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在20世紀60年代的研究生和初學歷史學者，我最不喜歡的研究領域之一就是史學史。在我當時的培訓階段，掌握一大批關於特定歷史時期（如美國革命）或歷史主題（如廢奴主義）的歷史文獻，了解其中無數種解釋，這是一項讓人討厭但卻必須完成的任務，我的導師告訴我，如果希望通過綜合考試，這是必不可少的。我勤奮地與那個我認為毫無生氣的史學史世界搏鬥，在那裡，人們不斷地給歷史學家貼標籤、劃分派別，並且一遍又一遍地討論同樣的問題，這似乎永無止境。有時候在研究室里工作時，我會產生一種不敬的想法，認為歷史學界就像一群永遠在反芻的牛。作為60年代的知識分子，我更傾向於卡爾·貝克爾（Carl Becker）的無政府主義呼籲，即每個人都應成為自己的歷史學家，儘管有些不自由。當我完成了研究生階段的入門儀式後，我個人的原則變成了：“謹防過度標籤化”和“讓我接觸文獻”。
從那時起，我更加深刻地意識到史學史對歷史學家的工藝和歷史教師的重要性和價值。如今，我意識到在史學史中，了解不同學派的研究成果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歷史研究的發展和演變，審視不同觀點之間的辯論，以及探討歷史解釋的多樣性。史學史還可以激發我們對歷史研究方法和理論的思考，幫助我們更好地分析和解釋歷史事件和現象。
對於歷史教師來說，史學史可以幫助他們更好地教授歷史課程。通過了解不同的歷史觀點和解釋，教師可以提供更全面、多元的歷史教育，激發學生的思考和批判能力。史學史還可以幫助教師更好地理解歷史學科的本質和目標，從對於歷史學家及其解釋，我必須坦誠地承認，我的改變並非真正的信徒之所為。我仍然更喜歡直接面對一手資料——信函、日記、演講、備忘錄、外交信函、報紙社論等——這些仍然是歷史研究的基石。基於我的偏見和偏好，讓我解釋一下為什麼我覺得瞭解冷戰史學是對於我們試圖傳授年輕人的智慧非常有用，正如劇作家阿瑟·米勒所觀察到的，一個社會是“99%由它的歷史所構成”。主要原因是，我們生活在一個政府有系統地，即使有時緩慢而勉強地，將其文件公開供公眾審查和學術使用的社會，而且我們也有一個傳統，與其他國家共享，即可以獲得私人和個人文件的公開訪問。新的文獻數據不斷被提供。冷戰研究代表了一個工作實驗室，從中以令人振奮的頻率產生新的揭示和解釋。因此，對冷戰史學的熟悉使人熟悉冷戰性質的大量新信息和數據。同樣重要的是，這種情況下的歷史學研究也闡明了歷史的性質和學科的內在運作。
在某種引人入勝的、但必然不完美的意義上，冷戰史學給我們提供了黑格爾/馬克思辯證法運作的典型示例，即一個原始命題受到對立命題的挑戰，最終兩者在綜合中合併。
在這種情況下，原始命題被指定為冷戰起源的傳統或正統解釋。對於正統觀點的挑戰，或稱為修正主義，已被標籤為反傳統智慧。合成，或在一些歷史學家眼中被歸類為後修正主義，實哈利。正如對於冷戰的每個解釋都是如此，被歸入正統類別的歷史學家在每個具體觀點上並不一定完全一致。在澄清這一點的基礎上，讓我概述一下正統觀點的基本特點。我確定了我認為是這一解釋核心的五個要點：
1. 斯大林和蘇聯的侵略和擴張行動導致了大同盟的瓦解，因此俄羅斯被指責為冷戰的責任方。
2. 在戰後的即時時期，特別是直到1947年，美國的外交政策是被動的，美國領導人尋求在蘇美關係中持續和諧與合作。
3. 當面對共產主義的侵略時，美國以捍衛民主、自由世界和自由人的方式作出反應。
4. 美國不尋求領土擴張，也不受有害的私利所驅使。美國在世界事務中是無辜的。
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致力於普遍主義政策，即相信“所有國家在世界事務中都有共同利益”。換句話說，美國領導人拒絕了“勢力範圍”的世界觀，其中一個大國將確保其他大國承認其在自己的特殊利益領域中的卓越地位。
也許最好通過兩位最著名的正統觀點支持者的話來理解正統觀點的主要觀點。
阿瑟·M·施萊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Jr.）曾斷言，“冷戰是自由人對共產主義侵略的勇敢而必要的回應。”路易斯·哈勒（Louis Halle）認為，美國對蘇聯的設計做出的反應代表了“美國對自由和正義在全球範圍內承擔積極責任”的承諾。
現在應該明顯的是，冷戰起源的正統解釋與美國政府提出的官方觀點密切相關。
