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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英雄」與「反派」——剖析《我的英雄學院》對於現代社會中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和英雄主義之間關係與影響的討論
摘要：
《我的英雄學院》是以超級英雄為題材的日本少年漫畫。該作品不僅在日本，甚至在全球範圍內都收穫了很高的人氣。隨著該作品的故事漸入尾聲，其展現的社會思考愈發明顯。本論文以作品第1至369話的內容作為研究範圍，從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去論述該作品所構建的「故事世界」與現實世界的關聯性。在此基礎上，本文針對該作品中體現的三大意識形態——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和英雄主義展開剖析，嘗試在社會哲學的層面解讀該作品對於現代社會中英雄主義的討論，以及該討論的潛在價值。
關鍵詞：
超級英雄、少年漫畫、個體主義、集體主義、英雄主義、個體特徵、社會認同、神話暴力
壹、日本少年漫畫與美國超級英雄相結合的「社会故事」
從2008年上映的《Iron Man》開啟名為「漫威電影宇宙（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 (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 2022)的主題化電影商業模式，到2019年上映的《Avengers: End Game》在全球席捲將近28億票房 (List of box office records set by Avengers: Endgame, 2022)，起源於美國的「超級英雄」已成為了21世紀流行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日本御宅文化中的「少年漫畫」也開始在除日本外的全球範圍內普及開來 (ジャンプ・デジタルラボ/少年ジャンプ＋, 2022) (Dunnett, 2022)。
2014年7月7日，一部名為《我的英雄學院》（本文隨後將簡稱其為《我英》）的少年漫畫在日本少年Jump週刊上開始連載 (My Hero Academia, 2022)，並在2016年被日本動畫製作公司Bones接手推出改編動畫 (WORKS - TV ANIMATION, 2022)。到目前為止，《我英》漫畫在全球範圍已經取得很高的人氣 (ジャンプ・デジタルラボ/少年ジャンプ＋, 2022)。《我英》的成功不僅反映在商業市場的表現，還體現在專業評審界給予的認可：《我英》於2017年獲選「SUGOI JAPAN Award」最佳漫畫獎 (Pineda, 2017)，並於2019年獲選第31屆「Harvey Awards」最佳漫畫 (Harvey Awards Recipients, 2022)。
將「少年漫畫」和「超級英雄」這個兩個時代趨勢相結合，可以說是《我英》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主流超級英雄和戰鬥類少年漫畫也具有一個共性——「超現實性」，即「創造出脫離現實的設定或發展」的特性。無論是超級英雄千奇百怪的超能力，還是戰鬥類少年漫畫天馬行空的戰鬥方式，都是這種特性的具像體現。《我英》的基本設定也不例外：在一個80%人口都有名為「個性」的超能力的世界裡，存在著利用「個性」危害社會的「反派」，以及利用「個性」合法打擊「反派」的「英雄」。
但另一方面，由於「超現實」要素的存在，超級英雄作品和戰鬥類少年漫畫所虛構出的世界，即「故事世界」，往往會與讀者（觀眾）所處的現實世界產生一定距離感。這種距離感就會導致，即使作者提供的「方案」，足以「令人信服」地解決故事中的衝突，它們也未必適用於現實世界（事實上往往也並不適用）。很多該類題材較有思想深度的作品，最後所傳達的思想是形而上的，有關價值取向的思想（例如《鋼之煉金術師》 (Fullmetal Alchemist, 2022)中「等價交換」的思想）。它們可以給作品的受眾帶來精神上的激勵，甚至思想上的啟迪；但難以作為一套足夠「關聯現實」的社會理論在學術層面上進行嚴肅的探討。
那麼，這是否意味著，超級英雄作品和戰鬥類少年漫畫無法在社會學層面展開具有深度的思考和討論？答案是否定的。傳統超級英雄題材的作品中就不乏具有現實性社會思考的佳作。最典型、也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即是由Alan Moore編劇、Dave Gibbons和John Higgins共同繪製的圖像小說作品《Watchmen》 (Watchmen, 2022)。《Watchmen》的文學內涵與主題思考並非本文的重點，但不可否認的是，《Watchmen》的一大成就是，在引入超級英雄這一「超現實」元素後，依舊能對現實世界中冷戰時代下的人類社會進行一場足夠嚴肅的討論，並給出作者自身的中心思想。雖然《Watchmen》中的「超級英雄」和「超級反派」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但它們作為現實中的意識形態和社會角色的極化與具象化，使得《Watchmen》的「故事世界」成為了具備現實基礎的「假想」。
