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日治時代的台灣教育制度，且由一九一九年的台灣總督府公布實施的《臺灣教育令》說起。
《臺灣教育令》主要內容是：台灣人上「公學校」，日本人比照內地學制的「小學校」，完全就是照種族出身來區分，涇渭分明。
台灣人就讀的公學校之上，還有高等普通學校、女子高等普通學校、師範學校、工業學校、商業學校、農林學校、醫學專門學校等。
其後，日本實施「內地延長主義」的政策，將台灣視為內地延伸，目標在於讓台灣人成為日本臣民、效忠日本，達到精神與文化上的契合。
一九二二年，第八任台灣總督田健治郎頒布了《新臺灣教育令》，推行「共學制」，改採依學童的國語（日語）能力來判定小學校和公學校的入學資格，中等以上的學校（師範學校除外），全都遵循日本內地的學制。試圖消除日、臺之間的差別待遇和隔離教育，以示平等。
然而，全世界的思潮在此時發生變化，受到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倡的民族自決影響。也因為產業快速發展、資本寡占、利權壟斷等，造成更嚴重的勞工和農民問題，引起知識份子的反動。新一代具有近代科學、藝術、文化知識的台灣青年，逐年畢業，投入社會並積極參與政治運動。
因此，有人將這十年稱為台灣的「狂飆年代」（Sturm and Drang）。在筆者我看來，這十年間算是利用日本的教育制度和學術資源，結合台灣既有文化去啟蒙到本土文化建立，在教育、哲學、文學、藝術各方面擁有顯見發展，甚至建立了有別於中國和日本內地的台灣文化圈與其認同（作者認為是台灣文化與民族精神）。
到了一九三零年代又是另一個階段，日本帝國準備對外擴張，伴隨戰爭爆發而展開效忠動員的皇民化運動。如此一來，意圖統制被殖民臺灣人的思想，加強對日本的認同，向他們灌輸國家的意識形態，以便未來國家在戰爭之所需，成為了重點。
台灣歷史學家周婉窈，在研究日治時代臺灣戰爭動員的時候，注意到「世代」差異問題。她因此使用世代的概念去區分日殖五十年下的台灣人，將一九二零至一九三零年間出生的台灣人稱作「戰爭期世代」。
他們多數接受日式的小學教育，成長於當局致力於推動皇民化運動的時代，並在二次大戰期間度過了青少年時期。
本書護國丸事件的主角們，就是屬於這個「戰爭期世代」，不同於軍伕、軍屬（軍方雇員），他們的身分是海軍特別志願兵，是日本帝國海軍在殖民地進行篩選、層層選拔並經嚴格訓練的軍人，也是「報國從軍」的宣傳樣板。
許多至今仍倖存於世的老兵們，接受作者採訪並提供證詞。戰爭的殘酷、虛假的愛國宣傳、瞬間的生離死別，彷彿仍舊歷歷在目。
這些老兵的出身，多數是閩粵先民，也有原住民。他們歷經競爭激烈的選拔，從六十萬人當中脫穎而出。背負家庭鄉里的期待、個人努力的自信，奈何抵不過時代的趨勢，面臨另一種困境。
日本國內自一八七三年制定《徵兵令》，進入全民皆兵的時代。經過數年修訂，在一九二七年頒布《兵役法》，規定受《戶籍法》規範的十七至四十歲（後改四十五歲）皆有服兵役的義務。到了徵兵年齡，經檢查合格即編入現役兵──陸軍兩年、海軍三年。同時也實行以個人意願入伍的志願兵制度。
為了動員殖民地的人力資源，日本內閣在一九三八年二月發布《陸軍特別志願兵令》，為殖民地尚未實行《戶籍法》的狀況解套，當作軍方合法取得殖民地兵員的依據。
