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人專欄] 打破零和規則的日本帝國

　　帝國主義和非典型帝國主義在 1911 年以後，不平等條約結構受到了中國本土的評擊。北洋政府取得政權後，原先維持外國政府滲透的集體非典型帝國經濟開始削弱，原先滿清政府還願意容忍外國勢力的經濟滲透，但他的下一任北洋政府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這種政治上的震撼。 1920 年起，帝國主義和非典型帝國主義在中國就成為新興的民族主義的攻擊目標，他們反對外國商人和工廠在華雇用童工，導致示威遊行和罷工，這直接衝擊了外國經濟利益在中國最明顯的降低成本的部分，隨著國民黨領導下在政治上統一整個中國，此一原則上國民政府必須取得列強承諾結束對其政府的權利不平等條約制度，這也導致了中國非典型帝國主義的系統危機。

　　帝國主義和非典型帝國主義的合作體系崩潰在歷史上遵循著兩種模式， 19 世紀開始，飛地抵抗運動的興起促使原住民從非典型帝國轉向正式的全面政治吞併，例如，埃及的 艾哈邁德·阿拉比帕夏（Orabi Pasha）起義導致英國在 1880 年代初就接管該地，當時的作法相當顯然地表示，如果英國沒有占領以及對當地的行政機構控制，英國的利益就無法獲得保護。 20 世紀後，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帝國主義大城市的控制在反殖民的民族主義抵抗運動前常常失敗，英國人對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興起的強大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最終反應是在二戰結束後逐漸恢復當地原住民的權威並交還政治控制。對於存在於中國的帝國主義集體，面對中國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興起的反應不一，雖然其他參與不平等條約的大國似乎願意放鬆控制，但日本人的反應是試圖對中國逕行更深的政治滲透。

　　比如，英國人在中國民族主義興起時感到立場矛盾，尤其是 1925 年至 1927 年的五卅運動爆發期間。 1925 年 5 月 30 日事件發生時，英國政府向上海派出軍隊，試圖說服包含日本在內的其他協約國也這樣做，但到了 1926 年底，英國政府卻試圖表示他願意談判修改條約，並嘗試帶頭支持國民政府。英國雖然在治外法權上沒有妥協，也不願意對主要領土的讓步，但對中國恢復權利的要求做出了戰術讓步，目的是維持英國在中國的貿易，政府試圖避免與民族主義者發生直接衝突。 1928 年 12 月，英國趕在美國人前面承認中國的關稅自主權； 1929 年結束對華軍火禁運； 1930 年，恢復中國對威海衛的控制權、放棄廈門和其他兩個港口的租借，同時將庚子賠款成立基金會，用來支持中國文化、教育和其他的慈善事業； 1931 年，英國政府同意將鹽業管理局移交中國政府控制。英國的時事嘲諷漫畫《物利浦上校》（Colonel Blimp）表達了對這種政策上的轉變感到不滿，不過這也說明了英國外交部的態度。時任英國外交大臣的 威廉·卡多根，第七代卡多根伯爵（William Cadogan, 7th Earl Cadogan）在 1935 年說：英國與中國的貿易很重要，但沒有重要到需要冒著重大的風險來保護他，也不是可以用來證明這是必須冒著重大風險的帝國問題。

　　假如英國人願意接受集體非典型帝國在中國的民族主義面前慢慢消亡，那麼日本人的反應就更加複雜，他們對帝國主義的優先事項完全不同，如果條約體系瓦解，日本人將比英國人失去的更多，而且日本人需要保護他們在中國更廣泛的利益，因為日本人正在這套體系下享有繁榮。正因為日本人是既得利益者，日本政府非常擔心因為條約的滅亡導致日本的毀滅，這樣的態度正如英國對印度、埃及和其他帝國主義對其他地區逐漸增長的民族主義一樣。對中日關係的特殊性質的廣泛共識成為日本帝國的問題，不過這對其他條約大國來說不是問題。對日本來說，中國問題是一個可以證明承擔重大風險的博弈。

　　日本人在簽訂《馬關條約》時接受了不平等條約的規則，不過他們對其他列強會不會遵守遊戲規則感到質疑，從一開始，許多日本人就認為中國和日本的關係與西方列強在本質上有所不同。如 岡倉天心 和 山縣有朋 等不同社會領域的日本人指出的那樣，兩國人民享有共同的文化以及共同的種族，日本人很自然的認為它們對中國有一種特殊的同情是西方人沒辦法深刻理解的。例如兩者都曾是西方戰艦大砲外交的對象，幕末時期，有日本人曾經提出日本和中國共同抗擊西方的侵略。到了 1890 年代，當中國並未實踐現代化並在甲午戰爭中戰敗，導致日本人排除了任何聯盟或共同事業的想法後，日本出現了 大隈重信 主義，或西方所翻譯的 黃種人的負擔（the yellow man's burden），概念上是日本在償還對中國文化的債務時，應該積極推動中國走向文明的艱鉅道路。

