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自王亞平女士的《西歐中世紀社會中的基督教會》
（The Church in the Medieval Society of Europe）
中世紀早期，尚處於半遊牧民族的法蘭克人在農業相對發展的羅馬帝國境內建立起自己的王國，
武裝遷徙引起的社會動盪致使農業生產遭受到嚴重的破壞，
與之連鎖反應的是手工業的萎縮以商業活動的停滯，
原有的社會的經濟機制也在民族大遷徙的衝擊下失去了組織和調節社會生產的職能。
民族大遷徙所造成的衝擊擊垮已然腐朽的羅馬帝國。
然而，在羅馬帝國時期成長起來的基督教教會，卻因為特有的宗教性得以在民族大遷徙浪潮中獨善其身，
基督教的教會和修道院佔有大量的土地財產，故而能在社會的動盪中較好地保存了農業和手工業技藝，
為西歐中世紀早期農業的復甦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教會和修道院以宗教的觀念解釋他們從事的經濟活動，
把農業的拓墾看作是靈魂得救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而成為大土地的佔有者。
教會用教義對其經濟活動的詮釋頗具鼓動性，因此主導了社會的價值趨向。
在中世紀西歐社會中發生過的三次大拓荒運動中，教會和修道院都可謂是農業生產的先驅和組織者，
在西歐中世紀農業經濟發展的歷程中起到了不應忽視的促進作用。
朝聖是一項完全的宗教活動，朝聖的地域流動性與經濟活動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繫。
在幾乎完全封閉的中世紀社會中，社會的流動性幾乎降低到了最低點，
朝聖這種具有濃厚宗教色彩的活動是封閉社會中一個重要的流動因素。
在艱難的朝聖途中，那些虔誠但又孤獨無助的朝聖者們，
只能與同樣具有流動性的遠程貿易的商人們相伴為伍。
中世紀西歐的朝聖路線與遠程貿易路線的重合，
大大小小的朝聖地與中世紀貿易集市或者是貨物集散地同位一處，
這似乎也在說明朝聖這一宗教性的活動與遠程貿易一樣，是打破區域性封閉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以【自給自足】的原始農業社會經濟中，農業產品的自我消費式生產的主要目的，
農業產品的交換和流通極為有限。
然而，掌握大量土地資源的教會和修道院在滿足自我消費之後佔有大量的農業產品，
出售農業產品無疑是其處置這些農業產品最好的一個途徑。
中世紀的教會壟斷葡萄酒和穀物交易是那個歷史階段不爭的事實，
教會定期舉行的宗教儀式也為開辦定期的市場和集市提供了便利的時間和地點，
滿足越來越需要的產品交換和流通；因此，教堂與市場的相鄰，朝聖地與集市的重疊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一節 農業生產活動中的教會和修道院
在西歐中世紀的社會中，土地是唯一的資源，人們最基本的社會生產活動是農耕。
羅馬帝國三世紀危機時期出現的庇護制為此後西歐封建土地制度的佔有形式提供了最初的模式，
日耳曼人的軍事陪臣制則成為封建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
在西歐立足建立王國的法蘭克人保留了羅馬帝國晚期發展起來的大地產制度，
按照日耳曼人陪臣制的組織原則分封土地，不僅確立了以土地為原則的權利義務關係，
而且也產生了一種以用益權為主導的土地經營方式，有條件的采邑分封培植了法蘭克王國的貴族階層。
