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前面那句是我臨時加的,不然感覺太嚴肅會沒人看(´_ゝ`)
封面是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時的照片
2020年影響最重大的事件,除了一月底NBA退役球星Kobe Byrant意外去世、五月的BLM(Black Live Matter)運動之外,大概就是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武漢肺炎)的爆發了。這場使全世界陷入危機的疫情,除了讓世界各國了解到WHO這組織已經變成中國的形狀的事實,也引發對病毒發源地及防疫措施等相關爭論。
這篇文章主要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來談論在疫情爆發期間,政府對人民自由的限制是否合理?還有美國與台灣民眾對疫情的態度差異,以戴口罩的自由為例
再來,病毒的感染機率或許對每個人來說是平等的,但對每個人的影響卻是不平等的。有人因為工作停擺而沒有收入,也有人透過販售口罩而大賺一筆災難財,想談談這種不平等的現象
義大利哲學家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根據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思想,提出「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的概念。
意思是當國家面臨重大危機時,主權會置於憲法之上,以不受法律約束的形式執法,並有權力限制人民的自由,令公民的生命權失去法律保障。
(阿甘本)
例外狀態是美國在發生911事件後,被逐漸重視的概念,也引發一些反思,包含人民的自由真的只是例外地被限制嗎?會不會政府會趁著這機會,無限期限制人民自由,使例外成為永恆?
美國第四任總統詹姆士.麥迪遜(James Madison)曾說過:「歷史上抵禦外國威脅的手段,最後都變成國內暴政的工具。」當時法國大革命爆發不到三十年,歐洲其他國家看見這個崇尚「自由、平等、博愛」的國家,從偉大的人民起義,僅僅過了四年就變成羅伯斯比爾(Robespierre)的恐怖統治,一萬七千人被指控為反革命份子,而上斷頭台處決。
(詹姆斯‧麥迪遜)
因此人民不該將國家危急時刻,政府限制自由這件事,視為理所當然。除了要有一定的法理基礎外,也要注意政府有沒有過度擴張權力。
至於戴口罩的自由,基本上就是觀念問題,疫情剛發生時,在大多數美國民眾的觀念裡,口罩是生病的人才戴的,沒生病就不用,但套用在目前新冠肺炎大規模傳染的情況上,很明顯不合適。
不過我認為很難帶到限制自由的議題上討論,因為自由是不分國界的,每個現代國家的公民都該享有。川普一開始也沒有倡議人民戴口罩,等到疫情嚴重時才開始宣導,但已經來不及了。
而台灣人則是展現出亞洲人普遍擁有的集體心態,在疫情還沒爆發前就通通戴上了口罩,即使沒有要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但只要出門就是戴上。
關於疫情下的不平等,我想引用奧地利經濟學家與哲學家弗里德里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在《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的一段話來討論:「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很大,所以如果人人得到平等的待遇,其結果反而會造成真正的不平等。唯一能讓人人平等的辦法,就是尊重每個人與生俱來的差別待遇。因此法律之前的平等與實質的平等並不相同,甚至是互相矛盾的。」
(自由秩序原理,1978年版)
海耶克認為「人人平等」的主張完全錯誤,是不切實際的。每個人的天賦大不相同,追求法律之前的平等不能彌補社會及經濟狀況的差異。而海耶克追求機會均等,排除所有會妨礙一般人善用天賦,將潛力發揮到極致的人為障礙,例如種族、性別、出生背景等。國家在排除這些人為障礙後,就不該再出手干預。
海耶克主張的平等是指平等的競爭環境,而不是主張所有競爭者施展天賦後,都能獲得相同的回報。
雖然這看似很美好,但在消除種族性別等的人為障礙後,並沒辦法真正到達平等,還是會受到很多因素限制,包括小時候家境貧窮、教育環境不佳、缺乏社會福利協助等。因而造成撕裂社會的嚴重不平等。有些人則認為國家應採取積極作為來消除不平等,進而給予人民公平的環境。至於要干涉會什麼程度?始終沒有一個共識。
放到疫情的情況下來看,政府或許能做的,就是關心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弱勢族群,幫助他們不會受到太大影響而沒辦法過日子。再來管制防疫物資的數量及價格,別讓一些不肖業者,不管是賣口罩、消毒水還是酒精,趁機漲價發災難財。
我希望台灣這種在全世界少有的防疫生活,能夠持續下去,也期待疫苗能快點大量生產,讓一般民眾得以施打。
參考書籍:《50則非知不可的政治學概念》,班.杜普瑞著,龐元媛譯,五南出版
今年年初過年的時候,我跟家人在台南老家看新聞,看到中國當時疫情剛爆發,中共政府採取封城,還有建立臨時醫院等手段。我那時侯以為這情況只會在中國發生,沒想到不到幾個月,歐洲疫情大肆虐,義大利是其中最嚴重的國家,裝滿屍體的棺材塞滿教堂,甚至還不夠用。面對如此地獄般的景象,我只能說台灣真的很幸運,雖然我對執政黨的諸多政策都有所批評,但在防疫這件事上,我仍是肯定大於批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