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期，衣索匹亞開始有選擇性的將部分地區基礎建設西化，並且從朝貢或封建制度轉換成現代專制政體。雖然這些改革在20世紀上半葉如火如荼的進行，但是所羅門王朝只針對重新定義公民對國家的神聖義務，而這種定義沒有讓政治菁英和國民對國家忠誠。菁英們卻因此擺脫大眾特許權（公眾與論）的相關壓力和限制，表達了定義現代化進程和性質的決心，但王室對專制主義的鞏固反而限制了衣索匹亞精英和公民的社會流動機會。衣索匹亞的知識份子必須透過協助王室來獲得真正的贊助。而引導國家改革且受過教育的菁英和想要保護君主制度絕對權力的人也出現了嫌隙。其結果就是進一步削弱了現代政黨和社會運動的基礎潛力。
20世紀，衣索匹亞東正教發現聖經故事越來越難以對國家事務詮釋和預測（失去神聖性），便逐漸用更複雜的時間解釋和理解來重新推動精信仰基礎。在皇帝 海爾·塞拉西 (Haile Selassie)的推動下，參考《大日本帝國憲法》寫成的《衣索匹亞憲法》和世俗備忘錄也在內容補充了很多的《聖經》，成為衣索匹亞民族的方向。現代改革有一部份的原因是衣索匹亞在國際社會和相關組織前為了得到認可而發生的。現代貿易條款和集體安全的保護憲章助長了衣索匹亞的現代化。
衣索匹亞的期望是，這些現代機構將保護其主權，即使政府的效率較高，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有效的治理提高了特定居民的安全性，尤其是首都居民或靠近帝國統治中心的居民。儘管現代化有上述的因素，但歷史學家特謝爾·蒂貝布（Teshale Tibebu）的說法是，不能將衣索匹亞缺乏＂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的原因歸咎於其生產模式＂封建＂的關係。相反的他認為衣索匹亞的政治獨立並沒有將其他被殖民的非洲國家所經歷的經驗分離。共同點是，對現代主義基礎設施的高額財政投資是那些想要建設一個足以讓他們擺脫工業資本主義時代邊緣地為的重建項目來說，是無法負擔的。由於衣索匹亞的現代國家與殖民地非洲的其他國家相同，不是因為社會經濟變革而產生的機構，而是作為獲取資源和維護安全的方法與工具，其新興的民族資產不可能和企圖複製西方或日本的經驗相提並論。蒂貝布總結，義大利入侵之後，衣索匹亞現代化的目標將變得更複雜，因為國內和國際政治都重新定義，對精英和農民都產生了巨大且複雜的矛盾。
20世紀的衣索匹亞，海爾·塞拉西 (Haile Selassie)相當重視他皇位的正當性，他主要透過外國顧問來駕馭當時的全球體系，並中央集權來獲得優勢。當時被視為一位仁慈的獨裁者，衣索匹亞政府在譴責或監禁違背皇帝現代化專制制度的菁英時，許多人被指控為異端或叛教者，而部分的人則是被帝國警衛隊（Addis Abäba）和安全部隊的監視下被迫流放受限制居住。儘管有這些事件，受過教育的菁英們仍然利用他們獨特的技能，有時候是他們的家族血統，來強迫王室在運作時承諾未來會改變現狀。因此，皇室在贊助這些人的同時，這些人在他們的職業上也獲得了成功。不過最大的傷害還是來自義大利入侵期間，這些受過教育的菁英因為起身反抗法西斯侵略者的殖民霸權而被處決。
雖然衣索匹亞被神化為非洲獨立的縮影，但該國也經歷過歐洲殖民主義，雖然充滿了複雜性、模糊性和多元性。瑪麗娜·奧塔維（Marina Ottaway）認為，衣索匹亞沒有像非洲其他國家經歷過完整的殖民主義，因此，現代衣索匹亞國家的想法沒有圍繞著非洲共同對抗歐洲殖民大國的概念並具體化。然而，外國的資本壓力也同出現在衣索匹亞的社會和政治關係上，這是他和其他非洲殖民國家共同的經驗。埃德蒙·凱勒（Edmund J. Keller）對此的說法是，後一種因素在非洲之角地殖民壓力導致新種族和社會階層的結果最為明顯。此外，非洲其他地區相同，該地區有見證了新舊不平等關係的正式化。
衣索匹亞現代主義有的矛盾和理解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獲得了緩解。隨著歐洲殖民活動在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的增加，國家的文化定義獲得了更多的關聯性。1935年義大利入侵衣索匹亞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事件成為了衣索匹亞現代性敘事的新動力。根據魯斯·本-吉亞特（Ruth Ben-Ghiat）的說法，和其他帝國主義強國相同，義大利人將他們在衣索匹亞的殖民戰爭宣傳成一項現代化使命，將非洲人從落後、奴隸制和混亂中解救出來。並且認為，法西斯宣傳義大利人是一群不知倦怠的利他主義者，他們修建道路和橋梁，將沙漠變成花園，並為土著人民帶來繁榮與和平。另一方面，衣索匹亞也成為非洲被殖民國家共同反對歐洲殖民列強的想法起點。衣索匹亞文明的獨立和重要性導致在20世紀時被描述為＂黑人的最後堡壘＂（the black man’s last citadel），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保護她免於歐洲殖民計畫的影響。
創作內容
冷門國家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