《Watchmen》的成功，展現了用含有「超現實性」的超級英雄文學作品去解釋現實世界的可能。而本文認為，《我英》作為一部戰鬥類少年漫畫，是近年來少見的能夠在社會層面展開足夠深度、又不脫離實際的討論的「超現實作品」。特別而言，《我英》著重對於現代社會中，在「個體主義」和「集體主義」的衝擊下，「英雄主義」的內涵展開了深入的討論。
本文將會首先解讀《我英》將「超現實」的設定與現實社會中的社會要素聯繫起來的象徵手法。隨後，本文將闡述《我英》依靠這些設定所構建的「故事世界」，並論述其與現實世界的關聯。這兩部分相結合，將論證《我英》具備在社會層面被深入分析的基礎。在此基礎上，通過剖析《我英》的主線劇情與相關意象，本文將解構該作品所蘊含的社會命題，並對作品相關的思想展開解讀。
貳、從「個性」到個性，從「個性社會」到我們的社會
《我英》最基本的設定，是名為「個性」的超能力。「個性」不僅僅是《我英》作為戰鬥類少年漫畫的「劇情工具」，更與故事的主題緊密相關。在故事中，角色的「個性」，除了影響著他們的戰鬥方式，更是他們的一種個體特徵（individuality），即現實生活中「個性」一詞的含義。因此，僅僅從字面意思便可看出《我英》中「個性」與現實世界中「個性」的關聯。進一步而言，「個性」是構成故事中角色的「自我認同」的核心要素之一。「自我認同」是一個個體對於自身信念的集合，其包含了「自我意象（外貌、行為習慣等）」、「自尊」、「理想自我」，以及「社會認同」四個方面 (McLeod, 2008) (Turner & Oakes, 1986)。《我英》中的「個性」作為一種可以影響角色「外貌」和「行為習慣」的個體特徵，和角色的自我意象有直接的關聯。
「……我才不是什麼『悲劇』呢！我開心的時候當然會笑！就像你們會親吻喜歡的人，當我喜歡上一個人的時候，我就會吸他的血！不！我不可悲！這樣的『我』不可悲！」（渡我被身子，《我英》，226話）
「個性」之於《我英》中的角色，不僅是一種額外的「能力」，更如「個體特徵」（如種族、外貌、國籍等）之於現實中的個體一樣，是一種基本而又複雜的「特徵」。也正因如此，「個性」的內涵超越了單純的「超能力」，使其成為了構成個體自我（self）的關鍵部分，並使得將「社會認同理論」運用到《我英》的「故事世界」——「個性社會」的分析中，成為了可能。
社會認同理論 (Turner & Oakes, 1986)是一套於20世紀末被提出，用於解釋社會群體間關係 (Backstrom, Huttenlocher, Kleinberg, & Lan, 2006)的理論。該理論認為，在現代社會中，人們會因為彼此的差異（即個體特徵的不同），被劃分成不同的群體，該過程被稱為「社會分類」。來自相同群體的個體之間的「相似性」會被誇大，來自不同群體的個體之間的「差異性」則會被誇大。同一群體內的個體，甚至會為了更好地融入群體，根據群體規範（group norm）調整自己的個體特徵，最終群體內個體對彼此的認同感以及群體的凝聚力因此提升；另一方面，不同群體之間更容易產生對彼此的偏見，甚至敵對心理。最終，由所屬群體所決定的那部分自我認同，即被稱為「社會認同」。
社會認同理論一定程度上成功地解釋了「性別主義」、「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等帶有偏見與歧視傾向的意識形態的形成。進一步而言，社會認同理論揭示了社會群體關係由「混亂」到「有序」，由「多樣」到「單一」的趨勢：儘管世界上每個個體都是「獨一無二」的，但他們依舊傾向於捨棄自己部分的獨特性，進而組成或融入一個「一致性」更強的群體，來達到「『內團體（in-group）』去對抗『外團體（out-group）』」的生存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一個僅由單一個體構成、不含群體的社會系統，當該系統內形成群體後，儘管新形成的群體的社會影響力相比於個體有所增加，但群體間的影響力差距之於個體間並一定不會減小。事實上，社會階級的存在恰恰說明，隨著不同社會群體的產生和發展，這種差距經常進一步擴大。因此，對於一個降臨到處於動態平衡的社會中的個體，在他融入某個群體的同時，也不得不繼承這個社會下那個群體的社會地位，甚至相應的社會角色。
回到《我英》的「故事世界」中就可以發現，這個在「個性」出現後形成的「個性社會」，其實也遵循著基於「個性」的社會認同理論——人們會因為他們的「個性」在社會中被分類，進而獲得相應的社會認同。天生擁有強大「個性」的個體更被鼓勵成為「英雄」；天生擁有危險「個性」的人也更容易被排擠；而連「個性」都沒有的個體，則往往會被看成是「最無用」的存在。對此更詳盡的論述將在第四章中展開。
「個性」之於「個性社會」，即是個性之於我們的社會。因此，就如同被「社會認同」所「控制」的現實世界一樣，「個性社會」表面的繽紛多彩，是由「享受」社會認同的人們訴說，絢麗之間的層層陰暗，則被「遭受」社會認同的人們銘記。生活在「個性社會」中的人們，由「個性」相連，也因「個性」相隔。而能夠打破這種枷鎖的「力量」，則是《我英》想要探索的答案。
參、同時誕生於混亂之中的極權統治與個人英雄主義
《我英》的故事開始於日本的「英雄社會」。在這個「超現實」的「個性社會」中，有著「英雄」和「反派」這兩個「相對立」的存在。但就是這樣一個「超現實」的「故事世界」，卻在不太遙遠的「過去」與現實世界接近的多。那個將《我英》的「故事世界」推向「個性社會」的「奇異點」，正是「個性」。
「個性」出現的過程，並非一種緩慢漸進的人類物種進化，而是像「傳染病」一樣在原本「無個性」的人群中蔓延開來。於是，就像現實世界中流行病蔓延時所產生的恐慌一樣，基於「有無 『個性』」，這一簡單粗暴、又極為真實的「標準」的社會分類開始了。此時，「個性」仍未被看作是一種新的「人類特徵」，而是一些人類異化成非人類的「異能」。