特別是赫伯特·費斯（Herbert Feis）和路易斯·哈勒（Louis Halle）這樣的歷史學家曾在國務院或其他政府機構工作，並親身經歷了早期冷戰年代的事件。在他們的學術著作中，這些外交官轉型為歷史學家依賴他們的個人回憶、與他們熟識的重要政府領導人的訪談，以及當時作為公開記錄的相關文件。在某些情況下，他們還能夠特權地獲取尚未對一般學術使用開放的政府和私人記錄。約瑟夫·瓊斯（Joseph Jones）的《十五週》（The Fifteen Weeks）就是一個明顯是參與者對杜魯門政府行動辯護的例子。這類記述雖然具有內幕人士對事件的觀點的吸引力和興奮感，但必須極度謹慎和警惕地使用。往往情況下，內部人的歷史觀在歷史判斷上既不公正也不客觀。因此，一些歷史學家對這種解釋的有效性提出了質疑，因為正統觀點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個人經歷的影響，並且被政治信念所塑造。更嚴厲的評論家將正統觀點簡單地視為“宮廷歷史學”，即前政府官員現在擔任統治精英的編年史記者。
“正式的反對命題，或對冷戰起源的正統解釋的挑戰，始於1959年威廉·阿普爾曼·威廉姆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的《美國外交的悲劇》（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的出版。在對1890年代以來美國外交政策的全面重新評估中，威廉姆斯主張，美國追求的開放門戶擴張主義是美國在整個二十世紀建立帝國的基礎。開放門戶政策旨在首先，威廉姆斯認為，美國在戰後時期在國際舞台上追求自身利益，並不等於說美國開始了冷戰。威廉姆斯的觀點是，蘇聯不是唯一對於冷戰緊張局勢負有責任的一方。儘管這種觀點在今天的許多美國歷史學家看來合理，但在1959年的政治和知識氛圍中，它很容易被視為異端邪說而被輕易地摒棄。
在1960年代，一系列的修正主義作品緊隨威廉姆斯的《美國外交的悲劇》之後，徹底改變了冷戰學術研究的歷史格局。美國在越南和加勒比地區的行動激發了修正主義歷史學家的努力，同時也增強了他們對美國帝國的激進分析的可信度。修正主義歷史學家的研究作品迅速湧現，如加爾·奧珀羅維茨（Gar Alperovitz）、喬伊斯和加布里埃爾·科爾科（Joyce and Gabriel Kolko）、勞埃德·加德納（Lloyd Gardner）、沃爾特·拉菲伯（Walter LaFeber）和巴頓·伯恩斯坦（Barton Bernstein），他們的研究範圍通常超出了早期冷戰年代的時間範圍，被標籤為“新左派”歷史。然而，這樣的標籤證明是一種冒險的做法，這些歷史學家之間存在著廣泛的分歧，他們被輕率地歸類在這個範疇之下。我懷疑，最初將這些迥然不同的觀點歸納為“新左派”標籤，這個詞彙不得不指出，對於許多學界人士和大眾來說，具有貶低的含義，這自動地使這些學者的知識合法性受到質疑。不可否認，到了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新左派”這在這個問題上，不涉及對於使用原子彈的詮釋的實質性差異，讓我概述一下我認為當前修正主義對於這個問題的關鍵觀點。杜魯門政府投下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不僅主要是為了迫使日本投降，而且也是為了向蘇聯發出警告，告訴他們最好限制他們在遠東的帝國野心，接受美國提出的在東歐進行自由選舉和代議制政府的建議。然後，在戰後的早期年份裡，美國將原子彈視為「致勝之武器」，以威懾蘇聯，迫使他們接受美國對戰後世界的目標。
在修正主義歷史學家中，幾乎一致認為原子外交是一種失敗，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它具有加劇美國與蘇聯之間緊張關係的反產生能力。
我想考慮的另一個修正主義主題涉及美國如何利用其巨大的經濟優勢來實現戰後外交政策目標。要理解修正主義論點中的這一方面，首先必須意識到，與所有戰前的工業競爭對手不同，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完全未受損害，處於令人羨慕的地位，根據國民生產總值的衡量標準，在1939年至1945年間經濟實力翻了一番。當美國的工業和農業產出達到新高度時，大部分歐洲和亞洲都成了廢墟。蘇聯在人力和物質方面都遭受了嚴重打擊。另一個勝利的大同盟成員——英國，正面臨破產的邊緣，這一即將到來的帝國衰落對其堅定的戰時領導人溫斯頓·丘吉爾來說顯而易見。在這種情況下，修正主以這個簡要的修正主義詮釋作為背景，讓我列舉修正主義歷史學家提出的主要觀點：
1. 蘇聯和斯大林不是冷戰的唯一責任者。
