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人專欄 幾週前，有篇標題為〈「挪威廢死」他殺77人僅判21年！囚籠打電動、養寵物 淚崩哭訴：不人道〉的新聞引起許多關注，讀完後閱讀網友的評論，反而使我驚訝地發現，知道事件原委的人並不算很多。大部分人也多半將關注點落在挪威人性化的監獄環境，以及布列維克對於監獄的吹毛求疵上。
今年年初，我曾發布一篇討論國中生割頸案的貼文〈他們仍會回來：論未成年殺人一事，以及旁觀者作為當事人〉，無論感想如何，這類社會議題總是很值得討論。
如今我想在這裡跟各位談談布列維克，他的犯案動機與邏輯其實遠比多數人想得還要複雜，我會順便梳理一下事件脈絡，接著討論也許不太常被人提到的，挪威監獄制度與挪威人對這起事件的主流看法。
下面將採用我所能找到的資訊與報導，並輔助一些我依照現有材料來對其背後動機進行揣測，以數十小時時間力求拼湊出概括但清晰的布列維克與挪威社會。文章頗長，且部分內容可能引起不適、不安或違反原有認知，請斟酌觀看與理解。
2011年，假扮成警察的布列維克搭船前往首都附近的烏托亞島，那座島嶼正在進行由當時執政黨「工黨」（挪威的左派政黨）青年團舉辦的夏令營活動，該活動目的之一是培養下一代的政治領袖，這代表著，參與的人是被寄予厚望的子女，其父母有許多若非有權就是有相當程度的社會影響力。
抵達島上後，布列維克向夏令營人員聲稱首都奧斯陸發生一起爆炸事件，於是要為島上人員進行檢查。由於他身著警察制服，島上的人不疑有他，因此有約莫六百人集合在一起，隨後，布列維克掏出放在背包裡的槍枝，朝眼前的人們射擊。
其實布列維克並沒有說謊。在他開槍的一個半小時前，位於奧斯陸市中心的挪威政府辦公大樓外的確發生了爆炸，一輛停在樓下的汽車突然爆炸，首相辦公室就位於該大樓的十六樓，但首相剛好不在裡頭，於是並未遭到波及。汽車爆炸的原因則是因為被炸彈給引爆，安裝炸彈的人就是布列維克。
爆炸當時，全城的相關警消人員趕往現場進行搜查與疏散工作，但這一切只是布列維克用來給後續烏托亞島屠殺行為做鋪墊，目的是為了將能妨礙他的警方調虎離山。
布列維克後來在這座島上殺害了69人，而市中心的爆炸案則死了8個人，一共77人死亡。
後來人們才發現，在這一切事件發生的前六小時，布列維克已在網路上發表了名為〈2083，歐洲獨立宣言〉的文件，內容長達一千五百多頁。
〈2083，歐洲獨立宣言〉封面。
在事發後我也找到該文件，閱覽了部分內容，宣言內詳細梳理了自己的成長與思想、理念，表明自己對於伊斯蘭、馬克思主義和非白人種族的排斥觀點，以及闡述自己對於多元文化主義的不滿，與對目前工黨政府接納外來移民的憤怒。他詳述自己如何製造炸彈，以及自己如何策畫奧斯陸爆炸事件與假扮警察潛入工黨青年營的具體細節。
他認為多元文化正在侵蝕挪威社會，而那些推動多元文化的人會因為「背叛行為」而付出代價，基於這些，布列維克認為自己必須為守護挪威民族而戰。
「外來移民」確實在歐洲是個棘手的問題，以挪威首都奧斯陸為例，移民人口就高達了三成。不同文化所帶來的社會衝突、文化的歧異、勞工剝奪本地人的工作、享用了挪威人高額稅收的福利、治安管理上的問題，這些都加劇了布列維克內心的焦慮，連帶激化了他的思想，關於這點，他也在宣言中回顧了沒有移民的過往：
「大部分歐洲人認為，一九五○年代是一個美好的時代。我們的家園很安全，很多人懶得鎖門。公立學校普遍很優秀，學生的行為問題是在課堂上講話，或在大廳裡奔跑。大部分的男人把女人當成淑女，而大部分的女人則把時間與精神花在操持家務、養育子女，並透過志工服務協助社區發展……」