在羅馬帝國成長起來的教會和修道院也因為佔有大量的土地成為法蘭克王國中的教會貴族，
並且在恢復性的拓荒運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恢復農業生產的組織者
君士坦丁大帝，在其任內基督教被宣布為合法，
然而事實上帝國的基督教化早已無可逆轉，這麼做只是讓大部分臣民的信仰被合法承認。
自從四世紀初期君士坦丁大帝在米蘭頒布對基督教的《寬容敕令》之後，
羅馬帝國的皇帝就從帝國的國庫領地制中撥出大量的土地贈與教會，
不僅在義大利，而且在非洲和東方的一些地區也都有教會的土地。
那些元老貴族以及地方的權貴，尤其是那些寡居的閨房們都相繼捐贈給各地的地方教會，
致使教會成為社會中的大地產主。教會大量的土地，與帝國晚期因施行庇護制而產生的大地產制相得益彰。
四世紀末期以後，西羅馬帝國的中央政權開始逐步瓦解，但是正處於發展階段的基督教得以保存下來，
正如恩格斯所說的：「中世紀是從粗野的原始狀態發展而來的。
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學、政治和法律一掃而光，以便一切從頭做起。
它從失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來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殘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
410年，西哥德人在土魯斯（Toulouse，位於法國西南部－上加龍省）建立了第一個日耳曼人的王國，
此後多個日耳曼人的王國相繼出現在羅馬帝國境內，然而它們卻又如同曇花一現，在歷史的舞台上很快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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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維一世。
皈依基督教雖然使他與其他法蘭克部族關係因此疏遠，削弱了他的軍事力量，
卻也使得法蘭克人能夠立足於征服地區，與被征服者結合穩固住統治。
481年，法蘭克人在其軍事首領克洛維（被視為法國與墨洛溫王朝的奠基人。）
的率領下長驅直入，在高盧地區建立了法蘭克王國。與之前日耳曼人的其他部族相比較而言，
法蘭克人的文明程度似乎更低，但他們卻成功地在高盧地區站穩腳跟。
西歐的歷史學家們評價克洛維是一個傑出的政治家，因為他能審時度勢，
把皈依基督教作為穩固法蘭克王國的一項重要措施。476年，克洛維率領法蘭克的三千親兵在蘭斯大教堂
（自1027年開始，這裡成為除了拿破崙以外歷代法國國王的加冕之地，象徵著法統傳承的合法性；
最有名的一次加冕行動為1429年，在幾位宣稱擁有法國王位的爭位者（包含英格蘭國王亨利六世）
都未曾前往蘭斯大教堂加冕的情況，經由聖女貞德支持與幫助下，查理七世於蘭斯大教堂加冕為法國國王。）
接受洗禮，因此而獲得了羅馬皇帝贈與的紫袍披風，
這就標誌著他已經成為所有基督徒的國王，無論是法蘭克人、羅馬人還是其他部族的人。
皈依基督教消除了外來入侵者與當地人之間的民族矛盾，
同時也為羅馬貴族進入法蘭克王國的統治階層提供了順理成章的途徑，
羅馬的元老貴族和大貴族多是藉由教會成為【與國王同桌吃飯】的人。
克洛維皈依基督教的目的更多的是出於建立新的王國的需要，
他清楚地意識到借鑒被占領地區更為有效的統治模式的重要性，
盡管羅馬帝國的行政機制隨著帝國的消亡而解體，但依然存在的基督教教會保存了某些要素，
