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人專欄
以騎馬－遊牧民族為主體進行歷史敘述，不僅僅是《草原王權》那樣單純介紹遊牧民對世界史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更像是《大清與中華混迷》戳破中華史觀的升級版；從目前考古已知中國文明的起源一直到近現代，狠狠地批判了一番（也有不少是批判漢字的古籍對遊牧民－胡人的不實醜化）。
不過，作者楊海英教授，蒙古名「俄尼斯．朝格圖」，日文譯名「大野旭」以自身在南蒙古長大，畢業於北京第二外語學院後赴日留學經歷，獲得日本國籍後得以放心出版本書，其內容固然飽含了自身生活經驗，不過以遊牧民之姿對中國批判的角度顯得有些偏頗，當然解讀或感受因人而異（就算如此也是有很多中肯之處）。
在此會寫上作者認為跟其他學術出版品沒有多少差異的地方，讀者可以看完後再決定要不要入手，不用只看其他讀者評價(編：我覺得有些讀者根本沒有把書看完就留下負評)。
作者首先參考了梅棹忠夫的理論，將自然界的動植物遷徙帶入人類的歷史當中進行解釋。梅棹是這樣解釋：遊牧民乃是歷史的「驅動力」。
在支撐遊牧民族的強悍實力之中，最重要的就是「畜力」。所謂的畜牧絕對不是「放牛吃草」讓他們自生自滅這麼簡單。針對牛、馬、駱駝等大型動物所需的飼育、養成、管理等本身就是高度文明技術。找尋合適的草原，以及和其他集團的調和與遷徙。牛、馬、駱駝形成了在廣大草原遷徙的驅動力。
不管是青銅還是鐵製武器，還是各式各樣的商品，都適合用畜力較容易運輸。根據草原史的研究，馬車等技術的運用，也是西亞早先於東亞地區，逐漸傳播開來。
更重要的是「資訊力」。相較於農耕，遊牧民更受氣象環境變化的直接影響。因此關於土地狀況等資訊精確程度，攸關生死。往來於各個地區間、對各地產品與市場需求瞭若指掌的遊牧民，同時也是優秀的商業民。
作者首先澄清的第一個誤會就是，以漢文化有色眼鏡的角度，難免會有「遊牧民族軍事力量就是野蠻、粗魯、暴力」的既定印象。但是，所謂的「軍事力量」，乃是以當時的專業技術與社會組織動員、群體的凝聚力、資訊情報蒐集能力等等各式各樣條件的綜合。舉例來說，美軍乃是當今世界上最強軍隊，在各方面條件也是致力於強化，應該沒有人會說他們的強悍是「野蠻的力量」吧？
即使在社會結構上，遊牧民與農耕民也有很大差異。農耕民待在固定區域內持續種植相同作物，文化跟人種同質性較高。相較於此，遊牧民族則是輾轉於廣大的草原間，靠著艱苦的遊牧維生，遷徙的需求造成不可能有固定的民族領域存在。對遊牧民來說，離合聚散乃是常事，即使是人種語言背景相異的集團，為求生存也有交換資訊的必要；遊牧民的寬容性，更是與此密切相關。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遊牧民族都深知一個道理：一旦出現某個有力集團，全族都能投奔麾下。當突厥（Turk語系溝通的各集團總稱）強大的之際，遊牧民集體自稱為「突厥」；蒙古成為歐亞地區最強大的帝國之時，各集團也會立刻打出「蒙古」的旗號。讀者應該覺得這是「見風轉舵」吧？在波斯史家、蒙古帝國時期宰相拉施德丁編篡的史書《史集》當中就有描述到：「草原上的人們，總是喜歡虛張聲勢。」但是對於遊牧集團來說，盡力表態替自己人爭取最大利益跟安全，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
也是因為如此，一旦出現在統治體系、生活方式、道德價值觀上符合自己喜好的集團；不在乎血統或是出身地區，投奔成為其中一員；在此同時，接納的一方也會以開放的態度應對這樣的投靠，這就是遊牧民的生存之道。
因此，在蒙古人的集團中出現突厥人、圖博人、波斯人、歐洲人甚至是中國人、日本人的加入，也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