後來一切都改變了，因為多元文化主義宣揚去除偏見等思想，導致了外來文化，尤其是伊斯蘭文化正對全歐洲進行殖民；此外，布列維克還意識到女性主義對傳統文化造成的危害：
「從一九六○年代以來，歐洲文化快速地女性化，並持續強化中。事實上，當前的激進女性主義攻勢，透過大量支持穆斯林移民，與他們的反殖民企圖殊途同歸。他們當前的攻勢已經持續了一個世紀，他們就是想摧毀傳統的歐洲結構，也就是歐洲文化的真正根基。」
事實上，布列維克也曾因母親是女性主義者而與她起爭執。在女性主義奠定了伊斯蘭文化入侵的根基，以及多元文化造成的社會影響等夾擊下，感到威脅並認為自己曉得社會動盪根本性原因的布列維克，開始覺得自己得為此做點事。
「有些情況殘酷是必要的，拒絕用殘酷的必要手段，是背叛你想保護的人。」
「一旦決定攻擊，殺掉太多人，總比殺得不夠來得好，否則，原本想要對意識形態產生一定程度的衝擊，結果殺得不夠，影響力可能降低。」
從布列維克的這則文件來推測，他花了九年的時間來寫。換句話說，布列維克一直都在社會中尋找合適的行動時機，這段期間，他成為了右派新納粹主義網站「Nordisk」的會員，該網站主張維護傳統文化與種族純淨，而布列維克也在腦海裡構築一個他理想中純淨的挪威。
值得一提的是，布列維克在其宣言書中亦提及應當向台灣、韓國、日本學習，因為這三個國家拒絕多元文化主義，才能擁有社福制度完善的和諧社會，「是保守派運動的楷模，恪遵族群血統純正的原則」。關於他這個說法，當時也有台灣學者附和，提到台灣人心裡確實具有對伊斯蘭文化的輕視以及白人文化的崇拜。
布列維克的政治傾向至此已昭然若揭，當人們追溯他的成長背景，也發覺他在事發的多年前加入過名為「進步黨」的右翼保守政黨，它也是因反移民、反穆斯林而吸引到布列維克的目光，成為了黨員的布列維克，後來甚至曾一度領導了青年黨部，不過最終由於布列維克認為它還不夠激進，選擇了退黨。
布列維克被捕後，他表示自己對造成這麼多人死亡感到遺憾，但聲稱自己是為了拯救挪威，是為了給挪威社會帶來「革命」，所以自己的行為有其必要，於是他說：「我承認我做了這些事，但我不認罪。」
這起事件首次開庭時，布列維克還向法庭要求穿著軍裝開庭，不過這項要求被駁回。
布列維克上傳到社群網站上的軍裝。
在法庭上，布列維克不只拒絕認罪，還質疑法院的合法性，認為他們是聽命於支持多元文化的政黨。對此，布列維克的辯護律師亦提到：「他不會為他所犯的罪刑道歉，他也說他對此並不後悔。」
挪威作為廢死的國家，最高刑責只有21年，不過當監獄認定他仍有危害社會的疑慮時，可以不斷監禁下去；可如果他被裁定是精神失常，他將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療而不必坐牢。
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布列維克的律師在後來一次法庭宣判前提到，如果法官認定布列維克為精神失常，那麼他將提起上訴。布列維克亦曾表達過，把像他這樣具有政治理念的人視為精神失常而關入精神病院是對他的羞辱。
布列維克希望自己被視為神智清醒、判斷縝密且能為行為負責的人，他該被當成挪威的英雄，而不是腦袋出問題的病患。同時，他也向法庭表示，自己的判決應當只有兩種結果：無罪或死刑。
布列維克並不排斥死刑，甚至支持挪威對自己判處死刑，因為他也不滿工黨領導的挪威政府過度注重人權，而人權在他看來有太多人不配擁有，例如那些強硬霸佔挪威國土，意圖殖民這個社會的外來族群。面對這樣的對象，就該用殺戮的手段來處理。