為其提供了一個以共同信仰為基礎的統治模式。因此，基督教的教會被克洛維納入他的王國統治集團之中，
在他的授意下於511年在奧爾良召開的宗教會議上以王國法令的形式命令，
王國內的所有居民都必須皈依基督教，主教和修道院院長成為王室的重要官員，
他們幾乎都出自高盧羅馬元老貴族家族。在這個法令中明確宣布給予基督教教會極大的保護，
不僅免除了教會的一切賦稅，而且還仿效羅馬帝國的皇帝贈與教會大量的土地。
查理．馬特，名為宮相卻是墨洛溫王朝實質上的統治者。
其在圖爾戰役中擊敗阿拉伯人的成功被視為是西歐不被伊斯蘭化的原因。
在八世紀上半葉，法蘭克王國的宮相查理．馬特推行采邑制改革，
在王國內建立起了以土地分封為紐帶的、以保護和義務為原則的個人聯合的政體形式
國王在分封土地的同時還在土地上賦予了司法的、經濟的、政治的乃至軍事的權利，
由此確立了封君與封臣之間的權利和義務關係。
同樣占有土地的教會和修道院也被歸納進這種封建的政體關係之中，
教會的主教、大主教以及修道院的院長都因為占有土地而成為君主的封臣，
教會和修道院的土地財產，甚至教區和修道院也可以做為采邑被分封被轉讓。
查理大帝執政後，更是注重對基督教教會的扶持，他在742年親自主持召開的宗教會議做出決議，
在奧斯特里西亞（這一地區包含現在法國東部、德國西部與荷蘭、比利時、盧森堡。）、
阿雷曼、圖林根（日耳曼）地區重建因社會動亂而衰落的教會組織機構，
重申僧侶的等級制度和教區的從屬制度，而且還收回被大地主霸佔的教會財產。
建立修道院是查理大帝對外進行擴張，穩定被征服地區局勢時的一項重要政治措施。
八世紀下半葉，查理大帝與薩克森人進行了持續三十餘年的戰爭，
最終薩克森人以皈依基督教為條件臣服法蘭克國王，查理大帝在薩克森人居住地區設立主教區，
建立修道院，以加強王室對該地區的影響。798年，查理大帝在被征服的巴伐利亞
（德國南部，在文化、宗教上與由普魯士主導的北德截然不同。）設立了大主教區，建立多所修道院。
伊比利是阿拉伯人力圖進入西歐的大門，查理大帝在那裡成功地阻擋住阿拉伯人的進攻，
隨即在庇里牛斯山地區興建了許多修道院，這些修道院一方面是阻擋阿拉伯人進攻的軍事據點，
同時也是抵制伊斯蘭信仰傳入的一道精神屏障。
教會和修道院在政治、軍事乃至在意識形態領域上具有著世俗無可比擬的作用
自然會從查理大帝那裡獲得大量的封地，根據西方史學家研究估計，
九世紀西歐的土地有大約三分之一屬於基督教教會。
中世紀早期教會的這種政治機能，使主教在所屬教區的土地上，
享有與世俗封建主相同的司法審判權和各種經濟特權，
隨著土地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封建化，教會也被納入統治集團中，基督教的封建化不可避免。
在教會封建化的過程中，主教實際上相當於地方統治者，
與世俗貴族一樣因為佔有大量的土地而享有各種各樣的權利。
正如美國學者湯普森所說的：「中世紀教會，與近代教會無論舊教或新教教會，是大不相同的。
它到處行使的不僅限於宗教的統治權，而且行使政治、行政、經濟和社會的權力。」
法蘭克的君王把大量土地贈與或分封給教會和修道院，似乎並不完全出於采邑分封的需要。
進入高盧地區的法蘭克人尚處於半遊牧民族的社會型態，
對農業生產活動的管理和經營遠不如在戰場上的作戰那樣嫻熟。
法國歷史學家布瓦松納甚至這樣認為：「在社會和勞動方面，
蠻族人的定居造成了世界經歷過的最大的一次退化。」
定居下來的法蘭克人逐步地表現出對農業生產的關心，提出了【憎恨刀劍】、【轉向鋤頭】的主張。
然而，法蘭克人粗陋的農業生產方式，那些在戰場上建功卓著的法蘭克貴族們