「……『何而為人』的標準在一瞬間崩塌了，法律失去了意義，文明停滯不前……」（All Might，《我英》，59話）
就像社會認同理論所描述的一樣，當這個社會分類形成後，社會群體的劃分發生了劇烈的變化，隨之而來的便是相應的偏見與歧視。剛剛擁有「個性」的「非人類」成為了社會上被壓迫的弱勢群體（《我英》232話提及的「『個性之母』的悲劇」便是一個例子）。社會秩序陷入混亂，政府的權威岌岌可危。
緊接著，在那些「非人類」群體的內部，新一輪的社會分類產生了：有決定利用「個性」進行掠奪和侵犯的「反派（Villain）」，以及決定用這份「力量」執行正義的「義警（Vigilante）」。一個「簡單」的道德取向，將原本被歧視的「非人類」群體，又劃分成了「好」與「壞」的兩種派別。不同於「反派」這個社會認同，成為「義警」後，不僅一樣要承受來自「人類」的歧視，還要繼續執行心中的「正義之事」。因此，「義警」體現了一種並不受到社會中「多數派」的價值判斷所約束的「獻身精神」。而他們「將自己對於『正義』的解釋權和執行權，凌駕於統治階級（國家政府）之上」的行為則體現了一種「個人主義」的傾向。因此，按照自我意志和道德立場去「行俠仗義」的「義警」，體現了基於「個人主義」的「英雄主義」的雛形。但是，「義警」的出現並不能從根本上挽救崩壞的社會環境。唯有根據「個性」這一新的「個體特徵」調整現有的社會制度與規範，才能重新帶來穩定的社會環境。
或是巧合，抑或是命運，一個年輕人也獲得了一個「個性」。一個可以「奪取」和「強制給予」「個性」的「個性」——All For One。通過這個「個性」，他可以給予每個人選擇成為「人類」或「非人類」的「自由」，只要和他達成「契約」。這個年輕人的出現給支離破碎的日本提供了一個快速恢復社會秩序的機會。於是，一個名為「All For One」（本文隨後將簡稱其為AFO）的「個性資本家」出現了。
表面上，通過交易「個性」，AFO給予了人們想要的社會認同。實際上，這些人卻從此走上了為AFO「賣命」的道路。接受契約的人得到了一個改變現狀的「機會」，卻付出了「命運主導權」的代價。這種操控個體的方式在Karl Marx所著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Marx, 2016)中被稱為「勞動異化（Alienation of labor）」。通過這個異化過程，人們喪失了自身的人性，成為了勞動分工中機械化的組成部分。「個性」不僅沒有成為新的「個體特徵」，反而變成了由AFO掌控的「工具功能」。AFO的確給混亂的「個性社會」帶來了新的秩序，但卻是通過「個性剝削」和「個性操控」，並以此來積累他的資本與權力。隨著AFO操控的人和勢力越來越多，逐漸地，AFO的身份不再單單是「資本家」，還成為了掌控日本秩序的「極權統治者」，一個「人人為我（All For One）」的存在。
但是，有一個人始終不屈服於AFO的意志——他就是AFO的弟弟死柄木與一。或是巧合，抑或是命運，在AFO間接的「幫助」下，死柄木與一獲得了一個與哥哥相反的「個性」。一個「無法奪取」、也「無法被奪取」的「個性」——One For All（本文隨後將簡稱其為OFA）。起初，OFA的能力僅僅是將持有者所積攢的「力量」不斷傳承給他人。但在一代代和死柄木與一具有相同信念的OFA繼承者的前赴後繼中，OFA不斷地被保護、傳承並培育。終於，作為OFA的第8代持有者，八木俊典，以All Might的「英雄」身份第一次擊敗了AFO。
OFA的持有者與幾乎同一時期湧現的「義警」一樣，都被「個人意志」所驅動。但不同之處在於，OFA讓個人的意志得以通過不斷的「傳承」，超越個體的局限性。在一個被集權統治者壓迫的社會環境下，這份始於個體，凝結了多人力量的意志，最終擁有了足以與「控制」著整個社會的權力實體相抗衡的機會。「控制」與「傳承」，雖然都是影響群體的方式，但前者相比後者忽視了個體意志的價值。「個性」並不是可以隨意轉移到或剝離於一個人的附加「超能力」，它是「自我認同」的一部分，個人意志的一種體現。從哲學的層面上看，這也解釋了「即使擁有眾多『超能力』的AFO，也被OFA這一個『個性』所擊敗」的「歷史」。
肆、華而不實的「英雄社會」與積少成多的「少數派惡意」
在「個性」形成的初期，社會規範的突破和社會認同的突變使得原有的社會結構遭到破壞，維持舊社會結構的權力機構（政府）也因此受到了重創。相反，基於「個性」的「個體影響力」得到了極大的擴張。由此，這個混亂時期出現了「反派」和「義警」，這些在社會表層相抗衡的社會角色，以及AFO與OFA，兩個在混亂背後相對抗的意識形態。隨著一些「義警」被政府吸納成為了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利用「個性」維護秩序的職業「英雄」，以及All Might幾乎憑一己之力瓦解AFO的勢力，社會曾經的黑暗與混亂逐漸消散。日本邁向了「個性社會」的新時代——「英雄社會」，All Might也成為了「和平的象徵」。
「限制公民在公共場所使用『個性』的自由」，以及「賦予『英雄』利用『個性』治安的權力」，是日本政府治下「英雄社會」的兩個基本方針。這兩個針對「個性」的方針，表面上維持了社會的穩定，也起到了「鼓勵用『個性』為善」的宣傳，實則為新的社會問題埋下了種子。
