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人專欄 每當有些什麼事件讓民眾義憤填膺，與其議題相關的連署往往就隨之而來。近期，虐童案致使民眾自發性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發起提案，名為「虐童致殘，加重刑責；虐童致死者，唯一死刑」，其提案標語之聳動，且目前已有數萬人附議，顯見民眾護童之心甚切。
然而，當我查看其內容，反而產生更多困惑，甚至替其他孩童的安危感到憂心，致使我無法同意提案中關於唯一死刑的主要訴求。
為避免被視為站在廢死立場所撰寫的文章，我在下述內容中不會提及加害者的人權或可能導致的冤假錯案，將直接預設虐待、殺害兒童者沒有人權與沒有冤枉，同時，我亦不以矯正的角度來討論這個議題，畢竟對有些人而言，哪怕只是虐待兒童都沒有矯正的資格，消滅有問題的人總是勝於預防的。我只會將主軸放在為何唯一死刑會成為危害孩童安全的刀刃，而不是保護他們的護甲。
另外，由於提案內將孩童的定義為十六歲以下，為了方便讀者理解，故而我在文內所稱之兒童將以此為準。
提案的訴求本身並不複雜，其一是在刑法271條中增設虐童致死唯一死刑，其二是將刑法286條進行刑責的提高。而唯一死刑的最大問題，在於欠缺實事求是的彈性基礎，等同於無論理由、情節輕重都一律處死。
我不得不聯想到今年有許多針對少年法應當廢除的爭論，當時台灣主流民意認為，少年法的存在將使未成年人有恃無恐，可假若少年法因此廢除，但將來又增設了虐童者唯一死刑的要素以後，未滿十六歲之未成年人得知成年人要危害他必須付出更大的代價，那麼是否也會仰仗著法律撐腰而胡作非為？
與之相關的情況是，年初發生的十五歲郭性國中生持刀在校殺人一事。雖然我不支持私刑，可若被害者家屬由於憤慨而虐殺他來為死者復仇，那麼沿用連署中想要修訂的刑法271條，被害者家屬因為殺害對象為十六歲以下的孩童，無論理由，將被處以唯一死刑。
這些固然是較為極端的案例，但也顯示某些民眾受到情緒影響，便難以認知到自己在法律上存在的矛盾。當某一事件激起了憤慨，立刻渴望用最直觀的方式處理問題，而當另一事件時又起，卻忘了自己的處理方式正好危害了他曾經想保護的對象。
唯一死刑固然代表民眾對於該罪深惡痛絕，可沒有彈性的法律是可怕的，且導致其他罪刑顯得失去比例原則。比方，虐童固然可惡，但其他不同年齡的生命同樣寶貴，所有被殺害的被害者，實際上都同樣無辜；若以缺乏抵抗能力為判斷標準，對失能老人、殘疾人士的傷害恐怕也該一視同仁。更重要的是，目前台灣已經沒有會被判處唯一死刑的犯罪，如果只將孩童視為重度保護的存在，相較之下就顯得其他犯罪無足輕重。
至於提案中針對刑法286條的部分。在我翻閱法務部的法規資料庫時發現，刑法286條的適用範圍是針對「未滿十八歲之人」，提案的修訂則是變為「未滿十六歲之人」，我亦很困惑為何刻意降低適用年齡，而將十六至十八歲這個年齡段的未成年者排除在外？
上面是制度層面的問題，若我們只看提案中對兒童保護的初心，卻也容易發現唯一死刑對兒童的傷害可能遠比想像中嚴重。雖說，任何人都可以想像虐童致死唯一死刑以後，兒虐案件會立即下滑，不過，這種數據上的下跌看似使兒虐問題好轉，卻也只是使人迷惑的錯覺。
原因在於，若我們願意詳閱近幾年重大兒虐案件的具體內容，我們會發現，它們多數都是由親屬或伴侶、保母將孩童送醫或報案所揭發。
例如2017年的邱小妹事件，其遭生母的同居人以鐵棍痛毆至腿骨刺穿膝蓋，並由同居人以出車禍為理由將邱小妹送入醫院急診室，最終雖然不治，但仍由醫護人員通報才有後來的新聞報導。這也突顯出虐童案件一定程度上要依賴旁人，甚至是需要加害者的幫助才能浮上檯面。
同樣讓人心生憐憫的，還有全國譁然的王昊事件，也是因幼童王昊被打至全身瘀青、指甲脫落而被帶往醫院急救，才引發民眾的關注；這起事件使得王昊的姑姑王薇君在後來推動兒福相關法案，至今仍在兒童權益上有許多建樹。
而在唯一死刑的前提下，虐童者會因避免被處以極刑而選擇掩蓋或忽視，以至於不會被人所知。更別提孩童因為缺少社會聯繫，所以讓其失蹤相比成人更是輕鬆。
另一方面，由於虐待兒童的原因相當複雜，純粹基於恐懼的制止，恐怕無法阻止那些僅因缺乏教導能力而施暴的父母進行管教。他們也許沒有危害的動機，卻做著同樣殘酷的事。
換句話說，對於某些不打孩子就不會教導孩子的父母而言，他們很難確定自己的懲罰是否處於虐待的層級，或者甚至不認為是虐待。那麼，他們若不是將任何程度的「管教」都藏得密不透風，不然就是完全不認為有問題而繼續施暴。
再者，人們在情緒上來時很難理性思考問題，虐童者在犯罪時往往處在對兒童失去耐心的情況，尤其是在情緒激動的狀態下，很難考慮到懲罰的嚴重性。待到理性回歸，早已是對兒童洩憤完畢以後，而在兒童顯然性命垂危之際，虐童者理性所能思考的問題，就只剩下救孩子與救自己的選擇；你認為這時父母之愛的作用會願意將孩子送醫，甘願讓自己冒著被處唯一死刑的風險嗎？
