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春秋戰國時的中山國

這是中山國的介紹，原作者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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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國的前身是北方少數民族狄族鮮虞部落，為姬姓白狄，
最早時在陝北綏德一帶，逐漸轉移到太行山區。

姬姓是周王族的姓，白狄的來歷，
有說是周文王后裔畢萬公的後裔，
也有說是來自周文王封給弟弟虢叔的西虢國。

西虢國歷代國君世襲兼任周王朝卿士一職，同時有是三公之一，
擔負為周王朝南征北戰、東討西殺以懲罰不庭的任務，
可能是周宣王時期虢國國君虢季子白北禦獫狁，
在內蒙古薩拉烏素河﹑榆溪河朔方城之後，其部分後裔就留在陝北了。

鮮虞之得名出自鮮虞水，
鮮虞水即今源出五台山西南流注於滹沱河的清水河，
這一帶是鮮虞最早的發祥地。

鮮虞的名稱最早出現在《國語》一書中。
該書記載，週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太史伯答鄭桓公問話時談到，
成周雒陽四周有16個姬姓封國，6個異性諸侯國，
還有“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的南蠻、東夷及西北的戎、狄國家或部落集團，其中就有鮮虞。

春秋時期的鮮虞部落聯盟，
由鮮虞、肥、鼓、仇由幾個部落組成，逐漸開始擴張勢力。

公元前652年春，鮮虞出擊邢國，
次年又征伐衛國，邢君出逃，衛君被殺，
齊桓公聯合宋、曹、邢、衛諸國的兵力挫敗鮮虞，才將邢、衛兩國從滅亡中挽救回來。

春秋中後期，鮮虞的主要敵人是晉國，
晉國採取了先吃掉鼓、肥、仇由等鮮虞屬國，最後消滅鮮虞的戰略。

公元前530年，
晉將荀吳借道鮮虞進入鼓都昔陽（今河北省晉縣西），但並未滅掉鼓。
當年8月，晉滅肥（在今河北省藁城縣一帶），俘國君綿皋，肥國舊地歸屬晉國。

第二年冬，晉昭公得知鮮虞邊境空虛，
即以荀吳統率大軍進，破鮮虞中人城（今河北唐縣西北峭嶺）。

公元前527年秋，
荀吳率軍攻鼓，俘國君鳶鞮，使鼓成為晉的屬國。

六年後，鼓被徹底毀滅。

公元前507年秋，
鮮虞出兵晉國平中，大敗晉軍，
俘虜晉國勇士觀虎，報了晉滅肥、鼓，佔領中人城的一箭之仇。

公元前506年，
鮮虞人在有險可守的中人城（今河北唐縣西北粟山）建國。
因中人城城中有山，故曰“中山”，這便是初期的中山國，中山之名始見於史書。

《左傳》記載：公元前506年春天，
晉國拒絕蔡侯伐楚的要求，準備專心對付中山。

公元前505年、504年，
晉國兩次進攻鮮虞中山，報“獲觀虎”之仇。
此後對鮮虞中山國，史書中兼稱“鮮虞”、“中山”。

公元前497年，
晉國發生內訌後，中山從晉國的重壓下獲得喘息，開始介入列國紛爭。

公元前494年，
中山與齊、魯、衛共同伐晉，
取得晉國的棘蒲（在今河北趙縣境內），將之列入中山國版圖。

前491年，
晉大夫荀寅因晉內亂逃奔鮮虞中山，荀寅原是中山的死敵，
但此時中山為了削弱晉國，將荀寅接納到新佔領的晉國屬地柏人（今河北隆堯縣西）。

為報復中山國，公元前489年春，晉大夫趙鞅“帥師伐鮮虞”，大破中山，
這次進攻對鮮虞中山國的打擊極為沈重，
以至此後20餘年間史籍對中山國沒有隻字記載。

其後，晉國又把矛頭指向中山國的最後一個屬國仇由，
晉國的智伯（名荀瑤）詭計多端，唯恐仇由國路險難行，
遂新鑄大鐘一口，詭稱送給仇由國君，使仇由國“斬岸堙溪”以迎鐘。
仇由臣相赤章蔓看透了荀瑤的詭計，多次勸說國君，
但仇由國君得鐘心切，不聽勸阻，七天之後仇由被滅。

外圍掃清後，晉國開始進攻中山國本土。

公元前459年至457年間，
“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丘”（在今河北易縣境內）。