在布列維克的宣言裡，他也提到過希望自己的行為能夠推動挪威恢復死刑。
也就是說，他認為挪威信仰「殺人是錯誤的」的教條是錯的，因為世上確實存在可以合理化殺人的理由。由於自己當初即是認定挪威政府接納外來族群的決定是錯誤的，於是才想以自己的方式來「正確地」矯正它；相對的，挪威政府如果認為布列維克錯了，布列維克也接受政府用同樣手段來將他給殺害。
在這部分，我想引用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中，對於納粹大屠殺行為背後動機的論述：
「從設計的觀點看，所有行為都是工具性的——行為的所有目標不是為了得到便利，就是為了去阻礙。他們被殺害，是因為他們由於這個或那個原因而不適合完美社會的方案，對他們的屠殺不是毀滅，而是創造。一旦他們被消滅，客觀上一個更美好的、更有效的、更道德的、更美麗的人類社會就可得以建立。
一個共產主義社會，或是一個種族單純的雅利安人的世界。在這兩種情形下，都是一個和諧的世界，沒有衝突，在統治者的手中循規蹈矩，秩序井然且有所節制。被他們的過去或者是血統所帶來的不可磨滅的惡劣影響玷污的人，不能適合於這種冰清玉潔、健康華麗的世界。
他們的天性如同雜草一般無法改變。他們不可能被改善或者接受再教育。出於基因或者觀念的遺傳——指一種對文化進程有彈性和抵抗作用的自然機制——的原因，他們必須被除去。」
如果法庭宣判布列維克無罪，那便是證明了他並沒有做錯事，認可了他行為的全然合理，是挪威民族的英雄；如果法院判決死刑，則證明了他動機的合理性，代表殺人確實存在必要性，而他的行為與政府的行為恰好就是為了實踐這種必要性。
當然了，誠如上述，挪威早已廢除死刑多年。不過若挪威政府願意為他而恢復並判處死刑，那就更強化了他的觀點——為了建立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殺人是有必要的。
那麼，如果布列維克理想的社會是這樣，這裡便有個問題橫在我們面前：挪威政府的理想社會是什麼形式？
我們或許可以從挪威的司法與監獄來做切入。
挪威以其監獄配備的舒適以及廢除死刑的制度聞名，的確，在挪威的監獄中可以看報、看電視、玩電子遊樂器、使用電腦，個人專屬的囚房內有冰箱、書桌與衛浴空間，環境整潔明亮，盡量將設施塑造成跟外界社會別無二致。某些罪刑或獄中行為較無危險性的，可以被轉由開放式監獄，代表囚犯可以每日離開監獄去上班，以維持正常的社會生活。
不過這在北歐地區國家也不算特別新鮮，在芬蘭、瑞典、丹麥等這類地方都有著類似制度，丹麥甚至因為犯罪率低而將多餘的監獄房間出租給學生使用。
這樣與台灣截然相反的監獄環境，其實背後都有著相同的目的，那就是避免犯人再次犯罪。而造成台灣民眾困惑不解的原因，正是在於這些北歐國家對司法的哲學上與華人社會側重應報理論的差異。
挪威不是從建國之初便開始廢死，也非一開始就有這樣的監獄環境，起初也是如傳統監獄一般以嚴厲的管理措施為主要風格。挪威社會是經歷了數年來社會的多方討論，才終於確立如今的基調。
在1990年代，挪威政府頭痛於社會將近高達70%的再犯率，才開始著手對監獄與司法部門進行改革，將焦點從報復性懲罰轉移到對犯人的教育與對被害者家屬的補償上。
尤其是在傳統法律層面，受害者往往只能淪為證人的角色，唯一的期待就只能是給犯人多大的懲罰。而在挪威的法庭，事件的受害人與家屬可以對犯人說話，傾訴他們內心的悲痛，讓罪犯意識到他所造成的傷害，後續，被害者除了可以申請國賠，政府也針對受害者給予物質或精神上的支持和修復。
