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時的大東亞共榮圈目標是建立一個日圓經濟區，使日本能夠動員其殖民地和新佔領地區的財富和資源來支援戰爭。在 1930 到 1940 年代，日本的計畫經濟以及官員執行了發展東亞其他經濟體並將其與日本的大都市經濟結合起來的計劃，政府機構、半政府公司和私營公司投資資金資助台灣、韓國、滿洲和華北地區的發展。這些戰時變化對東亞各國戰後經濟發展有影響嗎？
相關記錄表明，東亞不同地區的戰時遺產差異很大。大戰後最顯著的特徵之一是韓國和台灣的快速工業化，這是＂亞洲四小龍＂中最大的兩個國家，始於 1970 年代末和 1980 年代初。兩國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都以與日本相當的速度增長，作為紡織品、電子產品、商船、鋼鐵等主要生產國穩步提升。另一方面，日本在基礎設施和工業試驗場上進行大量投資的朝鮮和中國東北（前滿洲國）在戰後時期並沒有產生經濟繁榮的情況。例如，在中國東北直到 1980 年代後期，經濟變化並不顯著。工業部門的生產力仍然很低；儘管日本在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大力建設經濟，但技術創新仍然有限。
毫無疑問的，韓國和台灣走不同的經濟取向的一個原因是政治。 1945 年朝鮮半島在三十八度線的分裂和 1949 年中國共產黨軍隊的勝利使北朝鮮和滿洲處於共產國際的控制之下。相比之下，到 1949 年，韓國和台灣以及日本都已被納入美國在東亞的勢力範圍。結果，這些社會在完全不同的政治經濟下發展：朝鮮和滿洲的中央指導經濟與台灣和韓國的官僚主導的市場體系相比。中央計劃者未能像市場機制那樣有效地配置資源，這可能是戰後中國東北和朝鮮的經濟表現遠不如台灣和韓國那麼令人印象深刻的主要原因。無論戰時帝國的經濟遺產是什麼，戰後政治經濟結構的形態在解釋戰後經濟發展方面可能更加重要。
雖然這樣，推測日本在戰前和戰時的殖民統治經驗如何以明顯和不太明顯的方式促進台灣和韓國的快速工業化仍然是有用的過程不言而喻。可以肯定的是，這兩個地區在日本控制下及之後的社會的經歷是完全不同的。然而，我們可以確定幾個可能促成這兩個經濟體的戰後工業化的共同因素：人力和制度資源、生產要素的供給、以及降低市場交易成本。但是，正如我將在結尾部分強調的那樣，正是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的入侵，使得韓國和台灣的戰後早期政權能夠有效地利用日本殖民時期的這些遺產。
在戰前，日本殖民政府就一直在努力增加土地、勞動力和資本等基本生產要素的供應，並提高他們的生產力。起初，這些努力是針對農業部門的，但到 1920 年代後期，殖民官員也開始關注現代製造業。與日本戰時統治下的其他地區相比，韓國和台灣都不是戰場，兩國的經濟基礎設施和工業廠房也沒有遭受與日本大都市經濟相同程度的炸彈破壞。當 1945 年之後兩國新政權上台時，與日本戰時控制的其他社會相比，它們擁有更大、更具有生產力的土地、勞動力和物資資本供應。可以肯定的是，相較於台灣，韓國經濟遭受重創，朝鮮戰爭期間的物理破壞。然而，日本統治下長期促進經濟增長，可能使韓國和台灣在恢復戰後經濟和啟動快速工業化方面具有重大經濟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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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門國家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