缺少經營和管理大地產的方式和經驗，這些都極不適應朝向鋤頭的轉變，
他們在羅馬帝國遺留下來的修道院制度和修道院中找到了可以借助的方式。
基督教教父聖奧古斯丁（Portrait by Philippe de Champaigne, 17th century）
基督教教父聖哲羅姆（Saint Jérôme écrivant par Le Caravage (1606), Galerie Borghèse）
修道院制度源自於古埃及，經基督教教父們引入西歐，奧古斯丁和哲羅姆等教父學家們，
以基督教教義的神學觀念對東方的這種隱修的生活方式給予新的詮釋，使其與西歐基督教的宗教原則相符合。
制定嚴格會規帶動起西歐拓荒的聖本篤
六世紀初，本尼迪克（Benedict，或譯作本篤）在義大利的辛布魯伊尼山區
（Monti Simbruini，在義大利中部，拉齊奧大區、阿布魯佐大區境內）建立了修道院，
制定嚴格的院規對其進行管理，使之成為符合基督教原則的宗教團體。
本尼迪克在他制定的院規中明確地指出：「懶惰是靈魂的敵人，
因而兄弟們必須在規定的時候進行手工勞動，在其他時候專心讀聖經。」
他要求修道士身體力行實踐，把開墾荒地、進行農業和手工業勞作
作為修道士宗教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部分，
這就為此後修道院能成為一個積極參與社會經濟活動的宗教團體提供了教義理論的依據。
羅馬帝國晚期，進入修道院的修道士，大多是為了逃避帝國苛種的賦稅
或者是躲避日耳曼人的社會下層人員，他們在院規的制約下以自己的一技之長，
或從事農業生產或從事手工業勞作，羅馬帝國時期的農業生產技術和手工業技藝得以在修道院中保存下來。
正如近代一位作家所寫的：「每一所本尼迪克修道院基本上便是一個模範田莊：
它們保存了羅馬田莊的外表，並依照習慣的方法進行農作。」修道院不僅僅是保存了農業生產的技術，
更重要的是通過自身對農業生產的實踐改變了社會的價值觀。
羅馬帝國晚期，從事農業生產勞動的主體是奴隸，農業勞動被看作是最低賤的經濟活動，
自由農民寧願破產流入到城市成為氓流也不願降低社會身分到田間勞動。
城市中氓流無產者的人數遽增，四世紀竟達八十萬人左右。
這些城市氓流依靠社會賑濟和施捨，成為羅馬帝國晚期社會中的一大贅瘤。
羅馬教皇格里高利一世曾動用教會龐大的收入救濟那些無所事事的氓流，
但依然無法治理這些遊手好閒者導致的社會混亂；為此，他在義大利建立了七所修道院，
以這些修道院為基地推行本尼迪克制定的院規，
以修道院的形式組織那些懶惰寄生的人們依靠自己的勞動生活。
他認為修道院並不是一個逃避現實社會，
只沉浸在無意義蒂明斯苦索和用自我體罰進行苦修的消極的宗教組織。
修道院的院規中明確地的指出，懶惰是靈魂的大敵，勞動是靈魂得救的重要途徑。
以本尼迪克院規的原則建立的修道院，以實際行動拔去了羅馬帝國晚期，
由於政治和經濟的各方面的危機在社會中種下的鄙視勞動的有毒的刺，
把流入城市的氓流無產者又帶回了農村，組織他們開墾荒地、林地和沼澤地，進行手中勞作。
在動亂的社會中，格里高利一世沒有使修道院成為窮困潦倒之人的避難所，
而是使之成為有組織的社會生產團體。在中世紀早期的動盪社會中，
修道院成為農業生產的經濟中心，同時也是基督教信仰得以在廣大的農村社會中廣泛傳播的精神中心。
西歐早期的修道院大都建於遠離城市的荒地或林地，因其所處的地理位置，
減小了日耳曼人對其的衝擊，所以大多數修道院得以劫後餘生。
早期進入修道院的人大多是當地破產的農民或手工業者，在動亂的社會中他們在修道院找到了庇護之地，
依照傳統的農業生產方法從事農業和手中業勞作。在高盧地區定居下來建立了王國的法蘭克人，