「英雄（Hero）」一詞（《我英》中「英雄」的日文「ヒーロー」的詞源）最初起源於古希臘語中的「ἥρως」，意為「保護者」 (Hero, 2022)。可以看出，這個詞的核心概念「保護」，體現了一種基於「個人意志」的品質——保護欲。因此，在現實中，判定「英雄」的標準，一般也是依照由「保護」或「拯救」延伸出的品質特徵，例如「勇氣」、「無私」、「堅忍」、「正直」等。因此，本質上「英雄主義」與個人品質之外的個體特徵並無關係，自然也與「個性」無關。在混亂時期的日本，那些挺身而出的「義警」和OFA持有者，雖然（據推測）大多都有「個性」，但促使他們成為「英雄」根本原因，不是他們擁有的「個性」，卻是他們願意挺身而出的「個人意志」。
但到了「英雄社會」，非法的「義警」卻被轉化成了合法的（職業）「英雄」。必須要承認的是，將「義警」變為「英雄」，確實可以規範「義警」由「個人意志」而生的潛在極端主義。除此之外，「英雄」的確是利用「個性」打擊使用「個性」犯罪的罪犯的有效措施。但當「英雄」被限定成一種特定的「社會角色」，甚至「公共職業」，而非一種可以在任何人身上體現的狀態時，「英雄主義」也從一種「精神價值」轉變成了一種「職業道德」。對於以績效優先的職場，「職業道德」 相比「職業技能」往往是更容易妥協的部分。「職業英雄制度」的確立，讓「英雄社會」少了「極端英雄」，卻多了 「表面英雄」。
在此之上，「職業英雄制度」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在「英雄」成為一種「國家公務員」後，成為「英雄」的標準，因為政府的方針，多了一條甚至高於「英雄主義」的隱性要素——「只有『英雄』才有的使用『個性』的特權」。這個要素的出現，不僅使得「英雄」的標準與「個性」產生了關聯，還延伸出了對於不同「個性」的「偏差」。具體而言，一個個體想要在「英雄社會」成為「英雄」，不僅需要擁有「個性」，還需要擁有一個「適合」成為「英雄」的「個性」。於是，基於「個性」的「『英雄人才』與『非英雄人才』」的社會分類產生。擁有「合適個性」的人被鼓勵去成為「英雄」，不具備「合適個性」的人則被勸阻，而沒有「個性」的人，則「無法」成為「英雄」。原本同樣夢想成為「英雄」的年輕人，卻因「個性」不得不面對不同的現實。
「職業『英雄』是無論何時都要堵上性命的。沒有『個性』也能成為『英雄』？雖然很難開口，但這種觀點我無法認同。」（All Might，《我英》，1話）
「個性」與「英雄」產生的關聯，不僅直接影響了「英雄」的定義，還間接影響了「反派」的概念。由於混亂時期的歷史，「義警」演變成的「英雄」的概念包含了「正義」的成分，而「反派」的概念包含了「罪惡」的成分。當「英雄社會」中的「『英雄』的標準」與「個性」產生關聯時，「反派」作為在「價值判斷」上與「英雄」「相反」的存在，「『反派』的特徵」也與「個性」產生了關聯。「既然有適合成為『正義英雄』的『個性』，就有適合成為『罪惡反派』的『個性』」的偏見就形成了。「個性社會」中這種摻入了「價值判斷」的個體特徵的偏見，在現實世界中也非常普遍。
由「個性」導致的個體多樣性，本應在「英雄社會」這一「更進步」的社會中得到「理解」與「包容」。但在「英雄」這一原本體現個人意志的存在，成為社會結構中的一部分後，助長了「英雄社會」對一些「個性」的系統性「歧視」。依照本文在第二章的論述，由於「個性」對於自我認同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那些被「個性」影響的其他個體特徵因此受到「牽連」。從性格歧視，到人格歧視，從外貌歧視，到基於行為習慣的歧視……各種源於「個性」的偏見和歧視將社會中的個體劃分成了「潛在反派」與「非潛在反派」，又一個社會分類產生了。不論最終是成為「英雄」還是「反派」，對於每個降生到「英雄社會」的孩子來說，他們都將因為「個性」受到來自社會的評判，而對於大多數孩子來說，這個時間點往往是 4到5歲之間，他們開始表徵「個性」的時候。
變成了一種「職業」的「英雄」，以及變成了「職業道德」的英雄主義，也給普通「民眾」帶來了潛移默化的影響。為了解釋這種影響，不妨以現實生活中「環保意識」的現狀來做一個類比。「環保意識」本是一種與「能力」無關，每個人都可以養成的「意識」。但是各種以「環保」為名義進行宣傳的公益活動和商業產品的出現，讓人們產生了「只要參與這些活動，或購買相關產品，就能帮助『環保』」的觀念。無可厚非，這些活動和產品也許確實可以幫助保護環境，但如果一個人支持這些活動和產品，卻在日常生活中依舊鋪張浪費，那麼根本上他並不具備環保意識，只是形成了「依賴外界事物来想像『自己具備環保意識』」的「幻覺」。過度依託於外在事物，去「想像」個體自身本可實現的「潛能」，在心理上是對於自身的一種「補償」，但在精神上卻是對於自身的一種「矮化」。在《我英》的「英雄社會」中，對於「英雄」的依賴，體現了這種個體效應積累後在社會層面帶來的可怕後果：從必要地依靠「英雄」維護公共安全，到不必要地依賴「英雄」去維持整個社會。最後，連幫助一個在街上走失的小孩，都成了「英雄」或「警察」的「專職」。
「如果那時……如果那時……本該消去的瘙癢……如果那時，能有人向我伸出援手……」（死柄木弔，《我英》，237話）
一方面，「職業英雄制度」助長了與「個性」相關的歧視；另一方面，對於「英雄」的過度依賴加重了社會對於「個體」的冷漠。在這兩個系統性缺陷日積月累的影響下，「英雄社會」光輝的表面下產生了一道道幽深的「裂痕」。對於這個社會中的「多數派」，他們依舊沉浸在「英雄夢」的「光芒」中，但對於裂縫中的「少數派」，他們卻在日日夜夜地感受著這個社會的「黑暗」。「反派」對應的社會群體，不再由試圖通過「個性」為所欲為的個體所主導，因為漸漸的，那些僅僅因為「個性」就難以在現有體制下生存的人們，也漸漸開始擁抱這個新的社會認同。