前457年，
晉派新稚穆子伐中山，直插中山腹地，
佔領左人、中人（在今河北唐縣境內），“一日下兩城”，中山國受到致命的打擊。

公元前453年，
韓、趙、魏三家分晉，晉國滅亡；趙、韓、魏被封為諸侯，
形成秦、齊、楚、燕、趙、韓、魏戰國七雄爭霸的局面。
中山國在這個動蕩的年代，開始了復興。

前414年，
中山武公率領他的部落離開山區，
向東部平原遷徙，在顧（今河北定州市）建立了新都。
武公仿效華夏諸國的禮制，建立起中山國的政治軍事制度，對國家進行了初步治理。

但武公不久即去世，桓公即位，
桓公年幼無知，不恤國政，因此遭到魏國的進攻。
魏國派遣樂羊、吳起統帥軍隊，經過三年苦戰，
於前407年佔領了中山國，魏文侯派太子擊為中山君，
三年後又改派少子摯，後來擊被立為魏國國君，就是魏武侯。
中山國的殘餘退入太行山中。

中山被滅後，桓公經過20餘年的勵精圖治，積蓄力量，
終於在公元前380年前後重新復興了中山國，定都靈壽（今河北平山三汲附近）。

復興後的中山國位於趙國東北部，
把趙國南北兩部分領土分割開來，因此成為趙國的心腹之患。

趙國在公元前377年、376年曾兩次進攻中山國，
均遭到中山的抵抗，沒有成功。

此後，中山國開始修築長城。

《史記趙世家》記載：“趙成候六年（公元前369年），中山築長城。”

考古工作者曾在順平、唐縣等地發現了土石混築的戰國中山長城，
長城高處約有3米，寬0.5-2.5米，
做法是兩側挖地基，砌石塊做邊牆，中間用土和碎石填充。
另據專家推測，中山長城可能在中山國西北邊界，
沿今唐縣、曲陽、行唐、靈壽、平山、石家莊西南的太行山南下，止於邢台西北。

公元前296年，
趙滅中山國，將王尚遷徙到膚施，
中山國自春秋末期立國，經過200餘年時間，宣告滅亡。

中山國滅之後，其後人後來被秦國遷放太原，
後逐漸由太原南遷，分散於湖南、湖北、江西等地，
並改姓為“易”，“易”姓為中山國王族的直系後代。

中山國興亡的警示

戰國時期，中山國在二百多年的崢嶸歲月之中，為燕趙的歷史抒寫了絢麗的篇章。

中山國生於患難之中，被大國所欺而變強，
為強國占領又復生，其不屈不撓、頑強自立的精神世所少見。

在強國包圍之中發展經濟、壯大自己，幾乎躋身強國之列，
其經濟和文化之輝煌令人刮目相看。

但是，在秦統一中國之前的70多年，就被趙國所滅，給後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訓。

中山國滅亡的深層原因，並不僅僅在於其小。
戰國時期列國紛爭，小國是可以利用強國之間的矛盾，
爭取時機，謀得生存，並不斷發展壯大自己的。

中山國一開始也正是這樣落而後起、死而復生的。

最早，中山國地處陝北，乃晉之附屬小國。
內憂外困，不斷遭到衛國進攻。
它沒有坐等挨打，經數十年跋涉遷徙，於公元前506年左右進入河北。
從今唐縣開始，逐漸佔據今保定和石家莊一帶，才有了新的立足之地。

這時已近春秋時期尾聲，韓、趙、魏不但三家分晉，還要爭奪中山。

大約在公元前432年前後，中山成為趙的傀儡政權。
然而中山人並沒有屈服，於公元前414年乘趙國內亂，在顧(今晉州市)重建獨立政權。

但為時不久，經過改革而強大的魏國在先後擊敗齊楚並佔領秦西河之地後，
派樂羊、吳起於公元前406年滅掉中山。

中山人不甘忍受亡國之辱，
於公元前381年在齊國的支持下重新復國，遷都靈壽(今平山縣三汲)。

這次領導復國的桓公很有作為，幾次打敗趙國的進攻，
疆土擴展至五百里，並修築長城抵禦外侵。

從桓公開始，中山兩代君主“身勤社稷”、“憂勞邦家”，自強自立，富國強兵。

當時，列國以戰車數量衡量國力，中山國被稱為僅次於戰國七強的“千乘之國”。
這些史實足以證明，中山人具有強大的民族凝聚力。
如果以桓公時期的勢頭髮展下去，中山國是足以以弱勝強、弱而後強的。
列國之天時並非先滅中山。