而對於犯人的處置，則是以讓其得以降低危害為主要目的。在挪威政府看來，剝奪自由本身即是一種懲罰，在此同時還要避免讓其在與他人或社會互動上變得失能；如今，獄警與囚犯可以每天在一起活動，囚犯可以自行料理三餐，跟獄警在客廳吃飯。
有的罪犯在本來的社會環境中缺乏家人、朋友之類的精神依靠，獄警也可以通過與犯人交談來影響他們，獄中的心理輔導也能提供抒發或者人格問題的處置；挪威的一些監獄裡，犯人也被要求飼養動物，從中學習如何承擔責任。
監獄還與許多社會上的公司合作，公司會幫忙監獄制訂計畫，讓本來幾乎整天關在囚房裡的犯人去接受職業培訓，使他們能夠擁有技能在社會上謀職而非重操舊業；如果犯人願意學習，除了監獄的圖書館外，也能在獄中申請入學。例如布列維克申請上了挪威的奧斯陸大學，雖然無法跟教師、學生接觸，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有受教育的權利。
挪威監獄的職業培訓場地。
曾任奧斯陸大學學生代表的托馬斯的熟人被布列維克殺害，但他仍然支持奧斯陸大學允許布列維克就學，他說：「我無法想像他被釋放出獄，但如果他有朝一日真的獲釋，他受過教育比沒有受教育要好。」
挪威司法部顧問普洛格在紐約時報中解釋，獄中生活應盡可能和外面的生活相似，從監禁到自由的轉化過程越平順漸進，防止再犯的機會就越好。這點在挪威監獄的囚房中得到體現，因為陰暗、封閉、破舊的環境會使人無法振作、不願意進步、情緒更為壓抑，而明亮、開闊的環境則使人更有意願去經營生活。
挪威巴斯托伊監獄的督察湯姆說：「你把犯人看成怎樣的人，他們就會變成怎樣的人。我們監獄每年都會釋放刑期已滿的犯人出來，他們出來之後就變成你的鄰居。你希望你的鄰居是顆定時炸彈嗎？」
即使是在挪威安全措施最強的哈爾登監獄也依然如此，該監獄的典獄長霍達爾在回憶起早期的老式監獄時，聲稱那時偶爾會有囚犯的暴力事件，但他已經想不起新式監獄上回發生過類似狀況是何時了。
哈爾登監獄裡囚犯使用的客廳。
此刻，美國與台灣的囚犯出獄後再犯率約莫落在60%、40%上下，而挪威則從70%降至20%；可這同時也是布列維克所厭惡的講求人權的挪威社會。
當初，布列維克選擇殺害工黨青年夏令營的青少年而非外來移民並非偶然。他的政治企圖固然是想除去所有移民，但他清楚移民仍會不斷湧進挪威，並且這樣的屠殺行為只會導致民眾對移民的同情。
更好的做法，即是去殺害決定移民政策的權貴們的子女，既做到對其背後政黨思想的報復，也避免那些青年在將來被培育成支持多元文化主義政治人物的可能。
布列維克藉由把對移民的憤怒投射到權貴子女上，使權貴們付出「背叛行為」所應當支付的代價，並讓那些掌權者、立法者以及其他堅守多元文化主義的人——那些被他殺害的青年們的父母——將憤慨全部堆積到他身上。
他想藉由激起這些擁護人權、尊重多元的人物對他的殺意，來讓他們意識到有些人就是不該有人權，所以剝奪他人人權也合情合理，同時他還要以自己的死來讓上位者徹底明白，就像他無法容忍其他族群跟自己活在同一塊土地，政府也同樣無法容忍他活在這個世界上。
如果真是如此，在這層面他與挪威政府就取得了共識，而這意味著那些被挪威社會歌頌、推崇的多元文化，以及講求包容異己、和諧共處的做法，還有不同族群共榮發展的美夢，其實都不可能會有成功的一天。
布列維克為了實現心中的理想挪威，將77人的犧牲以及他自己的性命都放上了賭桌，向挪威社會宣告和平共存的不可能，而他的存在就是最佳的證明；為了逼迫挪威社會面對人性的陰暗面，他把因對多元文化政策不滿而殺人的事件，上升到對整個挪威社會價值的挑戰。
