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紀君士坦丁堡當海關

東羅馬帝國的首都被稱作君士坦丁堡，不過該稱呼一開始不是正式名稱，該城建立在古希臘城邦拜占庭的近郊，正式名稱應當被稱之為新羅馬 (Nova Rome)，但在迪奧多西二世 (Theodosius II) 開始就直接用君堡當作該城的正式名稱 ，以用來紀念建造者君士坦丁大帝 (Constantine) 的緣故，即君士坦丁之城，在講到帝國海運抽稅事宜前，了解一下地理位置總是好事，君士坦丁堡位於歐亞大陸的交界地大家都明白，但帝國首都真正的優勢在於它是位於貿易樞紐以及絕佳防禦位置上的一座城市，早在羅馬帝國後期，皇帝戴克里先就已經將行宮設在小亞細亞的尼科米底亞 (Nicomedia) 上，該城就位於君堡東南，跨過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對面，這一措舉考量到了帝國東部的富裕與安定、人口眾多使稅收基礎相當豐厚 (敘利亞、埃及都是人口龐大的省分)。

到了君士坦丁時期，帝國的核心就徹底的落腳在東方，君士坦丁堡就是這一過程的產物，君士坦丁堡相比尼科米底亞其位於歐洲大陸的邊角上，有著金角灣保護港口，有海峽保護東面，西部則有高聳的城牆保護，同時貫通黑海-地中海之間的貿易，東地中海貿易在伊斯蘭勢力崛起前也給帝國政府帶來了豐沛的財源，但君士坦丁堡可以說是這個過程中最大的受益者，得益於古典帝國晚期的官僚人數大增，皇帝為了強化自身帝權與可以支配的資源，變相的使君士坦丁堡會以官僚中心與貿易中心吸乾帝國其他城市的發展空間，帝國第二大城撒賽洛尼基 (Thessaloniki) 有著10萬~15萬左右的人口，但君士坦丁堡在中世紀經歷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前的人口頂峰高達 50~100 萬以上。

曾經有個故事，是有關於一個拜占庭修道院長對於門徒的一席話，大意是說皇宮與皇帝的恩賜雖然短暫，但只要有機會進去任職，任何人幾乎都會拋棄現有的一切，進入帝國中心的殿堂謀求高升，在拜占庭帝國中，擔任皇帝底下的一名官員是最賺錢的，就跟上面說的一樣，由於中央政府的強大，擔任帝國政府抽油水的管子自己也可以勞上一大筆錢，不過就跟羅馬帝制時期一樣，拜占庭內部的貧富差距也是相當巨大，就當時的工人生活水平而言，一個人的收入可能只是大主教他們的零頭，更不用說東帝國的大主教們，他們人人都是房地產大師，從中賺到的錢不計可數，帝國在伊斯蘭崛起前的美索不達米亞，尼西比斯 (Nisibis) 和埃德薩 (Edesa) 領地異常富有，波斯與絲路貿易是透過這些大城市進行的，敘利亞到迦南的港口非常富裕，不過這不代表帝國流動式非常僵化的，相反的跟西歐封建比起來，一個工匠之子可以晉升成為將軍、官員與皇帝，前提是達成這項目標最快的方式無疑是加入軍隊或官僚組織，而不是靠自身在社會上老實工作。

另一個君士坦丁堡內的一個現象是，自從帝國採取了所謂的軍區 (Theme) 結構後，貴族大家族可以說是整個拜占庭帝國除了皇帝與官僚外最強大的勢力，在帝國遷都到東方前，許多西方的大家族也跟著遷移過來，不過好景不常，在莫里斯皇帝到福卡斯之間的動盪，導致許多大家庭被清算殺死，在希拉克略治下，地方掌握軍權的軍區長官開始成為了新興貴族，他們多半強調內部通婚、大多有亞美尼亞血統、來自小亞細亞，這些家族包含福卡斯 (Phokades)、斯克勒羅伊 (Skleroi)、馬裡諾伊 (Maleinoi)、杜凱 (Doukai) 等，特別是福卡斯家族在中世紀屢次擔任皇帝，這裡也不得不提到拜占庭或她的前輩帝制羅馬，當帝國窮困的民眾因為天災人禍而無以為繼時，他們就會將土地賣給大地主，在中世紀拜占庭的例子就是賣給了軍區的大人們或城裡的官僚，導致拜占庭與羅馬帝國一樣，屬於一個貧富差距大，財富資源都集中在某特大城市的集權國家，即使在中世紀因為軍區以及丟失近東領土而有往封建制度靠的趨勢，但整體而言仍比西歐同行集權了100倍。