中山國所佔的地利，雖不比秦國“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野”，
但倚太行之屏障，扼冀晉之咽喉，憑滹沱河(史稱“小黃河”)之天塹，
戰守遷之便利優於趙國之邯鄲而不亞於燕國之幽薊。

而且，石家莊和保定一帶兼有太行山川和華北平原之利，
發展農牧業生產的自然資源極為豐富。

在石家莊地區及其以南一帶，自殷商以來就是華夏族經營農業的地方，
當時已經有了相當的在平原淺山發展農牧業生產的經驗。

對此，中山人來到之後便兼收並包，
並且注意學習、吸收中原地區的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

更需要指出的是，中山國統治者已經認識到“賦斂平則庶民附”，
注意減輕農民負擔而調動其積極性。

同時，中山國還注重發展交通，
陸路大道可以南接邯鄲，北通燕涿，東到齊國國都，西北可到代國。
境內河流眾多，水運可通齊國。
商貿發達，糧食貿易規模可觀。

《史記》稱中山人“仰機利而食”，商業活動已相當普遍。
交通和商貿帶來活力，推動了經濟的發展。

此外，製陶業、木製業、絲麻業等均為中山國的重要經濟部門，
手工業以“多美物”著稱，釀酒業已有相當發展。

銅器冶鑄和鐵器冶鑄工藝進步，技術水平很高。

中山王墓出土的長方形鑄鐵大盆，重達126.4公斤，
其鑄件之大、用鐵之多在國內發現的戰國鐵器中絕無僅有。

在石家莊市區內市莊戰國文化遺址(今省文化廳院內)出土的一批鐵製工具，
其中有的斧子是用高溫液體還原法煉出的鐵水澆鑄的，
有兩件鐵斧還經過淬火柔化處理。
這是迄今發現的世界上較早使用退火柔化技術製造的鐵質工具。

更令世人驚嘆的是精美絕倫的絲麻織品。
在兩座中山王墓出土的紡織品中，其紡織、刺繡工藝之精美，品種之豐富，
在中國先秦遺址考古發掘史上首屈一指。

刻立於公元前四世紀的中山守丘石碣，是中國碑碣文化的開山鼻祖；
在中山王墓中出土的錯金銅版“兆域圖”，
是迄今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建築平面設計圖，
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比例尺的建築圖。

中山王墓出土的大批精美錯金銀青銅器及器物上鏤刻工整的長篇銘文，
反映了中山文化的華麗風韻。

一個區區小國，承受燕趙等四麵包圍的強大政治軍事壓力，
邊境戰爭不斷，負擔巨大的軍費開支，
在短短幾十年之中，經濟社會得到如此發展，技術獲得如此進步，令人難以想像。

這足以說明，即使是小國，
只要堅韌自立，勵精圖治，是能夠富國強兵、由弱變強的。

正如列國主要由於自身原因而被秦國所滅一樣，
中山國被趙國所滅的主要原因也在於其自身，
在於中山國統治者治國、治軍、外交等多方面的失誤，
在於思想衰退和政治腐敗。

這裡，最使人扼腕痛惜的，是這個本來生於憂患的小國，
面臨敵國虎視眈眈、隨時入侵的危機，卻丟掉了憂患意識。

桓公復國之後主政近四十年，其繼承者成王后期，
不是韜光養晦，吸取教訓，卻忘乎所以，自我膨脹。

公元前323年，魏、趙、韓、燕為了對抗秦、齊、楚三個大國，互相稱王，
同時為了離間中山國與齊國的關係，鼓動中山稱王。

中山成王頭腦發昏，不顧齊國反對，非要稱王不可。

結果，圖虛名而招實禍，失去了齊國這個比較可靠的支持者，使自己陷入孤立。
到了中山王，簡直驕橫起來。

公元前314年，
忘記趙國在後，竟然趁齊國出兵干預燕國內亂之機，大舉進攻燕國。
中山在這場戰爭中，“闢啟封疆，方數百里，列城數十，克敵大邦”，甚至佔領了燕下都。
這樣一來，中山國更是得意忘形。