2. 在1947年之前，美國的外交政策既不被動，也不僅僅是對共產主義侵略的反應。美國有自己的經濟和戰略議程，積極地追求，儘管並非始終如此成功。
3. 將冷戰解釋為美國在面對共產主義侵略時捍衛「自由人」的行動，對歷史記錄的複雜性和細膩性進行了扭曲。
4. 美國在羅斯福和杜魯門政府下的政策並不是一個無辜的、無私的國家追求國際正義的表現。
5. 美國對普遍主義的承諾充其量是應付性的，而且有時在保護其在拉丁美洲的勢力范圍時顯得虛偽，這在美國對待其他國家時表現出了「雙重標準」。
總而言之，修正主義對冷戰爆發的正統詮釋進行了全面的質疑。儘管修正主義對正統歷史學家造成了困擾，但許多歷史學家繼續對這種詮釋加以摒棄。很明顯，修正主義對於冷戰起源問題並未產生學術共識。
對這種詮釋的歷史有效性仍存在著嚴重的問題和懷疑。經濟因素的重要性經常被修正主義批評者視為「經濟決定論」。
像威廉·阿普爾曼·威廉斯這樣的修正主義者還被指責具有「現代主義」，因為他們主張將歷史作為改變體制的工具。在這場日益激烈的辯論中，正統歷史學家的代表综合起来，这个学派的名称是"后修正主义"，尽管它也被称为"新正统派"和"折衷主义"。这一流派的早期作品，比如1972年出版的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的《美国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年》和乔治·赫林1973年出版的《对俄援助，1941-1946年：战略、外交与冷战的起源》，确实是一种折衷的研究，以一种更新和更复杂的正统观点进行解释。
然而，与此同时，后修正主义者在提出观点的同时，经常强调修正主义者之前提出的许多相同观点，包括对经济因素的强调和美国战后的扩张议程。这种愿意接受修正主义者引用的证据但不接受他们的结论的态度，使得一位学者将后修正主义称为"无力的修正主义"。请记住我之前的告诫："谨防过度贴标签！"
几年前，被许多人认为是后修正主义之父的加迪斯提出了迄今为止对冷战起源的新综合观点。他对后修正主义和使其成为新共识的有效性进行了第一个观察，指出它基于令人印象深刻的大量研究，其中许多研究成果来自新解密的资料。他接下来列举了他认为是新左翼修正主义的基本命题。在对修正主义论点进行批判性评估后，加迪斯通过列举后修正主义者与正统历史学家在哪些领域达成共识，然后详细说明与修正主义历史学家达成共识的领域来概述他的综合观点。首先，后修正主义者接受了正统观点的两个基本论点，即"苏联的扩张主义是冷战的主要原因"和"美国官员在制定遏制政策时更担心苏联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命运"。但是，尽管在这些关键点上达成了共识，加迪斯坚称后修正主义是一种全新的观点，而不仅仅是"正统观点加上档案"。
在阐述后修正主义如何超越正统叙述的论证中，加迪斯承认修正3. 后修正主义者确认修正主义者的论点，即美国政府有时夸大苏联共产主义的外部威胁，以实现某些内部政治目标。
1. 後修正主義的歷史學家承認美國使用經濟手段來達到政治目的。
2. 他們強調斯大林並沒有對共產主義世界革命有明確的意識形態藍圖。相反，後修正主義者認為他是一個機會主義者，利用任何機會來推進俄羅斯的國家影響力。
3.美國誇大共產主義的威脅。
4. 他們接受存在一個美國帝國，儘管他們認為它主要是一個防禦性的帝國，是經過邀請而不是通過強迫建立起來的。
加迪斯認為，正是在最後一點上，新的綜合觀點與正統解釋有最大的分歧。對帝國分析框架的共同堅持也代表了修正主義和後修正主義歷史學家之間的基本連續線。
有了對冷戰史學研究的概述，包括我對貼標籤遊戲的旁白，讓我對後修正主義聲稱他們的觀點是代表新共識的綜合觀點的有效性提出一些觀察。無論是正統觀點、修正主義觀點、後修正主義觀點還是它們的混合形式，許多歷史學家都會立即否認存在共識的可能性，更不用說是可取的了。（最不可取的是，因為這可能使得許多冷戰歷史學家失去工作。）要使我們的歷史觀在每個人的滿意下變得準確可能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因為"做歷史"的過程本身就是非常不完美、混亂和高度個人化的。它涉及到意識形態、政治和事業因素，以及歷史學家與其素材之間的共生關係。如果可能實現共識，它也應受到懷疑，因為根據一位元後修正主義歷史學家的觀點，共識"將永遠是時尚和'真相'的問題。
