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土木堡之變對武勳集團造成的打擊，以及衛所兵制的逐漸腐敗，明代武備日漸廢弛。久疏戰陣、剋扣軍餉、尋常兵丁淪為農奴等弊病如病毒般，自權力中心的京營，蔓延到各邊鎮、內地衛所。如孝宗實錄中便曾記載做為九邊重鎮的遼東鎮，出現因雨災城堡墩牆坍塌過半等武備廢弛之景[1]，或京營將士淪為勞役而至士氣低靡之態[2]。
而到了明世宗嘉靖皇帝在位時，明軍武備廢弛之況未有起色，更有病入膏肓之勢。在北，有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興兵進犯大同、薊州，直驅京師而明軍不能敗之，且以此為起點，十餘年薊、遼邊患不止，屢有邊將殉國[4]；在南，由於嘉靖七年(1527年)廢寧波市舶司[5]，絕國內外商賈之財路，使海商出海為寇，並與意欲擄掠中國財貨的日本大名狼狽為奸，襲擾東南沿海。自嘉靖三十一年起（1552年），倭亂之盛屢震中央，至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更有小股倭寇流竄南京，屢敗明軍，橫行數千里才被剿滅之事（註一）[6]。
（明軍與倭寇於內河交戰。明 仇英，倭寇圖卷）
邊事、東南糜爛之下，明廷不得不重視起邊鎮、江南戰力低迷問題。在南方，透過起用胡宗憲、譚綸等文臣，並重用戚繼光、俞大猷等南方將領編練新軍等舉措，襲擾東南多年的倭患終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時，由戚繼光與俞大猷徹底平定。
（薊鎮總圖。明，九邊圖說）
然而，南方倭亂雖平，但北方邊事仍舊糜爛。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變後，明世宗增設薊遼總督一職，並遣重臣為任，並以新設的薊鎮為核心，督邊鎮軍事[7]。但朝廷決心不足下，新邊鎮的設立終究只是徒然。《明世宗實錄》中便記載了嘉靖三十九年時，兵部職方司郎中王叔果自薊鎮視練兵而還後，奏報薊鎮練兵未成，且主因與邊將貪腐無能息息相關[8]。但最終朝廷卻因未決心全面設置新軍鎮等緣故，未擇良將入邊鎮，而是仰賴客軍彌補戰力空缺[9]。而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時任薊遼總督的劉燾則提出「擺邊不如合戰」之議，首倡在薊鎮編練一支野戰精兵，以野戰擊潰敵軍。然而，這由於劉燾並未具體提出練兵之法、調兵之策等詳細計畫，使得此項倡議終究未獲朝廷支持[10]。因此，終嘉靖一朝，北方邊鎮戰力問題未獲得有效解決。
明穆宗繼位後，曾於東南倭亂地區任職的工科右給事中吳時來，於隆慶元年（1567年）在前任薊遼總督劉燾的建立野戰軍基礎上，進一步提出「遊兵破敵」之議，並詳細提出如集中兵力、提高兵員素質等練兵之策，以及採車、步、騎為野戰軍構成等。此外，對於城防修繕、糧餉、情報、任將等方面也有詳盡的提案。[11]
在用將方面，於南方平定倭亂頗有建樹的譚綸、戚繼光、俞大猷無疑為當時明廷改革北方軍事的最佳人選。吳時來在隆慶元年便屢次上奏明廷，建議調譚綸、戚繼光、俞大猷三人督邊事，其中，譚、戚二人在隆慶年間先後入京，制定了隆慶年起薊遼保定各鎮以戰車配合其他兵種野戰防禦的構想。而俞大猷雖然在隆慶年間被認為「不效且老矣」未能獲用，但也在萬曆年間被重新起用，專司京營軍事改革。
[1]《明孝宗敬皇帝實錄卷之一百七十六》
[2]《明孝宗敬皇帝實錄卷之一百四十二》
[3]《明史 本紀第十八 世宗二》
[4]《明史 本紀第十八 世宗二》
[5]《明史紀事本末 第五十五卷 沿海倭亂》
[6]《明史紀事本末 第五十五卷 沿海倭亂》
[7]《長安客話 卷7 關鎮雜記》，蔣一葵，明萬曆年成書
[8]《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四百八十七》
[9]《明代戰車研究》，周維強，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博士論文），頁173
[10] 《明代戰車研究》，周維強，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博士論文），頁178
[11]《明代戰車研究》，周維強，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博士論文），頁1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