更諷刺的是，原本為了防止極端「義警」出現的「職業英雄制度」，卻因為「英雄」的「墮落」而孕育出了「英雄殺手」Stain。Stain的個人實力雖然不及All Might，但他卻有著能夠匹及All Might的強大「個人意志」，一種能夠在人們心中播種「火種」的「個人意志」。而Stain播種的「火種」，名為「改變現狀」。於是，在Stain的感染下，因為「各種原因」而被「英雄社會」所拋棄的「少數派」，因為「同一個目標」——「改變現狀」，加入了名為「敵聯合」的「反派群體」。而借此機會將這些「少數派」「聯合」起來的人，則是打算捲土重來的AFO。吸取了之前教訓的AFO，不再直接忽視個體意志，而是則選擇利用它們，利用「少數派」對於「英雄社會」的不滿與怨念，來摧毀由All Might建立起的和平。
「個體的『惡意』並不可怕，但當它們被同一個『意志』『聯合』起來了以後，便會變得危險得多。」（Gran Torino，《我英》，57話）
伍、被陣營「撕裂」的社會和被立場「左右」的集體英雄主義
「被集體利用的個體」與「被集體極化的個體」
All Might作為《我英》中的核心角色之一，他的重要性是多個層面的。除了「OFA持有者」，「『英雄』實力頂峰」，「綠谷出久導師」等，他在故事前期最重要的一個身份便是「和平的象徵」。「和平的象徵」起源於一個少年，八木俊典，在成為All Might之前就提出的一種「精神支柱」的概念。這個「精神支柱」在某種程度上賦予了OFA新的使命，使其不再僅僅是擊敗AFO的終極武器，更是一種「和平威懾力」。於是，All Might成為「和平的象徵」，也同時代表著「英雄主義」由「個人主義」向「集體主義」的轉變——他的使命不再僅僅是為了完成OFA的意志去擊敗AFO，更是為了維持「個性社會」的和平和安定，更準確的說，是這個社會中的「多數派」的和平與安定。
All Might雖然憑藉著個人的力量壓制了很多「英雄社會」中湧現的威脅，但客觀上，他的存在並不推進「英雄社會」制度本身的進步。而他所創造的「和平的象徵」在日本政府的濫用下從激勵個體的「精神支柱」變成了安撫群眾的「政治宣傳」。「只要All Might還在，一切就都會沒事」的宣傳，在一開始雖能給予人們希望和安全感；但日積月累下，就變成了人們安於現狀、忽視問題的自我陶醉。如果說，「職業英雄制度」讓「民眾」有了依賴「英雄」的理由，那麼「和平的象徵」則讓「民眾」有了依賴「英雄」的心理。「志村轉弧沒能及時得到英雄拯救」的悲劇，也許是一個發生在「個體」身上的「偶然」，卻是註定會發生在這個社會的「少數派」身上的「必然」。只要「英雄社會」的現狀繼續存在，類似的悲劇就會繼續發生。因此，不論All Might多麼勤奮、多麼無私、甚至一再延後退休日程，他也無法將「光明」照進這個社會的裂痕裡的陰暗面——由社會結構導致的系統性缺陷。
終於，「英雄社會」迎來了All Might「最後一次」的勝利——神野之戰。只是，這一次勝利的代價遠超過了收穫。再一次被「擊敗」的AFO，雖是加劇社會動蕩的「催化劑」，卻不是「英雄社會」系統性缺陷的根本原因。而他卻借此機會消除了摧毀「英雄社會」需要克服的最大勢壘——All Might。一直以來，All Might的存在就像「英雄社會」的一塊「強力膠布」，他維繫著社會的穩定，但也在無形中掩蓋了社會的系統性缺陷。All Might的退休，代表著長期以來加固「英雄社會」的「外力」的消失。社會的「裂痕」開始顯現的同時，也在急速擴張。
一方面，失去了All Might的「英雄」們開始盡力壓制「和平的象徵」消失後日益倡狂的犯罪行為。另一方面，在AFO的「栽培下」的死柄木弔成功「覺醒」，並聚集了越來越多社會裂痕間的「少數派」。在這些被聚集起來的個體中，有些人是為了改變自己的人生，有些人是為了改變這個社會，還有些人是為了尋找歸宿……儘管每個人的具體目標不同，但為了摧毀「英雄社會」，他們走到了一起，成為了「異能解放戰線」的一份子。「異能解放戰線」不僅僅是「『反派個體』變成『武裝反派群體』」的標誌，更是「個人主義」在「社會認同」作用下被「集體主義」取代的體現。與此同時，類似的效應也在「英雄」群體的內部開始發生。由於每個「英雄」個體的實力都與All Might存在著巨大的差距，「英雄」的作戰風格正在從過往的「單打獨鬥」逐漸轉向「團體合作」，「英雄」整體作為一個社會群體的凝聚力達到了從所未有的高度。
終於，察覺到「異能解放戰線」巨大威脅的政府，展開了日本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英雄」集體作戰任務。「英雄」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在「異能解放戰線」展開進攻前將其瓦解，從而維持「英雄社會」的和平和穩定。在這一刻，不論是「英雄」還是「反派」，他們所從屬的社會群體都在「社會認同」的作用下被「極化」成了各自高度統一、彼此極度排斥的狀態——「維持現狀」與「打破現狀」的二元對立。在這股強烈的對立關係下，雙方的互動方式只剩下了一種——訴諸暴力。而這場暴力的結果便是撕裂「英雄社會」的「全面戰爭」。
沒有絕對的「正義執行」，只有絕對的「神話暴力」
當「英雄」與「反派」的概念被放在一起時，行為的 「正義性」往往是區分它們的核心標準。但當雙方的行為都是「暴力」時，又該如何界定誰代表正義，誰是英雄？利用法律哲學的思想，判定「暴力」的正義性有兩個角度。如果遵循「自然法」 (Finnis, 2020)的思想，那麼「目的正義則行為正義」，因為從根本上自然法不批判人的行為方式，認為其是「符合自然規律」的「事實」。相反，如果認為「手段正當行為才正義」，則是屬於「實證法」 (Finnis, 2020)的思想。在實證法下，對於個體行為的判定基於對行為方式本身的一種權威解釋（例如法律），無關乎行為的目的。