近東地區豐沛的物產讓帝國有著無數的出口品，比如阿斯卡隆 (Ascalon) 向敘利亞、埃及等地出口葡萄酒，比如老底嘉、比布魯斯等城有著發達的紡織業。幾乎有所的東羅馬城市都盛行著強大的貿易傳統，相比於封建西歐停滯的貨幣交易，東地中海相當的貿易活動活躍，即使在伊斯蘭征服帝國南方的領土後，仍然如此，但是大富翁與中產階級 (非現代含意) 在拜占庭帝國並不多見，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絕大多數的貿易都是在國家營運下進行的，大多數的財富也是被中央官員、貴族與教士們吸走，君士坦丁堡就是這一切的原因，由於羅馬晚期的軍隊與經濟集權的緣故，皇帝必須以繁重的財稅政策去維持這些軍事力量與官僚，因此造成了拜占庭人國強民弱的問題，在帝國內部即使是商業貸款，其利率也十分高昂，稅吏的殘酷也迫使許多巴爾幹居民上山打劫，甚至在諾曼人入侵拜占庭後，與前者一同洗劫了希臘西半部。

君士坦丁堡邁入中世紀無疑跟一個家族有關，科穆寧，科穆寧的阿歷克賽 (Alexios I) 當政時，帝國飽受了東西南北各路強敵夾擊的窘境，包括西邊講法語的諾曼人、北方入侵的保加利亞人與游牧佩切涅格人 (Pechenegs)、東方的賽爾柱帝國、南方的穆斯林海盜等等，更不用說羅馬人最大的敵人 - 羅馬自己人，科穆寧就是剛剛所說的，跟亞美尼亞藕斷絲連的亞細亞軍區領袖，在成為皇帝後，阿歷克賽並不信任程中的官僚與商人，尤其是新興階級的商人，他們在拜占庭中央控制衰弱後成為了主導貿易的力量，但科穆寧家將整個帝國又轉回了農業為主的世界，並對這些商人階級進行了打壓，不過諾曼人接連的勝利幾乎使國庫被掏空，阿歷克賽被迫只能賣掉宗教聖物來籌錢，在科穆寧統治期間，整個君士坦丁堡與帝國，基本上可以概括成，土地再次集中在大地主手上、嚴格的家族通婚、地主免稅以及打壓商業階級，直到 15 世紀帝國幾乎也沒怎麼改變這一走向。為了執行皇帝意志，官僚組織自然就是他的左手 (軍隊是右手)。

中世紀的拜占庭帝國向來以腐敗、宮廷內鬥與殘忍在西方聞名，姑且不論西歐人對於帝國的看法對還是不對，但可以確認的是，在拜占庭帝國政治鬥爭從來就是日常，雖然這裡將他們稱之為官員，但古代官僚與現代受過專業訓練的官僚有著很大的差異，拜占庭帝國的官僚等同於任何隸屬於帝國政府並為其服務的一員，都可以算做是帝國官僚體系的一員，拜占庭的政府部門可以辨識為 "sekreta" 這些部門都有自己的工作人員，但是這些部門的規模差異都很大，有些大型機構掌握財政，有些則掌握小型組織如孤兒院或教育機構，但是整體上來說拜占庭帝國的官僚權力直接來源於皇帝，故組織疊床架屋有可能是皇帝的恩賜、也有可能是上層有意為之，希望組織之間的互相競爭來確保效率或忠誠，由於這一點，拜占庭人的國庫與皇帝的私庫基本上沒有差別，在現代國家的場域內，抽稅其實算是非常次要的方式，因為現代國家是為了國民的福利與公共利益存在，而古代國家僅僅是完成上層菁英的需要，因此做為帝國核心區域的希臘與小亞細亞，經常爆發叛亂，以抵抗稅吏的暴行，不過這也不妨礙人人想當稅吏的風氣。