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已恢復社會的經濟活動。
但在帝國廢墟上建立新王國的法蘭克人則對農業生產活動較為陌生，
他們的耕種方法極為簡單和落後，缺乏管理大地產田莊的能力和方式，
修道院的組織和從事經濟活動的職能是法蘭克的貴族經營自己的大地產可以借鑒的模式，
因此，法蘭克王國的國王們對修道院都採取利用和保護的政策。
法蘭克王國建立之後，戰爭不再是獲得土地的唯一方式，
建立修道院，尤其是拓墾荒地、林地和沼澤地都是百利而無一害的事情，
世俗貴族大力建立修道院與其說是一種虔誠的行為，不如說是一種經濟活動。
也可以這樣說，七世紀在西歐出現的建立修道院的高潮與農業生產的恢復有著密切的關聯，
或許也能夠這樣說，在興建修道院的浪潮中，西歐中世紀歷史上開始了第一次大拓荒運動，
從而使西歐社會能夠從日耳曼人的大遷徙造成的經濟大退化中走出來。
西歐眾多著名的大修道院的建院年代都可以追溯到七世紀，這些修道院或者是由世俗貴族自己建立的，
或者是在其支持下在其領地內建立的並成為他們的私有修道院，
修建教堂和建立修道院成為大貴族攫取財富的一種手段。
「在這樣的情況下，教會土地上所使用的經營方式完全像俗人土地上所使用的那樣：
教會所徵收的免役稅、勞役稅、地租等等，也和世俗界裡莊園所徵收的捐稅一模一樣。」
修道院改革的經濟作用
十世紀的西歐再次擺脫了外族進攻的侵擾，逐漸穩定的局勢為人們從事經濟生產活動提供了必要的社會條件。
以采邑制為形式的土地占有方式基本確立，以莊園為主體的經營方式在封建經濟體制中佔主導地位。
十一世紀初，西歐和中歐的人口從1200萬增加到了3550萬。
人口的增長擴大了社會對物質的需求量，開墾荒地是滿足這種需求最重要的方式，
西歐各地再次出現了拓荒活動，在這次拓荒運動中，修道院以改革的方式再次成為農業經濟的中心。
自法蘭克王國時期起，世俗大貴族把修道院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財產，
任意地轉讓、贈予、作為采邑分封，甚至做為一個地產、一個莊園出售。
被世俗霸佔的修道院季因此失去了其宗教性，同時也喪失了組織社會生產的職能。
修道院的世俗化使其不可避免地衰退，本尼迪克院規被棄之不用，修道院成為騎士和貴族的居所，
修道院的土地被瓜分或強佔，當時的修道士甚至這樣憤憤地指責：
「在整個歐洲，除了修道士們剃光的頭頂和修道袍外，再也沒有表明修道士存在的其他東西了。」
十世紀初期，位於法國中東部勃艮地地區的克呂尼教堂（Cluny Abbey）改建為修道院，
後輩作為交換品成為阿奎丹的威廉公爵（Duke of Aquitaine，阿奎丹或稱阿基坦。）的姊姊的財產，
她在臨終前把包括克呂尼修道院在內所有財產都遺留給了威廉公爵，
後者則把從其姐姐那裡繼承的土地、莊園、牧場、森林、葡萄園、磨坊以及聖瑪利亞和聖彼得兩個教堂，
都贈予了克呂尼修道院，獲得這些財產的克呂尼修道院的全體修道士有義務為公爵家族的成員祈禱。
為了保證修道院的宗教性，公爵要求在修道院中施行嚴格的宗教生活制度，
任命具有良好聲譽的修道士貝爾諾（Berno of Cluny）擔任院長，
要求該修道院的修道士必須完全無條件地服從院長的管理。
貝爾諾在克呂尼修道院內以本尼迪克院規進行嚴格管理，要求修道士每天必須完成三項任務，
即是：祈禱、誦讀經文、體力勞動。勞動再次被看作拯救靈魂不可缺少的重要途徑。
克呂尼修道院的宗教模式如同一股清新的水流注入進當時已經近乎完全世俗化的修道院建制中，
立刻引起極大的反響，各地的世俗封建主都要求自己的領地內的修道院以克呂尼修道院為榜樣，