面對這場二戰後最大規模的襲擊，這位挪威史上殺害最多人且明顯想摧毀挪威社會價值的布列維克，挪威是否應當重啟被廢除數十年的死刑，將這樣的惡徒給清除，以達到嚇阻的效果？
全球都在熱切觀望挪威會如何應對這樣一起事件。挪威人的選擇似乎很簡單，可是事實並非如此。
事發後的記者會，挪威首相史托騰伯格這樣向兇手喊話：
「你並沒有摧毀我們。你也無法因此摧毀我們的民主，以及我們對更好社會的追求。我們是小國家，但也是個驕傲的國家。炸彈和槍擊不會讓我們噤聲，也沒有任何東西能使我們拋棄挪威的價值。今晚，挪威會團結一致，互相扶持、安慰。明天起，我們會向世界證明，挪威的民主會更加堅固。目前最重要的，是拯救生命與照料被害者。面對暴力的答案，是更多民主、更多人性，但絕不是天真。」
兩天後，約有十多萬挪威民眾自發地走上街頭，在奧斯陸市中心廣場放上鮮花、蠟燭，哀悼活動從白天持續到晚上，人們替遇難者與挪威社會以燭光祈福守夜，互相擁抱。人們臉上可以看見淚水，但沒有群情激憤的狀況，也許他們正試圖抵抗布列維克意欲在他們心裡種植的仇恨。
舉辦在市中心的哀悼活動。
在這人群中也包含了國會議員荷漢，她另一個身分是這起屠殺事件的倖存者。她在接受CNN的訪問時提到：「如果一個人可以製造那麼多的仇恨，可以想像，當我們所有人聚在一起時能產生多少愛。」她的話語間多少也包含了她相信此刻的挪威人能以愛來支撐彼此，度過這場悲劇造成的衝擊。
布列維克事件發生後，《挪威日報》做過一項關於「如何看待死刑」的調查，在參與投票的40390人中，有高達29935人反對死刑，占投票總數的74％。而在那時，也有一項針對「挪威是否應該修改現行法律，以判處布列維克死刑？」的線上投票，有多達十萬人參與投票，當中反對修法處死布列維克的人數有79569人，同樣占總數74%。
有篇名為〈劫後的挪威，依舊堅持務實的人道民主〉被刊載於雜誌《人本教育札記》中，作者正好是住在挪威首都奧斯陸的交換學生，作者在內容提到：
「我詢問了數名挪威朋友，挪威是否有任何『要求死刑恢復』的聲浪？紛紛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其中一個朋友甚至感覺到：『許多人民在這樣的情況下，反而更意識到不應該恢復死刑。』因為，事件的嫌犯布雷維克被捕後，尚企圖於法庭上宣揚他『反移民』和『建立只有白人的歐洲』理念，他的目的是得到宣傳思想的舞台、吸引更多人支持他種族主義的想法；他很有可能根本不怕任何刑罰，若處以死刑，甚至增添了他的『烈士』形象。」
不過，比起死刑與否的討論，挪威人似乎更在意在災難中受害的家屬，甚至臉書上還有數萬人加入用來聲援布列維克母親的社團，因為她也同樣為這起悲劇而心碎，同時害怕自己被人加害。
媒體與民眾的自律或許也在這起事件發揮影響。不同於台灣媒體大篇幅報導加害者的身家背景，挪威媒體不只沒有特別對此渲染，也沒有去詢問布列維克母親關於「妳兒子殺了人有什麼感覺」的問題來刺激收視率。當挪威一家媒體連續四週將布列維克的照片與相關訊息放在頭版上，民眾還對其發起抵制的活動。
還有一個常被人忽略的角色，布列維克的辯護律師里佩斯塔德。不同於台灣總被視為跟被告同罪，他在挪威得到了主流民意的尊敬。主要原因在於，他身為工黨黨員，其政治理念與布列維克相左，本身也是布列維克的攻擊目標，卻依然堅守自己職業的職責，他的職業是保障當事人在法律上的權益，讓審判能夠在公平的前提下去進行。