但是為了討論的目的，讓我們假設某種形式的綜合觀點，即使不是共識，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取的。畢竟，綜合和共識並不是同一回事，因此出於對綜合的追求而放棄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正如人們所預料的，加迪斯和他的追隨者所概述的後修正主義綜合觀點遭到了幾位修正主義者的猛烈抨擊，甚至一些未改變立場的正統歷史學家也對其基本命題提出了質疑。修正主義批評者所抱怨的主要這個指責最頻繁和一貫地被提出。對於麥考密克來說，這就是問題的本質，因為他認為這準確地反映了後修正主義者對系統分析的厭惡以及他們更喜歡強調多重因果關係的歷史方法。
在對後修正主義的否定中，麥考密克提出了一種他稱之為集團綜合的替代方案。他的集團主義概念超越了冷戰史學的狹窄範圍，適用於整個20世紀美國外交史的範圍。
集團主義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概念，無疑滿足了要求有哲學實質的綜合的標準。簡要地介紹這個概念是困難的，但讓我試著概述麥考密克集團主義的最重要特徵。
首先，它被定義為20世紀美國領導層試圖通過“生產主義”在國內減輕階級鬥爭，同時在國外“消除國家衝突”。這是通過“在增長的要求上形成合作共識”來實現的。讓我澄清一下，“生產主義”成為關鍵的子概念。在麥考密克的使用中，它意味著不斷擴大經濟蛋糕，以免不必將現有蛋糕重新分配成更平等的部分。
因此，需要就持續經濟增長或“增長的要求”形成共識。因此，在集團主義概念中，我們可以將美國對待冷戰的方式理解為“在全球範圍和國內推動、保護和合法化生產主義”。（我需要補充的是，加迪斯對此提出了反駁，即集團主義只是修正主義的翻版，而不是真正的綜合？）
儘管修正主義者和後修正主義者之間仍存在分歧，但在可行的綜合問題上已經出現了突破。我相信，開放性的問題出現在加迪斯和其他後修正主義者接受美國帝國概念上。加迪斯將“帝國分析框架”確定為未來冷戰研究的基礎之一。我相信這可能成為冷戰綜合觀點兩個對立立場之間的匯合點。誠然，後修正主義者對接受美國帝國的態度進行了限定，麥考密克的集團主義議程有兩個要點，需要調查戰後時期美國帝國主義的全球和國內方面。為了啟動對帝國綜合的探索，可以宣佈對冷戰的責任和歸咎問題暫停討論，因為這個問題目前無法解決。下一步，實際上已經由幾位歷史學家採取了行動，就是在競爭的帝國主義框架下評估美國和俄羅斯戰後行動，每個國家都尋求地緣政治優勢，以推動其對國家利益的理解。帝國/比較帝國框架的明顯推論是，在冷戰時期，兩個大國在尋求和維護全球穩定方面存在著一種虛擬的共謀。
通過提出美國帝國的概念和比較帝國框架作為新興綜合觀點的共同基礎，讓我再次坦白我的偏好。我對那些代表所謂的威斯康辛學派外交史的修正主義者有一種知識上的依戀。在威廉斯、拉費伯、勞埃德·加德納和麥考密克的領導下，這個學派的研究（包括我的）始終超越了冷戰時期，並側重於美國帝國和美國在整個國家歷史中的擴張問題。在這個背景下，我認為帝國主義方法作為冷戰綜合觀點的基礎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很明顯的。
最後，我希望強調，雖然關於冷戰綜合觀點的一致性，無論是通過後修正主義的標準還是集團主義的公式，尚未達成，而且可能永遠無法達成，但有幾個冷戰學者的工作為我們指明了需要做的工作。在過去的十年中，斯堪的納維亞學者吉爾·倫德斯塔德的工作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平衡和審慎的評估，即美國在早期冷戰年代在西歐和東歐的帝國目標。自稱為後修正主義者的倫德斯塔德顯示，美國和蘇聯在行動中最終表現出適度的克制，即使在言辭上不盡相同，以創造適合雙方的戰後最後，我想提到梅爾文·萊弗勒（Melvyn Leffler）在1984年4月發表在《美國歷史評論》上的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萊弗勒在聯合參謀部、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防部的檔案中大量使用了新解密的檔。在他對國家安全問題進行深入分析時，萊弗勒將美國對國家安全的概念與戰後期間國家的帝國需求和"追求權力"巧妙地聯繫在一起。雖然他的作品不如我所希望的那樣明確地在帝國框架內，但倫德斯塔德、加德納和萊弗勒的著作符合我廣泛的標準，因此我將在冷戰歷史學討論中自負地將它們放置在新的"比較帝國"解釋框架內。
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