然而在君士坦丁堡，最頂的缺並不是要跟農民對抗的稅吏，而是被稱為 "kommerkion" 的單位，這裡姑且稱作海關，但在早期紀錄這個職位還身兼國家工廠，但晚期則往海關貨物稅考攏，誠如上頭所說，中世紀的帝國雖然繼承了羅馬人對於商業活動的蔑視，拜占庭歷史學家幾乎都不怎麼紀錄商業活動，但是作為帝國的命脈，不去賺這個錢的人都是傻瓜，基層收稅員與行政人員是拜占庭帝國上層階級的底線，而在帝國內部搶著做的工作則是海關，"kommerkion" 這個海關職位除了可以徵收 10% 貨物稅外，還可以以私人名義直接進行貿易，由於帝國根本不鼓勵自由貿易，公家專營專賣幾乎就成了商業的主流出口，意味著拜占庭海關稅吏若在一次進口中有價值超過 1000 磅黃金的貨物，他可以從裏頭抽不只十分之一，還可以根據貨物查驗、敲詐勒索抽更多錢，要知道 9 世紀左右希臘與亞美尼亞軍區的軍餉也就差不多 1000~1300 磅的黃金，海關能夠抽到的稅可以說是非常豐厚，在波斯人與伊斯蘭勢力相繼攻下帝國在東方的糧倉後，海關職位甚至影響到了帝國能夠進口多少糧食，以至於海關缺可以說是中世紀的爽缺 (前提是你可以應付想拉你下來的人)。

在拜占庭帝國當官除了獲得定期的薪俸報酬外，也可能在你敲詐傷人的職涯中獲得不定期的賄賂與報酬，但假如你是一個出身在馬其頓的希臘青少年，家境還算有點錢，你想要進入帝國政府工作要有三個條件，第一，人際關係，就像上面說的，官僚軍隊在古代很封閉，不像今日能考試錄取進去工作，相對的拜占庭上層菁英的親屬自然是擔任官員與行政人員的首選、再來就是他們的僕人與家臣，第二則是法律專長，學習法律跟識字是非貴族與權貴進入帝國官僚體制的門檻，從羅馬古典時代開始，法律與裁決其實就是地方權威的學科，比如猶太人找羅馬長官比拉丟來審判耶穌一樣，當省級長官需要學法律、當官自然也需要學，不過在拜占庭中世紀早期，大概 7~8 世紀後期，帝國許多省級官員似乎幾乎完全不了解法律和司法，素質也比過往要低劣很多，但要會識字還是當官的基本功能，以避免中央來的公文你看不懂，第三則是有錢，在拜占庭早期階段尚須考試與捐錢才能入選，這些都只有上層富裕人士才能辦到。

拜占庭稅吏以高效著名，這已經是人盡皆知的事，在君士坦丁堡擔任海關除了油水豐厚外，事務之勞累也是稀鬆平常，在拜占庭的官員指導手冊 "Book of the Prefect" 中，對於君士坦丁堡的商業貿易怎麼運作有著非常詳盡的規範，這些規則規範了君士坦丁堡的所有商業活動，比如對於商隊在帝都的停留時間、行會成員和非君士坦丁堡商人在城市停留的時間也有所區別，由於拜占庭帝國奉行不出口戰略物資的國策，因此對於一些出口品也有著嚴格的規範，根據皇帝利奧六世 (Leo VI) 頒布的法律，帝國對於外貿的嚴格立法主要有幾個目的，包含保護消費者的利益、保障所有行會成員的生計、並阻礙優質絲布或絲綢生產技術的出口，除了絲綢，造船木材與鋼鐵的出口也受到了嚴格限制，與敘利亞和埃及的貿易在 10 世紀和 11 世紀初被禁止，就是為了應對當時龐大的穆斯林勢力，但是這都不能阻止黑市的誕生，或著是乾脆與海關勾結，偷渡出口。