在那之後，其中一位倖存者少女還主動前來向里佩斯塔德致敬，因為他做的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在他被問及為何願意為布列維克辯護時，他回答：「因為我相信，民主和法治可以讓挪威成為一個更好的國家。」
某些人始終難以理解，即便是被定義為壞人的對象，律師的辯護對象也不是壞人的「壞」，而是壞人的「人」。
這或許代表著，人們除了懲罰之外還有一個部分渴望被滿足，那就是了解真相。
事發後的審判過程裡，法院詳閱了77份驗屍報告，並提供467名倖存者到法院敘述他們的傷痛與後續的生活，而除了被害者隱私以及布列維克宣揚極右思想的部分，其他皆由電視全程轉播，法官的用語也盡量謹慎、清楚，以讓收看的民眾也能理解審判的內容，並了解布列維克與被害者的心理狀態。
奧斯陸大學犯罪與社會學院教授薛登認為，在有死刑的國家裡，媒體為了煽動情緒，常把案件內容給戲劇化，試圖妖魔化被告或其家屬，來讓民眾將重點放在是否被判死刑上，反而阻隔了人們了解真相的機會，也讓沒被判處死刑的被害者家屬認為，他們的傷痛似乎比較輕微，這對被害者家屬的傷痛沒有幫助。
媒體應當關注事實的真相，讓民眾意識到社會上究竟發生了什麼。比起政府能用何種方式懲戒加害者來告慰被害者家屬，政府究竟對被害者給予怎樣的幫助，才是真正值得媒體關注的部分，只關注加害者而不在意被害者與其家屬、一般民眾的精神撫慰，也只顯示政府沒有任何能夠處理犯罪的能力。
在這場事件的一個月後，挪威首相帶著警察、心理醫生，以及此事件中的受害者與親友們乘船前往烏托亞島，這一安排是為了幫助受害者及其家屬克服心理創傷。雖然夏令營以這樣的方式畫下句點，但倖存的年輕人們希望在島上繼續未能完成的討論會，或者像原本那樣一起唱些歌，彷彿夏令營仍沒有結束。後來，舉辦夏令營的工黨青年團誓言明年要再度回到島上舉行營隊活動。
作為倖存者之一的普拉康也在這次重新踏上烏托亞島，他表明回憶起當時場景令人痛心，卻也因此加深了倖存者間的友情，今天能夠重新掌握這座島嶼使他感到高興。而在那個周末，首都還有一場集體的哀悼活動，挪威皇室成員以及全體內閣也將出席為罹難者致哀。
事發兩年後，當時在烏托亞島上倖存的比約達爾，以23歲的年紀成為挪威史上最年輕的國會議員之一，他在當選後說：「許多人在烏托亞屠殺後不再接觸政治。我呢，決定為那些死去而再也無法親為的人繼續奮鬥。如果每個人都放棄，那就表示布列維克贏了，而我們輸了。」
事件十年後，也就是2021年，身為倖存者的霍姆依然記得事件發生時的恐懼。當時的她躲在岩石下兩個小時才逃過一劫，而現在她在烏托亞島上繼續參與青年營的活動，以見證者的角色，向那些青少年們講述極右派思想曾經如何傷害過這個社會。她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說道：「我們能做什麼來阻止年輕人，尤其是讓年輕的白人男性不會變得如此極端，以免他們自認為可以因為不同意某人而有權奪取他人性命。我們必須知道如何透過學校、網路和社區中預防這種情況。」
挪威經歷布列維克這樣一起重大的創傷，永遠回不到過去，但似乎仍有什麼被延續下來。正如挪威的外交部長在事件發生後出來向外界聲稱的那樣：
「明日挪威，一切如昔。」
落筆至此，這篇文章也差不多結束，下面是我個人針對布列維克與挪威社會不無相關的感想。
布列維克這樣受全球矚目的重大案件，無論在傷亡數、犯案動機、犯罪地點、政府處置、人民反應都具有很多有意思的焦點，礙於我的筆力有限，無法盡數寫全，但仍盡量將這件事呈現給各位讀者參考。