其實際“戰果”，首先把燕國推向對立面，死敵增加了一個大國。
而且，這種有利的形勢並沒能維持多久，
由於各大國出面乾涉，施加壓力，齊軍很快撤出燕國。
中山以傾國之力奪取的大片土地又為燕國收回。

中山國不能居安思危，當然無改革進取之心。

當時，秦、趙、魏等國推行變法，改革弊政。
趙武靈王為了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學習北方少數民族之長處，實行胡服騎射；
為了對付秦國，曾裝扮成使者，冒著風險去秦國探聽虛實。

而中山國在這樣的嚴峻形勢面前，不是臥薪嘗膽，卻醉心於孔墨學說。
儒家和墨家思想是為拯救當時戰亂頻仍、生靈塗炭的社會苦難所開的藥方。

由於它不適應諸侯間所進行的兼併戰爭的需要，所以在列國中沒有市場。
而中山國卻奉為治國之術。

真正的法家治國之才不能引進，本國的智能之士被排擠出去，
重用的“士”也多是平庸之輩，以致造成國內人才匱乏。

列國都在獎勵耕戰，中山國卻推行“貴儒學賤壯士”政策，
致使“戰士怠於行陣”、“農夫惰於田”，很快出現“兵弱於敵，國貧於內”的局面。
這種狀況，能不加快亡國的步伐嗎？

中山王不思進取，還表現在一心追求君王的虛幻體面和奢侈享樂的生活。

諸如，不顧國家的安危，恣意行歡作樂，大修宮殿，大造陵墓。
從對中山墓葬的發掘情況看，
都設有墓道、積石、積炭，多層棺槨，內葬珍寶，外葬車馬，
並仿效趙、魏、燕大國的陵墓，都有高大的封土。

君王貪圖享受，必然親近重用阿諛奉承之輩，造成政治腐敗。

中山王最寵信的是相邦司馬喜，在陪葬之物上還刻有他的功績。
而司馬喜擅政弄權，善搞陰謀詭計。

季辛得罪了他，他令人暗殺季辛的仇人爰騫，卻栽贓於季辛。
中山王誅殺季辛，為他排除了異己。

陰姬與江姬爭奪王后之位。
陰姬便重賄司馬喜，求其幫忙。

司馬喜親自跑到趙國，極力誇讚陰姬的美麗，誘勸趙王向中山索要陰姬；
再跑回中山，又勸中山王趕快立陰姬為後，以絕趙王之望。

中山王遂立陰姬。《韓非子》說，司馬喜“善於趙，嘗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
如果真是這樣，司馬喜還是一個大內奸。
內奸為相，豈不亡國！

王所善之，下必效之，在中山國民間也刮起嚴重的腐朽之風。
《史記》說中山國“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
休則掘塚作巧姦冶，多美物，為倡優。
女子則鼓鳴瑟，跕屣，遊媚富貴，入后宮，遍諸侯。”

其中，“跕屣”是一種足尖著地的舞步。
能歌善舞，喜好聚會娛樂，不能說是不好的民風。
但是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陣”聯繫起來，
可見好逸惡勞已經成為一種社會風氣。

王公大臣之家，無不行樂，
民間好事之徒動輒殺人越貨，挖墳盜墓，誰還思治國之事？
當時的有識之士，從中山國的腐朽民風看到其政治腐敗，斷言中山即將亡國。

公元前305年，雄才大略的趙武靈王見條件成熟，便發動了吞兼中山的戰役。
腐敗無能的中山王早已被嚇破了膽，只好割地求和，苟延殘喘。
兩年後，趙軍再次進逼。

前296年，中山國都靈壽陷落。

當然，國家有難，必有忠臣。
在抵抗趙軍過程中，中山人吾丘鳩“衣鐵甲，操鐵杖以戰，
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呂氏春秋》) ，
抵抗是十分頑強的。

然而，大勢去矣，中山國軍民的鮮血再不能使中山國死而復生。
趙國吞併中山之初，曾扶持了傀儡中山王勝，
公元前295年又把他廢掉並遷到膚施(今陝西省榆林之南)，中山國最後滅亡。

中山國在歷史上逝去已經兩千多年了。
但其興衰一直在昭示後人：
一個國家不論大小，統治者勤政憂民，奮發向上，國家就興旺發達；
昏暗弄權，奢靡淫樂，國家就衰落敗亡。

這也可以說是一條規律，值得後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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