皇帝巴西爾二世 (Basil II) 開始，君士坦丁堡的貿易就嚴格限制在特定區域，並限制自由貿易的船隻可以停靠的港口，這樣的規定要嚴格實行必須依賴龐大的官僚體制，邁可七世·杜卡斯 (Michael VII Doukas) 任內也發布命令，任何出口糧食都必須囤積在官營倉庫中，不得私自出售，但是這種禁令經常會被科穆寧王朝開始 (其實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的家族政治所打破，比如知名大宦官尼基佛魯提斯 (Nikephoritzes) 因為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尼基佛魯提斯底下有著不少基層官員，除了方才提到的海關人員外，更重要的就是管倉庫的官員 "phoundakarios" ，他們不但隸屬於前者，他們也可以從糧倉貿易中抽取利潤，但實際上最終的獲利者仍是掌握眾多官員的尼基佛魯提斯，這一舉動無疑是源自於科穆寧的政策，除此之外，科穆寧也將首都近郊的大量土地割讓給了自己家族的近親，這其中就包括權大勢大的杜卡斯家族。

在這裡你就清楚一件事，拜占庭海關的作用不是讓國家或人民受益，而是讓大家族跟擔任海關的你受益，出口東西到君士坦丁堡雖然利潤豐厚，但對於商人到此最主要的問題在於議價空間以及活動自由常常受到帝國政府的干擾，因此對於君士坦丁堡的出口最有利的方式當然是跟皇帝家族搞好關係，最著名的代表就是義大利威尼斯，威尼斯到了中世紀早期仍在名義上效忠東帝國，並在文化上、政治上以及威尼斯貴族家庭中與拜占庭保持良好聯繫，他們不但在君士坦丁堡有著一角街區，也在貿易上享有優惠待遇，相較之下，一般商人要跟君士坦丁堡做生意的自由就困難得多，根據紀錄，皇帝尼基弗魯斯一世 (Nikephoros I) 可以強迫商人每人以 16.67% 的極高利率貸款 12 磅黃金，以及之後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的街區發生拉丁大屠殺，其實都是在君士坦丁堡做生意很仰賴關係的一種證明。

作為君士坦丁堡的小官員，你也獲得了徵用民用船隻以及馱獸的權利，拜占庭帝國經常會徵用民用器具，根據 10 世紀末和 12 世紀的遺存清單顯示，被強徵的私人船隻可以被派去運輸帝國所需的貨物，包括糧食、商品、葡萄酒，甚至在一些情況，船隻還可以運送政治難民，為了給國家徵用船隻，除了整艘拿走外，在商人的貨運上，君士坦丁堡官方經常會要求商船騰出 1/3 甚至一半的空間來運輸任何政府想要輸送的物資與人物，這也給了商人很大的壓力，許多商人為了避免這項強徵，只能向海關行賄，或著是乾脆支付稅款，來避免掉船艙空間被浪費的壓力，在這個過程中，海關就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他們可以宣布某些商人是帝國中唯一有權購買絲綢的人，他們也可以沒收貨物，他們也可以根據授權來對商人苛扣費用。

10 世紀的船隻在進出帝國首都的海峽時必須向官員、當地權貴支付大量費用，在 992 年帝國授予威尼斯的貿易特許權中，表明假如沒有帝國允許，陸路前來的商人在穿越首都需要繳納通行費，除了海關，各級官員經常向商人索取賄賂，這個不但只是對著外國商人，還對自己本國的民眾，皇帝也可以運用自己的權威任意施加稅收，杜卡斯皇帝開始對於商業採取了嚴厲措施，沒收位於君士坦丁堡海岸及其郊區的貿易停泊站 (Skala)，這些碼頭的所有者向皇帝的官員們支付大量費用，來維繫自己在君士坦丁堡做生意的權利，不過授予貿易特權的情況隨著帝國衰弱也開始越授越多，在安吉洛斯王朝期間，頻繁的內戰與篡位讓皇帝們一直將貿易特權出售出去尋求金錢或軍事支持，這種狀況直到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拜占庭才終於嘗到這套制度的苦果。

雖然我很喜歡嗆拜占庭稅吏的殘酷程度，但就當時的環境而言，拜占庭人始終沒有擺脫羅馬帝國晚期以來的繼承爭議，東羅馬或稱拜占庭是羅馬帝國的延續，那當然老人家的問題也會特別多，比如內戰多、篡位多，帝國晚期已經頻繁出現了官僚膨大的問題，西方之所以沒有頂多是因為日耳曼部落沒有相對應的資源跟人手而已，不然查里曼自己也想搞一套東羅馬複製品在西方。

下一次來寫拜占庭帝國的美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