作為生長於有死刑制度國家的人民，我能理解挪威人的事後反應一定程度上很難使台灣人進入狀況，可我常覺得，若要讓他人試圖理解我們，我們首先要試圖去理解他人。困惑、不安乃至於恐懼是人們面對未知事物的直觀感受，而將其否定則是在感受之後大部分人的後續做法，這畢竟使我相當遺憾。
在我搜索相關資料時，偶爾可見有人聲稱他們全國都被洗腦才會有這樣的結果，實在令我啼笑皆非。在早年，便有人說任何人都無法代替受害者家屬來決定如何處置兇手，可待到受害者家屬將目光轉移到社會結構的問題，而沒有哭哭啼啼地痛罵廢死團體時，又有人出來斥罵說他沒資格代替受害者本人發表議論，可當受害者本人站出來時，除了認定這是被洗腦下的結果之外，也無話可說了。
這使我想起幾年前「二八法則」還屬流行詞彙的時候，常有人說只有兩成的人是聰明，而八成的人是愚鈍的；這樣的說法一時之間很受人們所歡迎。有意思的地方是，大部分的人都相信自己是那兩成。
台灣是全球僅剩兩成依然有在執行死刑的國家，而國內有將近八成人支持死刑。究竟誰才是少數人，或至少誰是真正聰明、理智的，恐怕都很難說。我猜想說不準在廢死的國度裡，一旦發生殺人事件時，該國的網友還會上網去罵支持死刑的團體，聲稱就是因為有他們這樣贊成殺人合理的存在，才會使某些人認為可以殺害任何人。
有些人很難理解廢死，只能把這種困惑不解轉變為某種粗淺的認知，把一個民族對核心價值的堅持當成了集體式的聖母；相對的，也會有不理解死刑的人將死刑視為純粹的野蠻。
總之，那些直稱他人是受洗腦，欲要除之而後快的人，他們也永遠只能被另一方視為被洗腦的對象。如果沒有去理解異己的主張，怎麼能說自己的立論站得住腳。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一個人理解的事物越少，那些事物對這個人的危害也就越深。
不同國情擁有各種文化風貌，正如挪威在法治的出發點上與台灣多數人的理解並不一致，造就了截然不同的監獄形式，也難怪台灣人會大感訝異。倘使我們將監獄視為懲罰犯人的地方，而犯人則必須受苦，你自然不能接受犯人過著跟我們一樣的生活；同樣的，假若你深信監獄的用處是為了使其接受再教育，讓其在矯正後更好融入社會，你也不能接受犯人竟然不被允許待在舒適的環境中。這之間的比重該如何拿捏，考驗著各國政府的智慧。
當然，不同制度不能完全照搬，要因應民風、民智、民情，這也是為何我現階段仍支持死刑的原因，可正因如此，試圖突破我們自身偏見的框架才更顯重要。
死刑與否的問題，挪威人花了三十年討論出結論，他們認為法律所代表的是社會想追求的價值，而他們面對藉由殺人來彰顯殺人合理的布列維克，不認為他有資格來顛覆挪威人對於社會的看法，最終，挪威依然沒有為他恢復死刑的決定，與其說是濫情，不如說是對布列維克行為的表態。
有些網路評論認為布列維克贏了，工黨政治人物的子女則為了父母的政治前途而白死了；我的觀點正好相反。姑且先不提挪威雖只有21年刑期，但可以無限次數地延長期限。如果挪威因布列維克而恢復死刑，那麼過去堅持的價值就如同泡沫幻影，意味著挪威人寧願回到過去的治安環境也要將異己除掉，這才是對於布列維克的妥協與投降，也才使人們的死變得毫無價值。
我看過挪威民眾這樣一則評論：「他們不以國家權力執行死刑，是想要藉以證明就算你再過激，整天誅殺異己，用殘酷手段汰換窮病混血或移民等弱勢，仍無法動搖這個國家與人民的族群融合與社會主義眾生平等核心價值觀。以殺止殺才是認輸，他們會再次從教育深根徹底改變。」