但是，不論是「自然法」，還是「實證法」，都具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如果僅遵循自然法，戰爭的行為將不被譴責，外交不再是處理國際關係的首要手段；而如果僅遵循實證法，那麼國家一旦形成，國家法律將成為解釋行為的絕對權威，任何試圖挑戰法律的行為都將被認為是觸犯法律的「非正義行為」。「自然法」和「實證法」局限性的本質在於它們都無法脫離圍繞著「『目的』與『手段』的支配關係」的爭執，這使得即使依照「擇情採取兩者其一」的方式，依舊不具備判定「暴力」的完備性。具體而言，這種非完備性體現在歷史中人類集體暴力活動的矛盾性：當政府成功通過暴力鎮壓反抗的群眾時，這些群眾便會被已存在的法律解釋為「反動分子」，而當反抗的群眾成功通過暴力推翻政府時，這種暴力便被維護他們利益的「新法律」定義為「正義革命」。
哲學家Walter Benjamin在《暴力批判》 (Benjamin, 2001)中將這兩種互相矛盾的暴力對應的概念稱為「為了維護法律的暴力」和「為了重建法律的暴力」， 即「護法暴力」和「立法暴力」。在具體歷史時間點的語境下，或許可以在兩種「暴力」中選出一個「相對正義」的存在；但縱觀歷史的發展則會發現，這兩種「暴力」一同將人類禁錮在互相殘殺的「暴力循環」中。本質上，不論是「護法暴力」，還是「立法暴力」，它們都是一種被「法律」這一「權威概念」所拘束的「暴力」。這種「暴力」的產生不是為了「解決」衝突雙方的「矛盾」，而是為了「消除」兩方其一的「存在」，以確保「法律」的「權威性」。Benjamin將這種「暴力」稱為「神話暴力」。其實，有關「神話暴力」的概念，《我英》在故事的早期，就透過核心反派死柄木弔的話有所暗示：
「……明明都因暴力而興，卻被區分成了『英雄』和『反派』——『你是善的』，『我是惡的』……豈有此理! 『和平的象徵』？呸！說到底，你只是一個被用來鎮壓我們的『暴力工具』！暴力永遠只會孕育新的暴力！」（死柄木弔，《我英》，19話）
「暴力孕育暴力」，便是「神話暴力」的核心特徵。雖然當時的死柄木弔只是利用這個思想去挑釁All Might，並沒有將它內化為自己的信念，導致整個話題的討論被擱置。但「冥冥之中」，《我英》的故事正是遵循著這個規律發展的。
回首《我英》「故事世界」的「歷史進程」就會發現，當混亂時期的「義警」最終擊敗了「反派」，新建立起的社會便將「義警」合法化為了「英雄」。「英雄」成為了享有「使用『個性』從事暴力活動」的這一「特權」的存在，而他們基於暴力的行為也成為了社會規範中的「正義之事」。如今，受系統性缺陷影響誕生的「反派」，如果能打敗「英雄」、推翻現在的政府，他們也不會再被當作「反派」，而是將自身合理化為「解放軍」。
不可否認的是，Benjamin在《批判暴力》中對「暴力」的討論是圍繞「群眾與政府」這組對立群體展開的。在《我英》的故事中，『反派』眾『英雄』雖然成為了和「群眾與政府」一樣冲突激烈的兩個對立群體，但他們所代表的社會階級並不完全一致。「反派」並不能完全代表「群眾」，因為他們「只是」現有社會體系下被壓迫的「少數派」；而「英雄」也並非制定「法律」的統治階級，只是與反派立場相反的「護法者」。
但是，如果將社會認同理論與Benjamin的「神話暴力」理論相結合，就可以發現：「神話暴力」的循環只是社會中「群間暴力循環」的一種普遍特例。統治階級（政府）和被統治階級（群眾）這兩個群體，本質上是根據「政治權力」劃分的社會群體。這個社會分類導致了兩個群體間的關係是「統治與被統治」的「權力關係」，一種與社會結構緊密聯繫的「對立關係」，「法律」則是維持這種關係的「權威概念」。當兩者產生暴力衝突時，雙方是在爭奪獲取法律的「解釋權」，卻不對「法律」這個概念本身的「權威性」產生質疑。因此，不論「新社會」是否產生，群體間的關係總是「權力關係」。被「法律」所定義的「神話暴力」，便是一種被「法律」這個概念所控制的「群間暴力」。
雖然「職業英雄們」與「反派（超常解放戰線）」的矛盾並不直接圍繞「統治與被統治」，但他們之間的立場衝突已經激烈到關乎「個性社會」的社會結構。更嚴重的是，雙方的立場將他們之間的關係「禁錮」成「訴諸暴力」的「對立關係」，從而形成了「個性社會」的暴力循環。而這一切，都是由「立場」作為一種「權威概念」所造成的。因此，這種由「立場」取代了「法律」，進而被雙方爭奪其「解釋權」的暴力衝突，可以被定義成一種更廣義的，由「立場」產生的「神話暴力」。在「立場」的控制下，個體的意志被禁錮，個體的生命被裹挾，個體被「轉化」成貫徹立場的集體的「零部件」。
於是，在這場改變「英雄社會」的「全面戰爭」中，雙方都認為自己的立場是「正確」的，自己的暴力是「正義」的，自己的行為是「英雄主義」的。但這種因「立場」而被「左右」劃分的「集體英雄主義」，是用「你死我活」替代「解決問題」的互相廝殺，更是「神話暴力」循環的再次勝利。最終，在雙方的激烈交鋒下，「英雄」的社會雖被摧毀，但「反派」的世界並未誕生，誰也沒有得到令自己滿意的結局。
「群體立場」之外，見真「個體善惡」
要說這場「全面戰爭」沒有一個受益者，是不準確的。事實上，確實有一個受益者，他就是AFO。作為催化衝突的始作俑者，也是混亂時期的倖存者，AFO深知，在這場兩敗俱傷的戰爭後，是重新操控人性、奪回統治權的好時機。於是，在日本全國各地陷入混亂之際，他終於從自己的牢房裡走了出來。如果說有比基於群體立場而不斷循環暴力的社會更糟糕的選項，那或許就是一個「所有人只為一個魔王存在」的世界。
「在這個即將來臨的空位時代，將會誕生一個更完美的『魔王』……這便是我成為最強魔王的『故事』！」（AFO，《我英》，297話）