軍事力量、資訊力，再加上高度流動性與開放性的組織原理，這就是遊牧民族的「驅力」，也就是他們能對這些條件相對弱勢的農耕民族，造成破壞性威脅的主要原因。
關於「漢人」的定義跟聯結，作者也給出很詳盡的觀察。
漢字起源於三千多年前，從已知最早的甲骨文演變而來。漢字跟使用拼音字母的歐洲系文字不同，語音不直接對應文字，每個字都有單獨的意思，是一種表意文字。非常適合言語相異的人們溝通，聽不懂彼此也無妨，只要憑著漢字擁有一定法則來表述就可。
換言之，「漢人」就是使用漢字交流的人們總稱；漢字體系擁有堅固的系統，東亞史大都是以這種文字記錄下來，其史觀也被一般認定的「真實」。
以筆者我來看，「漢字人」也許是更精確的用法。
作者提到他在北京讀大學時，接觸到來自不同地方的「漢人」。比方說在廣東人當中，臉龐與皮膚黝黑的人相當多，個子矮小像極了越南人、泰人或馬來人給人的印象。說到福建人，也是身材嬌小，有時候還會赤腳走入大學教室，他們自稱是「山地人」；從小就不穿鞋子；在大學運動會也是赤腳奔跑，速度還比壓倒性的快。
另在在作者家鄉鄰近的陝西、甘肅等地也是如此。唐代曾經在作者家鄉－鄂爾多斯建立起「六胡州」的組織，將突厥、栗特人難民安置於此。這些人不久後移居到今日的北京等地，也有人定居下來跟當地居民混血。因此陝西、甘肅等地出現金髮碧眼、黃色眼眸等長得中亞人種模樣的漢人，也不稀奇。
這些漢人的共通點，也就是使用「漢字」這個語言書寫系統而已。
事實可以說是非常明顯，以「共通的語言」、「共通的地區」、「共通的經濟生活」、「共同的文化」、「共通的心理」這些形成民族的必要條件來看，「漢民族」並不存在。歷代東亞大地上的王朝（政權），它們僅僅繼承了漢字體系，至於人種則是完全一批批不同的人，不斷取而代之的循環過程。
再來談到東亞文明的起源，最初類似「國家」的機制，出現在黃河文明的發祥地，也就是最早俗稱「中原」的黃河中游地區。一般認為是屬於壯侗語系的夏人。然後是西元前十三世紀左右，來自今日的滿州東北地區的狩獵民族－殷人，進入這個地區；再來則是遊牧民族－周人從西邊闖入。這就是「夏、殷商、周」在中原陸續建立的王朝。
不過，由於東亞史常常都是北方人入侵、中原人南逃的狀況。結果就是壯侗語系的人被趕得越來越往南。也因為如此，漢人可以說是在中原地區透過不斷融合緩慢形成的征服者集團，但是漢人跟漢民族的概念卻頻繁的變動著，雖然名稱不變，其組成（語言、文化價值觀與出身背景）卻產生質量上不小的變化。
隨著黃巾之亂結束，東亞進入群雄割據的三國時代。進入三國時代後，這三個國家合計起來的漢人已經不足五百萬。在這之後，好不容易從「黃巾之亂」中恢復的東亞，卻因為北方曹魏國因應人口、勞動力短缺，大量引入遊牧民人口而後進入「五胡十六國時代」。五種胡族「匈奴、鮮卑、羯、氐、羌」，多半是操著阿爾泰語系的人們逐漸南下進入中原。居於少數、只有五百萬人不到的漢人，便受到這些阿爾泰語系的使用者所支配，從而使得漢語阿爾泰語系化。反過來說，壯侗語系殘渣，就只能在今日南方漢語當中，勉強得見了。
舉例來說，在北方「河」的名稱發音是「he」，而作者認為這原本是阿爾泰語系的詞彙。一旦過了長江，南部的河川都變了「江」。「江」的發音則是「jiang」，字首「j」是子音如同壯侗語的語彙。可見壯侗語在南方地名殘留的影響。
作者因此認為，所謂的「漢民族」，根本不能說古早以來一直延續在同一地區所謂「民族」。岡田英弘所說的「漢人事實上已經滅絕」，雖然不能說精確，卻並非無的放矢。
關於語言學的部分，由於筆者我並無接觸了解過，因此講到這裡為止。
那麼，近代以降的歷代中國政權主張的「漢民族」，又是怎麼樣的概念呢？
中國人在一八九五年的甲午戰爭（日清戰爭）敗給日本之後起，開始主張自己是「黃帝」（古中國神話傳說中的帝王）的子孫。這是一種被「東夷」日本超越的震撼，並認為「自己怎麼能輸給野蠻人」，從而急遽成長的民族主義。到了二十世紀中葉，這個系譜又加上一位傳說中的帝王「炎帝」，從而形成「炎黃子孫＝漢民族」的主張；但是為何「炎帝」較晚被納入呢？
當作者於八零年代就學時，炎帝在中國教科書乃是邪惡的帝王。他與黃帝之間展開對立，失敗之後逃往南方；換言之，他是南方少數民族的祖先，與漢人並無關係。