在世俗大封建貴族的支持下，克呂尼修道院的管理模式迅速傳播，
一些修道院甚至以改革為名加入克呂尼修道院聯盟，
至十一世紀時克呂尼修道院下屬的子修道院多達二百餘所，克呂尼修道院的聯盟擴展到了整個西歐。
與此同時，其他形式的修道院改革也在西歐各地很快推廣開來，
這場西方歷史學家們稱為修道院改革的運動持續了近兩個世紀。
修道院改革運動並不是脫離社會的一個純粹的宗教事件，而是一場社會性的活動。
王權以及世俗大貴族通過修道院改革增強自己的政治滲透力，
羅馬教會借助修道院的改革擴大自己的宗教威權性，他們都因此大力支持修道院的改革，
不僅給予改革的修道院許多特許權，而且還贈予大量的土地財產。
改革後的修道院獲得了大量莊園地產，這些莊園都附帶各種賦稅以及磨坊、漁獵、採礦等經濟特權和司法權。
在所獲贈的土地中有相當一部份是荒地、林地，改革的修道院以莊園的經濟形式有條理地管理土地，
卓有成效地組織拓墾獲贈的荒地和林地，這也是各地世俗封建主支持修道院改革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開墾荒地方面，修道院制度在中世紀比起任何別的力量有著更大的影響。」
這個時期改革的修道院不僅成為當地拓殖活動的中心，而且也引領了土地經營方式的改變。
修道院通過贈予和開荒佔有了龐大且又分散的地產，
克呂尼修道院從910年建立之初到1048年獲得了近千份的土地捐贈書，
至十二世紀在法國的南部和中部有不少於100多個地方占有土地，其中包括葡萄園、園地和樹林。
在日耳曼，巴伐利亞的德哲尼修道院擁有11,866個莊園，
甘德斯海姆修女院（Gandersheim Abbey）在956年建立時就已經有了1.1萬個莊園，
久負盛名的富爾達修道院（Fulda monastery）在薩克森、沃爾姆斯、施瓦本、
巴伐利亞和圖林根等地共有1.5萬個莊園，本尼迪克特柏倫修道院有6,700個莊園，
赫斯菲爾德修道院（Hersfeld Abbey）在十世紀的三十年間裡接受了2,000個莊園，
聖特雷甫的馬克西米修道院雖然因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二世的摩擦被剝奪了6,656個莊園，
但是它仍然在140處地方有上千個莊園，即使是被看作是較為窮困的聖烏爾立喜修道院也有203處莊園，
每處莊園都包含有一至六個不等的村莊，聖加爾修道院（Convent of St Gall）在康斯坦斯、
施瓦本、紐斯特里亞、奧斯特拉西亞以及義大利都有大量的地產。
在諾曼征服後英格蘭的《末日審判書》中登記了19,400名土地所有者中，
其中有3850名是主教和修道院院長，他們擁有的耕地面積占全國耕地總面積的四分之一，
修道院每年的財產收入占全國財產總收入的七分之一。
這麼大量的地產緊緊依靠數量有限的修道士自己勞作無疑是不可能實現的，
在這些擁有大量地產的修道院中，本尼迪克的院規要求修道士必須親身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的內容被竄改了，
他們不再親身參加勞動，而是監督他人勞動，或把土地租佃出去徵收地租。
在日耳曼的希爾紹修道院（Hirschau Abbey，現已改稱伊爾松修道院，Hirsau Abbey。）
還創立了一種新的【世俗兄弟】制度，即接收下層社會的俗人進入修道院，
他們不能成為修道士，不用發三項誓願（vows of religion，宗教誓言，清貧、貞潔、服從三誓願），
但必須遵守修道院的院規。這些世俗兄弟不從事任何宗教事務，
他們主要職責就是進行農業和手工業的勞作，甚至也會從事修道院的商業活動。
西多派（Cistercian，或稱熙篤會。）修道士的經濟活動