　　1920 年代起，日本作為亞洲主要的工業和軍事大國，這種特殊關係的概念超越了情感和歷史上的聯繫，日本在中國的經濟利益在絕對意義上與西方人在中國的經濟利益同等重要。隨著日本製造業的發展，特別是 1920 年代後越來越多的生產所需的出口市場，對於日本來說，中國的經濟意義對日本就越來越大，中國市場和資源在越來越多的日本人心中被確認和日本福祉有關，當時的政黨和商業團體經常提醒日本民眾，假如日本在中國的貿易中斷或產生對日本在中國財產的危脅，很有可能會對日本的經濟產生破壞性連鎖反應。

　　同樣重要的是，中國對日本的戰略重要性也高於其他列強，如 石井菊次郎 在 1917 年對美國國務卿所說的：中國的內戰或崩潰可能不會對其他國家產生任何直接的影響，但對日本來說，這將是生死攸關的問題。中國一內戰日本產品就滯銷，中國的垮台就意味著日本的垮台。 1911 年辛亥革命後中國內政上的混亂，不只一次誘惑日本軍方試圖利用這點開闢新的戰略立足點。軍方對中國內部的不穩定造成日本海外飛地的安全威脅感到焦慮，這種焦慮主要集中在中國東北，日本在遼東半島已經維持著正式殖民地。在這樣的戰略和經濟思維中，與中國建立特殊關係的概念非常脆弱且不安全。

　　存在特殊關係的共識並不能保證列強對中國政策的共識，關於應該如何應對中國以及條約結構的合作破裂，存在著多種意見，並不是每個日本人都願意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承擔重大風險。比如日本外相 幣原喜重郎  願意以緩慢的退出條約結構，雖然他並不願意像英國那樣做；相反的，上海商會的代表則將條約結構的腐蝕視為威脅，以保護日本國民及財產為要求，迫使日本政府以武力維持海外飛地。南滿鐵路公司 也擔心中國民族主義對他們的影響，卻又同時希望日本透過和平發展經濟來擴大長城以北的利益。日本透過當地 滿州青年同盟 號召東北自發性的發起獨立運動，這是關東軍參謀 石原莞爾 所想的一步棋，使滿州從非典型帝國的條約中分離出來，使這塊地成為完全在日本控制下的政治副署。雖然大正議會很難理解這樣的做法並有不同的聲音，但很顯然的， 1928 年張作霖被暗殺後，一個主張對華強硬的政策和政治聯盟正在形成，督促當權政府承擔英國和其他列強迴避的重大風險。

　　不過，在 1931 年以前，沒有任何的日本內閣表現出有這樣的意願，田中內閣雖然願意動用日本武力來保護滿州盟友  張作霖 的利益，但他拒絕以暗殺為藉口來擴大日本在中國東北的領土控制。繼任的濱口內閣恢復了志原的溫和政策，為了保護日本和中國的貿易，日本政府相國民黨做出了勉強的讓步。透過通商口岸和國內政治團體的壓力，這些人主張對中國應該採取更激進的政策，但所有的壓力都不足以克服日本政府的謹慎態度。

　　但是這股壓力如果是對軍方施加的，東京政府就無法控制。 石原莞爾 等年輕、大膽的中國問題專家，意識到在中國的問題是上推動政府行動的唯一方法是自己先斬後奏。參謀本部以統帥獨立權（關東軍參謀在陸軍本部也找到了不少認同他們的人）為理由，讓關東軍的實際行為強迫 1931 年日本政府完成滿州國的獨立，政府如果不同意就等於可能發生軍事起義，同意則是遭受外國政府的羞辱（實際上也確實發生了）。這些年輕軍官認為條約結構已經受到威脅，並急於阻止中國的反帝國主義蔓延到長城以北，他們關心的不是維持非典型帝國，而是鞏固日本資產並保護日本在東北的戰略利益，以防止中國本土的合作結構崩潰。

　　為了實現目標，他們創造了滿州國，這是關東軍自己發明的。滿州國並非正式殖民地，也不是一個受到南方非典型帝國規則保護的勢力範圍，滿州國是一個獨立國家，由中國領導人接受日本軍官和文職官員的命令所建立，這種狀況和二戰後蘇聯的帝國主義於東歐建立的衛星國類似。日本人為什麼選擇這種特殊關係的統治目前不得而知，也許是特殊關係概念的自然延伸，就像戰後東歐衛星國是前蘇聯的泛斯拉夫主義的自然發展一樣，又可能是滿州獨立神話最終是對世界其他地方的反帝國主義潮流的讓步，日本學界也經常對自己在 1931 年的大陸政策的自我評估中有許多討論。不論動機如何，這新型態的帝國主義控制是非常失敗的，而且成本昂貴，它涉及了巨大的財政資源和人力資源的轉移，並且滿州國沒有相對應的回報。理論上，透過非典型帝國主義的技術轉移，日本人應該要得到更好的資源，使日本擁有的紡織廠和南滿鐵路等企業更加蓬勃發展。

　　毫無疑問的，對滿州國的成立造成了一場更大的戰爭，其對生命和財產的成本無法估計。其中較小的部分是不平等條約體系的終結，為贏得中國的支持並說服其他亞洲政治菁英相信日本人支持反帝國主義，日本在 1943 年放棄對非典型帝國主義的權利。同時美國和英國也宣布願意放棄對華治外法權，並重新制定一套對華政策方針，假想如果日本在滿洲國成立以前就放棄租界和定居點，放棄使館的特別行政權，並逐步取消對華權利，這才是比讓滿州國獨立的最好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