雖然AFO聲張的目的和很多文學作品中的傳統反派的目的一樣「老套」，但他實現自己目的的策略卻要高明得多。從個體的悲慘遭遇，到群體的社會認同，再到社會的系統性缺陷，他就像擺弄多米諾骨牌一樣，在「時空」這個「四維坐標系」中的某幾個「坐標」先添加適量的「骨牌」，將社會中各個層面的「裂縫」巧妙地串聯起來。然後，只待自己移除「和平的象徵」，便無需「再動一根手指」，靜靜地看著「英雄社會」走向崩塌。當塵埃落定之時，自己便可從容不迫地重回「牌桌」。
AFO的處事方式，在某種程度上，象徵了社會中最狡猾、也最卑鄙的一群人。他們不像大多數社會中個體一樣，被「立場」所禁錮；但當他們看到人們因「立場」而不停地互相傷害時，也不會感到悲傷。相反，他們會慶倖地把這種發現當成一種 「成功的秘訣」。通過利用被「立場」控制、甚至極端化的人們，從衝突中獲取利益。即使有時，那些「為他犧牲」的人要付出生命的代價。
AFO雖然利用了這場「全面戰爭」而重新得勢，並借機掃除了大部分「英雄」。但這不代表「英雄」中就沒有的人同樣認識到這場衝突背後的癥結。
「你殺害了那麼多，更傷害了不計其數的人，這是不可原諒的！不可原諒……但是……那個時候，被All For One吞噬的你……那一刻……你臉上的表情，看起來就像在求救一樣！」（綠谷出久，《我英》，295話）
在戰爭的尾聲，綠谷出久看似「不合時宜」的自白，是第一次直接地向讀者展現這場悲壯戰爭中幾乎被所有角色忽視的盲點：在勢不兩立的極化立場背後，是一個鮮活的「人」。
陸、超越「英雄」與「反派」，名為「All For All」的英雄主義
當一個人的意志突破了某一立場的屏障，「立場」這個概念本身的「權威性」便遭到挑戰。但「意志」並不等同於「行動」，必須要有一種脫離於「神話暴力」，並與之抗衡的「力量」才有可能打破這個「神話暴力」的循環。Benjamin在評判「神話暴力」的同時，提出了一種與「神話暴力」相反的「暴力」，他稱其為「神聖暴力」(Benjamin, 2001)。既然廣義的「神話暴力」是受到某種「權威概念」「控制」而產生的「暴力」，那麼廣義的「神聖暴力」則是為了擺脫這種「控制」的而產生的一種「神聖」的「暴力」。
既然「立場」所導致的「神話暴力」是個人意志被集體立場埋沒後產生的「暴力」，那麼打破這種「暴力」的根本就在於還原個體原本的意志：理解產生衝突的個體的「內在訴求」。所謂「內在」，意在剝離立場後，個體作為一個擁有自我意志的「人」的內心深處的訴求。一個原本因為工作失誤而失業，卻因此受到社會排擠的「個體」，他的個人訴求只是希望「再次得到他人的信任」；但當他「不得不」開始打劫銀行維持生活，從而成為「反派」，他的訴求就在「反派」立場下變成了「犯罪才能生存」；當他加入一個「超常解放戰線」後，他的訴求便在這個組織的立場下變成了「毀滅『英雄社會』才能生存」。當一個「英雄」看到這個人後，對於這個人的認知僅僅停留在與「英雄」立場衝突最大的那一層「訴求」——
「毀滅『英雄社會』」，但這個人變成「反派」最根本的原因，「得不到社會的再一次接納」，卻被忽視了。於是，「英雄」所謂的「正義執行」變成了「護法暴力」。
作為《我英》的主角綠谷出久，「無個性」的他原本不屬於任何與「個性」直接相關的社會語境。當他繼承OFA後，他獲得了「英雄」的社會認同，真正進入到了「個性社會」的大多數環境中。但與此同時，他也成為了由「個性」所導致的暴力循環中的「護法暴力」的一部分。繼承OFA使得綠谷出久的命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這也讓他意識到，一個關鍵的因素可以對一個人的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在他與「反派」不斷交手的過程中，相比於其他「英雄」只是視「擊敗『反派』」的立場為理所當然，他開始思考導致這些「人」成為「反派」的原因。而在經過與死柄木弔在戰場上的交手後，他提出了「改變OFA意義」的想法——不再只是遵循OFA一直傳承下來的使命，以「殺死繼承了AFO 的死柄木弔」為目標；而是將死柄木弔視作「被AFO所禁錮的一個『人』」，嘗試利用OFA的力量去「拯救」他。這一刻，綠谷出久不僅突破了OFA持有者的立場，更看到了死柄木弔內心最深層的個人意志——一個渴望被解救的小孩。
回顧「英雄社會」就會發現，絕大多數最終變成「反派」的個體，他們開始的訴求「僅僅」是能夠在這個社會中作為一個「人」活下去。但在「英雄」立場和「反派」立場的雙重作用下，一步步朝著「毀滅『英雄社會』」靠攏。戰後綠谷出久要做的，就是打破這些立場，去理解「反派」作為一個「人」的「內在訴求」。於是，「立場」對於個人意志的禁錮便被打破，「以人為本」的思想取代了「立場高於一起」的權威意識。進一步地，在瞭解對方的「內在訴求」後，通過自身的力量去幫助和拯救對方的行為，便是將「反派」與「英雄」之間的關係，由「對立關係」轉變為「供需關係」的一種行為，一種能夠打破「反派」與「英雄」的暴力循環的行為。而驅動這種行為的精神，則是一種「超越立場」的英雄主義。由此，OFA不再是將綠谷出久置於「OFA對抗AFO」 這一宿命中的「詛咒」，而是幫助Deku（デク，綠谷出久）踐行個人英雄精神的「力量」。
「超越立場」的英雄主義所驅動的行為確實是一種具有「神聖性」的「暴力」，但縱使OFA具有再強大的力量，僅僅依靠綠谷出久一個人去修復整個「英雄社會」，是不夠現實的。雖然「英雄」和「反派」的對抗撼動了整個日本，但他們並不是這個社會中的「多數派」，真正的「多數派」，是不在衝突的中心，卻被衝突波及的「民眾」。他們中既有心懷英雄夢，卻沒成為「英雄」的人；也有積怨已久，但沒成為「反派」的人。他們曾是「英雄」和「反派」的「原點」，最終卻成為了舞台下「袖手旁觀」的「觀眾」。