順帶一提，日文的「志願」一詞，兼具中文的「申請」、「志願」之意，冠上「特別」的字樣，當作殖民地與內地的區隔。
與護國丸的主人翁們相關的，就是《海軍特別志願令》
海上戰事自一九四二年中出現轉折，五月時，日本海軍在珊瑚海與美軍艦隊主力相遇，演變珊瑚海戰。小型航母「祥風」被擊沉、大型航母「翔鶴」忠彈起火，並損失了七十餘架戰機，是太平洋戰爭以來第一次受創；也決定日本帝國在南太平洋擴張的極限。此時，日軍通訊密電碼被美軍破譯，在六月的中途島之役大敗而歸，損失四艘航空母艦、一艘重巡洋艦，海軍主力可說折損殆盡。
此役被視為太平洋戰爭的轉淚點，制海權從此轉入美軍之手。日軍在八月起展開的瓜達康納爾戰役，直到隔年二月遭美、澳聯軍擊潰，被迫從瓜達康納爾島撤退。
瓜達康納爾戰役期間，海軍消耗了大量戰力，日軍大本營被迫變更戰略，以確保開戰以來擴充的戰果。在「絕對國防圈」的範圍內，日軍既要保持內線打擊敵人的能力，又要阻止敵軍空襲防衛圈內的重要資源產地和交通路線……可說是面對龐大的軍事壓力。
為了落實絕對國防圈的軍略，補充經過一九四二年數次海戰後折損兵員。日本海軍不得不拋棄過去與台灣、朝鮮兵員共乘一船會感到不安的既定成見，改以動員殖民地的青年加入海軍，希望以殖民地本身兵力建立防衛體系，或增援其他戰區。
一九四三年五月，日本政府通過閣議，頒定《海軍特別志願令》，宣布八月要在台灣、朝鮮二地一起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自願申請兵役的男性，依照海軍大臣所訂標準，經甄選後服特別志願役，入海軍兵籍。
從眾多訪談者的回憶來看，表面上「志願」並非強迫，卻在當局透過媒體、官方宣傳塑造的熱烈情況和愛國氛圍中，形成了單一選擇性。也就是說，在家庭和社會壓力下，青年必須有不落後人的愛國情操，因此成了不得不的選擇，最後只有志願一途。
不過，亦有少數的青年是真心志願加入，不論是受到愛國宣傳影響、經濟因素或是自身的理想、為了部落：像是阿美族人巴木達拉（Bamutaru，日本名安村秀吉，戰後改名林秀吉）……無論動機為何，這形成了一個世代的回憶。
比較逗趣的在於，要破除當年台灣傳統「水」的禁忌。
傳統台灣社會向來對水、出海抱持謹慎態度。父母經常告誡子女要遠離水邊，避免危險。此外，臺灣因為氣候因素，北部多雨、南部在雨季又常伴隨狂風形成暴風雨，水鬼傳說在民間不逕而走。
然而，相關海事訓練卻迫在眉睫，日本當局為了破除台灣人對水的迷信，展開「國民皆泳運動」，鍛鍊青年的親水性。
首先，日本厚生省制定的體力章檢中，正式列入游泳項目。規定男女青年必須學習游泳。其次，規定國民學校初等科四年級至高等科二年級，將游泳放入體鍊科（體育科）正課，從最基本的水中行進學起，再學起速泳、蛙式，然後進階到難度高的橫泳、潛水等游泳技巧。
除此之外，更進一步在皇民奉公會的籌辦下，創辦首開海軍先例的「海洋訓練隊」，成為海軍特別志願軍的宣傳樣板。
當時，經過層層篩選訓練後，成形的護國丸號船上，勤務人員有三百人、海軍學員也是三百人。船隻噸位很大，不會感到壅擠。然而，離開基隆港第三天後，護國丸號卻在九州西方外海，遭到美軍潛艇以魚雷命中船身，多數人都不幸喪命。至於那三百名菁英級的海軍學員，倖存僅88人！
在那個時空背景下，痛失未來可能有著更多貢獻的臺灣人菁英，帝國治下的台灣除了繁榮進步，亦有慘痛犧牲，令人不勝唏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