法透過工資增加來鼓勵勞動者多工作，這點實在非常有趣。韋伯還觀察到，傳統勞動者對高工資的興趣不比擁有更多休閒時間：「對他們來說，減少工時比提升工資更吸引人。」
具體而言，這有時代表當勞動者認為自己已經賺夠接下來的工資時，工廠就會暫時空出來。
韋伯寫到，我們能在各種資本主義擴張形式中得到這種觀察：「人的本性並不是想賺錢或賺更多錢，而單純是想生活、想著像他或她習慣的那種生活，並為這種生活賺取足夠的必要資源。
無論是在何地，只要現代資本主義開始藉由提高勞動強度來增加人類勞動生產率，前資本主義經濟勞動力的這種首要概念就會永無止境地抵抗。」
韋伯所謂的這種「本性」如今怎麼會出現如此大的變化，大到我們現在都很難想像有人不會去想到即將失業的風險。
在這個問題的答案中，傳統歐洲勞動者與納米比亞桑人(目前仍以狩獵採集為生)之間的最大差異也變得清晰可見：無論歐洲勞動者的抵抗有多猛烈，程度都不夠強。
創作內容
【書語】凝視未來的瘋狂理性，放手的準則讓未知成為謙卑「簡語」
【心得與概念】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