當「英雄」與「反派」的「全面戰爭」打破了「英雄社會」的和平時，一個混亂、但也「嶄新」的格局呈現在他們眼前。「民眾」可以選擇成為被AFO「操控」的「反派」，或成為被政府「庇護」的「難民」，亦或者「全身遠害」後繼續做「隔岸觀火」的「觀眾」。在「英雄」和「反派」的戰力都受到重挫的狀態下， 他們的選擇，將會決定「個性社會」中的哪一種立場得到伸張。但是，如果他們能夠透過浮現到社會表面的 「各種聲音」，去幫助那些「聲音」背後的一個個「人」，他們便獲得了一種超越「英雄」和「反派」的精神。不同於綠谷出久超越OFA的精神，這種精神不需要具備什麼「力量」，甚至都不需要「個性」的存在。它需要的，只是在看到「求救的表情」後，敢於伸出「援助之手」的勇氣。當越來越多具有這樣精神的「民眾」彙聚到一起時，他們就能形成了一股巨大的、但不流血的力量，一種能夠瓦解「立場」的「神聖暴力」。本文稱之為「All For All（人人為人人）」的英雄主義。
柒、從「虛構」到「現實」，從《我英》的未來到我們的未來
《我英》的故事由從一種「超現實」的「個性」展開，在不到40卷的篇幅展現了一個充滿「缺陷」但又非常「真實」的「個性社會」。「個性」作為並不存在於現實生活中的一種「個體特徵」，卻在「個性社會」的各個層面，推演出了同樣存在於現實世界中的現實問題。從個體差異，到社會認同；從偶然經歷，到系統偏差；從家庭悲劇，到階級衝突；從校園生活，到國家內戰。這一層層的映射關係體現出，即使引入了「個性」這個「超現實」的元素，《我英》的「故事世界」和現實世界依舊存在某種社會結構上的相同之處，而這種相同之處就是基於「個體特徵」的「社會認同」。
通過「個性」，《我英》體現了存在著「個體特徵」的社會的一個客觀規律：當社會存在針對某種「個體特徵」系統性偏差時，社會便會產生二元對立的激烈衝突。這個結論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現實世界中的由諸如「民族」、「文化」、「生理性別」等「個體特徵」引發的社會衝突。這些個體特徵本身並沒有「好壞」之分，但卻因為與社會結構的緊密關聯，最終演變成了激烈的立場衝突。不可否認的是，現實世界中的這些個體特徵的差異性並沒有 「個性」大，但即便如此，這些個體特徵導致的立場衝突，依舊引發了跟《我英》的劇情相比，同等極端，若非更為極端的社會衝突：從殖民統治到種族奴役，從國家內戰到宗教戰爭……「個體特徵」給現實世界增添「色彩」的同時，似乎也增加了現實世界的「混亂」。在這些混亂的衝突中，是個體意志被在敵我關係中的喪失，和個體生命在暴力循環中的湮滅。
這是否意味著，存在「個體特徵」的社會的命運，必將由一個個受「立場」控制的對抗與衝突構成？被「個體特徵」所定義的個體，是否只能在「與世隔絕的自生自滅」，和「階級衝突的暴力循環」中二選其一？亦或者，將「個體特徵」視作需要被去除的「疾病」，去創造一個「毫無個性」的同質化集合體，才是人類理想的未來？
在時間線已經超過現實世界的《我英》「故事世界」中，作者堀越耕平從英雄主義的角度出發，提出了（本文稱之為）「All For All」的思想。不可否認的是，《我英》是一個「虛構」的文學作品，而非一部社會學或社會哲學的學術論文。但作者通過構造出與現實世界具有結構性相符的「故事世界」，提升了這個虛構作品討論社會問題的「現實性」，拉近了「文學創作」與「思想實驗」的距離。
當然，一套思想方法在理論上「能夠實現」，並不意味著它在現實中「必然可行」。不論是「超越立場」的個體行為，還是「All For All」的英雄主義，都基於「『突破立場』的成功」。但歸根結底，「立場」作為一種「權威概念」，意味著「突破立場」本身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個人的意志被群體的立場所吞沒，這個過程究竟是否「可逆」？究竟是否「永遠可逆」？究竟是否對於「所有人」都「永遠可逆」？除此之外，個體作為非靜止的存在，在「接受」各種立場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過程中，自我認同切實地發生了改變。這個或被稱為「成長」，或被稱為「墮落」的過程（在這裡「立場」再次「入侵」了對於「現象」的理解），究竟是一種「自我重生」，還是一種「自我喪失」，抑或是兩者的疊加狀態？基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對於個體「內在訴求」的判斷也可能發生變化。即便Twice「過去的訴求」是多麼的「令人同情」，他「如今的訴求」已經與「敵聯合」的立場無法分割。從Hawks計劃背叛Twice的那一刻起，再多「事後」的勸阻也是徒勞，因為彼此的內心，已再也無法突破立場「產生連結」。這個《我英》最大的悲劇之一，為「突破立場」的「神聖暴力」的「可行性」蒙上了一層陰影。
「這是我成為最棒英雄的故事，這也是大家都成為最棒英雄的故事。」（綠谷出久，《我英》，324話）
一句充滿「希望」的自白，卻隨著《我英》結局的臨近，顯得越發的隱約。綠谷出久能否「拯救」死柄木弔？「個性社會」能否擺脫暴力與壓迫的循環？「個性末日」是否真的不可避免？而最關鍵的是，「All For All」究竟是一個一廂情願的「虛構」，還是一個能夠觸及的「現實」？這些問題的「答案」關乎《我英》的未來，或許也關乎我們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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