可是，為了遵從中國共產黨將南方少數民族也加入「中華民族」、好藉此強調「中華文明的多樣性」的意向，「炎帝」便被邀請進來，成為中華民族甚至是漢民族的一員。
（換言之這民族概念就是跟航海王的魯夫，所用的橡膠槍一樣伸縮自如。）
關於這個概念與其史觀，作者引用了北京大學考古學者蘇秉琦的說法與作品《中國文明起源新探》。這本著作開頭便說：「幾十年來，在我們的歷史教育中有兩個怪圈：一個是根深柢固的中華大一統觀念，一個是把馬克思提出的社會發展規律看成歷史本身。」可謂一針見血。
另一方面，說夏、商、周、秦、漢乃是一脈相傳的國家，也是毫無道理的謊言。蘇教授直言：「這種穿糖葫蘆式的王朝繼承史根本不成立，所以還是免了吧！」他更明確指出，漢人絕非單方面同化周邊各民族；也有被周邊各民族同化的一面。簡單來說就是兩邊相互混合、影響之後才產生所謂的「中國文明」。但是雙方彼此的語言認知、文化風俗樣貌，也早已跟原先的不太一樣了。
蘇教授接著批判道：從原始共產制、古代奴隸制到封建社會，接著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最終到達共產主義社會，這種所謂的馬克斯流的階段發展－唯物史觀。馬克思的理論探究到底，不過是研究歐洲的社會經濟結構的一個假說，在中國卻被當成普遍的人類真理，這也太反常奇怪了。
一九五零年代，中國共產黨打算成立「國家歷史博物館」的時候，以蘇教授為首的北大考古系、歷史系的教授都被動員起來，從事將馬克思的發展階段論硬套在東亞歷代王朝的工作。若是某種青銅器出土，因為是奴隸社會的東西，應該是周的古物；又或者另一項古物出土，因為符合封建社會的設定所以就是漢的古物……諸如此類，令專業的歷史學者十分傻眼的分類工作。（我還以為是有人寫小說胡亂參考資料，原來是共產黨在進行考古啊！）
蘇教授又主張：由於中原有各種相異的民族踏足其中；所以說穿了絕對不是「漢人的搖籃」；而中國文明在中原繁盛後向周邊擴散、傳播，這個說法也並不完全正確。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黃河文明根本沒有被繼承下來！！！黃河文明最典型的就是仰韶文化，分布於陝西到山西省一帶，距今八千年到六千年左右的文化，卻在六千年前的階段突然消失無蹤！也沒有被繼承下來。也有一說認為應該是被周逐漸繼承了仰韶文化，但是沒有確切的證據。正因為如此，無從得知誰繼承了仰韶文化。也因為如此，他們跟漢人絕對稱不上有關係。
蘇教授又做出了批判：美索不達米亞與埃及的文明都有正確可循的「五千年」編年；中華文明沒有辦法這樣編年。「五千年」的中華文明？湊整數也不過勉強有到四千年而已。
所謂的「中華文明五千年」它的根據到底在哪裡？蘇教授回答：「不是黃河文明，也不是長江文明，而是紅山文明。」
之後，中國政府於一九七零年代以降逐步對此地進行發掘，從而確定紅山遺跡乃是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一路延續到青銅器時代的遺跡。雖是新石器，不過途中也有青銅器出土；這些青銅器在中國正好屬於殷周時期，合理推測它的青銅器時代，與殷周文明彼此相連。
但是，令中國共產黨與那些狹隘的愛國主義者大感頭痛的是，紅山文化位在萬里長城北側、南蒙古的東部草原上，因此並不屬於傳統的黃河文明或中華文明範圍。
蘇教授也因此認為，將黃河文明與中國同等看待，乃是不合理的看法。中華文明無論如何也要主張自己有五千年的話，非得把草原地帶的紅山文化也算進去不可。
當然，由於紅山文化位於草原地帶，所以作者推測這極有可能是透過北方草原，與歐亞文明一體化的產物。因此，納入歐亞文明的一部分來討論的話，有可能長達五千年。若非如此，從夏代算起也就四千年而已。
（看來炎黃的傳說時代可能是遊牧民並非空穴來風）
（下集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