西多派的創立者聖羅伯特
修道院財富的快速增長再次腐蝕了修道士的生活，
修道院的聯盟體系所享有的權勢改變了修道院改革運動的初衷，
重又引起那些虔誠的修道士對此的極大不滿。十一世紀中葉，
法國朗格勒的聖米歇爾．德．托納（Saint Michel-de-Tonnerre）修道院的院長羅伯特（Robert de Molesme）
因為不滿克呂尼修道院越來越膨脹的權勢，他認為克呂尼修道院的制度違背了本尼迪克院規的原則，
修道院應該遠離城市，只有過與世隔絕的隱修生活才符合本尼迪克院規宗教精神的實質。
為了追求一種嚴格的宗教生活，他孤身進入朗格勒境內的科朗叢林獨自隱修。
這個地區的大貴族把這片叢林贈予羅伯特，
仰慕其名隨之而來的修道士們被組織在一起，建立了莫萊斯姆修道院（Molesme Abbey）。
莫萊斯姆修道院的修道士們在羅伯特的帶領下開墾荒地，很快就吸引了大批世俗居民遷居於此，
聚集居住在修道院附近。莫萊斯姆修道院開墾的荒地成為教會的封地，
修道院周圍的世俗居民也被置於主教的管轄之下，向其繳納什一稅及地租，
受到主教和世俗封建主的制約和管轄。為此，羅伯特於1098年離開莫萊斯姆修道院，
21名追隨者與他一起遷入第戎以南20公里以遠被稱之為西多的茂密叢林中。
西多的所有者，博納的一位子爵不加任何封建義務和條件地把這片叢林捐贈給了羅伯特，
他在那裡建立起西多修道院。羅伯特要求來此地的修道士不接受世俗封建主的采邑，
依靠自己雙手的勞動獲得生活所需的食物和衣物。羅伯特建立的這種修道院的模式被稱之為西多派。
西多在古法語中意為【向沼澤進軍】，它比較貼切地體現了羅伯特選擇建院地址的原則，
按照這個原則建立的修道院被統稱為西多派。
十二世紀以後，在西歐各地的森林裡、沼澤地上都濺起了按照【向沼澤進軍】原則的西多派修道院，
修道士們在這裡蓋起了簡陋的房屋，清除樹根雜草、排除積水，把林地和沼澤地改良為良田。
比較典型的是1115年在特魯瓦東面的克萊爾沃建立的一所修道院。
那個地區叢林密布，盜匪經常出沒，有【苦惱之林】的惡名。
在當時享有較高宗教聲望的修道士伯納爾（Bernard of Clairvaux，或譯作聖伯爾納鐸），
帶領12名修道士和一些世俗兄弟在叢林中建立了修道院，自任院長。
他們在叢林中蓋起了簡陋的房屋，開墾荒地，很快就改變了那裡的面貌，並被冠以【明亮的山谷】的美稱，
該修道院也被稱之為明谷修道院（Clairvaux abbey）。
那個年代有著傑出神學家美譽的比利時的修道士威廉曾經這樣描述明谷修道院及其周圍環境：
「靜寂的山谷裡坐落著簡樸的建築，展示著追隨上帝的真正謙卑的行為，
在白天只有合唱的讚美詩才打破如午夜般的靜寂。沒有人無所事事，沒有人在房間裡睡覺或祈禱，
兄弟們忙著除地、割草、砍罰、開墾荒地，清除樹木。」
十二世紀，西多派修道院如雨後春筍般地在西歐各地出現，僅明谷修道院的子修道院就不少於六十五所，
而且分布在法國、伊比利、英格蘭、義大利、西西里、佛萊芒和瑞典等地。
1120年，法國拉菲泰修道院的幾位修道士翻越阿爾卑斯山，
在義大利的利古里亞（義大利西北部）建立了第一所西多派修道院，
在此後幾十年中，西多派修道院迅速地在都靈、倫巴底、皮亞琴察等地普及多達88所。
基督擁抱聖伯納爾（Christ Embracing St Bernard by Francisco Ribalta）
西多派修道士最早進入英格蘭是在1124年，三年之後西多派的修道士就通過開墾森林獲得大量土地。
1128年，13位西多派的修道士跨過英吉利海峽來到英倫三島，到1160年時他們的隊伍就擴大到六百餘人。
1135年在英格蘭僅有五所西多派修道院，20年後增加到了四十所。