支持與反對死刑與否，其實不是挪威人最在意的問題，因為更重要的是如何弭平被害者家屬的悲慟，同時安撫社會的不安，以及避免布列維克所散布的極端意識形態、情緒演變成更極端的社會現象；避免悲劇重演，其實總是首要之務。
刑罰本身目的是為了維護社會秩序，死刑不是目的，而是一種手段。正如古代死刑裡的凌遲、腰斬、斬首，或者黥面（在犯人臉上刺青）都是刑罰中的手段之一，或許古代人來到現代，還會因我們竟然不凌遲罪犯而感到惶恐不安。說到底，懲罰固然重要，但把首要目標放在這裡卻需要消耗太多力氣，正如一些人對於被害者的同理心，其實也只建立在加害者有沒有被判死刑上，至於被害者與家屬的補償，以及恐怕不是純靠感性能解決的社會制度的改革，似乎就容易隨著激情淡卻而被遺忘。
在布列維克藉由激進行為來破壞挪威人的理性之際，挪威人把自己想要維護的價值，始終擺在對於兇手的懲罰之前。
挪威人不因個案而否定挪威社會的本質，多半也是人們對於民眾的普遍素養深具信心，而長年社會安定的結果也給予他們安全感，何況集體的焦慮與恐慌、指責，常演變成對他人、政府的不信任。在李濠仲所著的《安然無恙不比遺憾好：挪威七二二屠殺案之後》中提到，首相史托騰伯格在事件後支持度躍升至九成，布列維克曾加入的進步黨黨魁顏森則支持度直線下降：
「史托騰伯格在這次事件中，儘管被批評救援不力，仍得以獲得多數挪威人支持，或許因為自始至終，他並未把責任推給右派政黨，政治人物要表演得十分寬容大度也許容易，若是逮到機會整垮政敵而不為，可能才是難上加難，他把檢討、批判對手的工作交給媒體，自己則寡言慎行，專心善後……」
我不甚希望在這篇的最後歪到「反觀台灣」的主題，不過我樂觀地認為，死刑在我有生之年是不會從台灣被廢除的。
台灣人是個充滿矛盾的民族，一部分的人民在道德上還沒有被很好整合，有時在反對暴力的嚴詞下又給暴力開方便之門，可以基於可憐便稱生命可貴命不該絕，又可以基於可惡就搬出殺人償命天經地義，還感到沒有什麼矛盾。民眾如此，政治人物也投其所好隨之起舞，媒體則跟隨主流繼續煽動民眾。
這裡不是想宣揚唯一死刑或者廢除死刑，而是更深層的價值混亂的問題。這些人的道德既極端又模糊，非黑即白又隨時變卦，腦內監獄關押的對象永遠沒有明確的罪名，只有可惡與否的區別。這樣道德沒有中心思想去支撐的結果，就是缺乏理性作為判斷的依據，只能淪為自己感性的俘虜。
在這個前提下，廢與不廢死派的爭論，很容易只停留在最為表面的層級，所以自然就會維持目前死刑的現狀。要我來說，一般人面對殺人犯，最能解氣的當然首推死刑，並且還要是讓犯人在痛苦中死絕，最好能讓被害者家屬親自執行；不過我在與人討論這類話題時，時常會提醒其他人：
「你在思考任何社會議題時，你要先將自己的中心思想套進去，去想像如果政治人物、媒體、民眾都擁有你自認經過審慎評估後的思想，那他們的言行所造就出來的結果，是不是你想要的社會？」
有些人會因此改變原本的答案，有些人則否。重點不在於你的答案是什麼，而是你是否真正清楚自己究竟信仰著什麼價值，否則對於社會制度的討論，根本不是一般人有能力思考的問題；在這篇文章中，布列維克與其他挪威人，都是在用自己的行為，來選擇自己想要身處在什麼樣的社會。
而我認為只有人民搞清楚自己的信仰，並且針對信仰去進行理性討論，我們才有辦法理解他人，並讓社會維持穩定，也才能在面對風雨時，始終不會有所動搖。
願台灣，以及我們自己變得更好。
如果你喜歡這篇文章，可以對我進行贊助，讓我清楚這是有助於人的作品，增加對同類型主題的創作意願，不只使我有餘裕寫出更高品質的文章，也是支持你所認同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