比起唯一死刑或提高刑責的做法，把心思放在親職教育的推廣才是重中之重，這自然是可以也應該要並行推動，不過人們受感性影響的結果，就是直觀地想找到當下處理問題的安慰劑，以至於只看做錯事的人受到懲處，而忽視了人為什麼做錯事的問題；當然，文章前段我已提及，有些人認為消滅有問題的人勝於預防，我就不多展開預防的話題，繼續講述只考慮消滅問題製造者的危害。
唯一死刑也會給親屬在通報時造成極大壓力。在現行法律中，若有殺人犯意，無論被害者為孩童或成人都可處以死刑，至於量刑上是死刑或無期、有期徒刑則是根據理由、手段來由法官判斷。親屬的大義滅親有時只是基於讓其「反省」的出發點，並不打算讓其「死絕」。
孩童固然無辜，可終究多數時間都被封閉在家庭之中，生與死對社會來說影響不大；而要親屬揭發虐童致死案件卻等同於把與自己有關係的加害人處死。在衡量家族關係與經濟等社會層面的實際因素以後，親屬是否可以克服這些心理與現實層面的障礙，堅決地讓加害者赴死，我認為仍有待思考。
就算是與加害者無親屬關係的鄰居，即便是已經明白報案或當事人對周遭可能檢舉人士的報復的風險，一旦考慮過得失利弊，也不見得願意為了一位孩子而讓自己涉入其中；要知道，一個人在判斷自己必死無疑的情況下，將沒有任何刑罰可以阻止他做的任何事。
雖然人們對於虐童已經難以原諒，虐童致死更是深惡痛絕，但此痛未必足以使他們承擔相對應的風險與責任。在唯一死刑面前，本可以拯救孩子的法律反倒成為他們的負擔。
這樣的發展下，沒有人報案，也不會有人抱著孩子來醫院治療救命，案件若是不被人所知，終究會淡化民眾對於該議題的關注。民眾感覺唯一死刑換來了兒童的安全，都處在誤以為兒童無大事的氛圍中，就很少人願意去給政府施壓或推動修法。
但孩子因為唯一死刑而一個個犧牲了，部分大人基於各種理由明哲保身，虐童致死的加害人依然逍遙法外。眼見事態平和的老百姓在看到孩子活蹦亂跳以後，會為自己曾連署虐童致死唯一死刑而感到驕傲，卻無法看見許多本可獲救的性命被扼殺在不透光的角落。
調高刑責並不是問題，就現階段的社會環境看來，死刑作為一種懲戒手段也並無不妥，但唯一死刑的後續效應卻危害甚深。在懲罰的調整上應該做更綜合性的判斷，而不是選擇看似一勞永逸，實則後患無窮的路。
然而，激烈的情緒給人太多快感，往往帶給人們一種可以略過理性的堅定，何況簡單與直覺的思維讓人們快速分辨自己的同夥，讓他們走向極端的處理方法。在風頭正盛之際，願意指出某種有影響力的觀點或巨大的群眾情感是錯誤的人，畢竟是很少的。以此提案的部分支持者來看，好像你不支持唯一死刑，那麼就是縱容虐童或支持廢死。
有些政治人物看出來這種風向，於是隨民意起舞。他們比一般民眾具有更高的視野與對法律的理解，不可能不清楚法律的比例原則問題，還支持並提議推動「唯一死刑」這樣不可能通過的爭議法案，然後往往在被打回票時聲稱這個法案不被重視或阻礙了誰的利益，一面挾帶巨大的民意支持，一面指責不支持唯一死刑的政府不願傾聽民意，偽裝成政治受虐兒，通過感性來博取人們的支持。
但就結果來看，有部分民眾就愛這種政治人物，彷彿他們的極端才是真正的有血有肉。
不過，如果跟著附和「唯一死刑」的政治人物並沒有懷有這層心機，只是單純覺得殺害兒童很可惡，所以一定要死刑，那麼上面的責難便是我的錯怪，我願意感謝他對保護兒童的決心，同時對他的專業能力打上問號。
在虐童案發生時，無論是支持矯正或體制改革，或是嚴懲甚至是唯一死刑，提出這些意見的絕大多數人的動機是純然可敬的，社會的良善必須仰賴這些人來做支持，也只有當大家都有志一同地想以自己的方法來守護孩童，孩童才能成為社會將來的希望。
遺憾的是，由於處理方式的不一致，相同出發點的人就不得不開始攻防，尤其當自己被極端情緒給蒙蔽以後，我們就只能訴諸直覺。
在我們被直覺所領導的時候，一旦感受到被反對，就容易將反對者視為與自己不同的敵人。被極端情緒推動的我們，就會以感受來判斷事情的對錯，之後才花心思向自己與他人解釋這件事對錯的理由，甚至有些人在想不出理由以後，變成更為極端的自我封閉。
這些都會阻礙人們願意了解他人的意願。被情緒堵住溝通橋樑的兩方，永遠對立，永遠毫無進展地互相責罵。但是，在許多社會議題上，我們其實是沒有敵人的。
回到現在，已經是兒童權益促進協會理事長的王薇君，她將於4/4日在自由廣場發起「護兒集會行動」。作為兒虐受害者王昊的親屬，她在近期開直播談論虐童的爭議時，也提到唯一死刑的訴求不是正確的法律意見，並提到：
「我們最終目的不是希望孩子可以活著嗎？」
這是我撰寫此篇文章的出發點，同時，也該是所有人關注兒童虐待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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