在英格蘭的約克郡，西多派的修士們把荒地變為良田，使高地上牛群密布、羊群遍地。
在日耳曼，西多派修道院伴隨著大規模的東進運動迅速發展
（波羅的海東岸的基督教化相當的晚，立陶宛甚至要直到1387年才正式接受基督信仰）。
十二世紀20年代，科隆附近有了第一所西多派修道院，它善於拓荒的特點立刻得到了封建主的賞識，
他們有目的地招募西多派的修道士參與對東部地區的墾殖活動，
讓他們前往易北河以東和奧德河流域的低濕地區，
在那裡排乾沼澤地的水、清除林木、開墾土地、築造堤壩、修路搭橋。
以這種方式興建的西多派修道院招蜂引蝶般地吸引需要土地的人們前來拓荒耕地，
日耳曼封建主在東部新開發地區的起點幾乎都是西多派的修道院。
1175年建立的洛布斯修道院是開發西里西亞地區的起點，修道士們的勞動位當地人樹立了榜樣，
他們從修道士那裡學會了墾荒和整治土地，學會了農業生產技能，學會了種植葡萄和釀造葡萄酒。
圖林根盆地原是由內陸湖變成的低濕沼澤地，荒無人煙，
西多派的修士們來到這裡後把低濕的沼澤地變成了【金色草原】。
薩勒河畔的哥斯巴赫原是大片的泥炭地，1144年羅登堡的伯爵把這片泥炭地贈給了沃爾肯利德修道院，
四年之後這裡出現了一片茂盛的草原牧場，修道士們還種植了連成片的葡萄藤。
1186年霍爾斯頓的伯爵阿道夫把從漢諾威附近的洛昆修道院中招募的修道士派往下德意志的低濕地地區，
作為在那裏開墾荒地的先鋒。12、13世紀的西歐開墾土地的活動已經成為一種經常性的對荒野的征服，
西多派修道院的建立成為這種經常性經濟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
各地從沼澤地和林地變為良田的地方，無一不留下西多派修道士的足跡。
以上圖片皆引用自維基百科
庇護制：於羅馬帝國盛行的人身依附制度，被國家苛重的稅賦、勞役壓得無法喘息的人們
自願成為貴族的奴僕，為其效力藉此得到貴族的保護，藉由貴族的權勢免於更加苛刻的國家官吏欺凌。
類似於日本的守護不入、不入之權（不入の権），人們投身於有著朝廷重臣作為後盾莊園主之下，
免卻國家勞役、兵役、稅賦等等諸多稅徵，由於這些莊園的名義上的主人（朝廷重臣）的權勢，
這些莊園主甚至能夠抗拒朝廷官員干涉莊園事務，就連執法人員都無法進入搜捕犯罪者。
後記：這是本好書，有著許多註解，唯一的缺點就是，
只有在特別有名的人名給予英文原文（例如君士坦丁大帝），括號中的註解、英文是我擅作主張添加的，
某些地名和修道院因為我找不到，所以無法提供英文名稱供予找尋。
一直以來我都不理解為什麼國內的人都如此敵視基督宗教與教會，
我認為教會之所以強大一定有它的理由，絕對不會只是因為它是人們的信仰中心如此膚淺的理由，
閱讀這本書後我總算理解為什麼了，他們被視為一種鞏固、增進王權的存在，
他們被視為一種增加收穫、開拓林野的機構，
他們被視為是封建體制中的封臣之一，甚至有過主教帶兵參戰的紀錄。
而在賢能的修道士帶領下，教會帶領著人們開拓荒野，並由此奠基對社會的影響力，
甚至形成國王扶植教會、修道院來對抗貴族的情況，
所以他們因此擁有司法審判權等諸多世俗貴族擁有的權力，
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是宗教而擁有，而是因為他們的存在起到作用而被賦予，
是歷史背景下各種因素形成而獲得的，我們不能夠只看見教會的腐敗，而不去注意教會為什麼能夠腐敗。
不過羅馬帝國晚期鄙視勞動的社會價值觀真是可怕，
八十萬人口無所事事，這會造成多大的財政負擔與損失啊，這或許是奴隸制度造就的負面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