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人專欄 這些天因NCC換照事件的影響，導致我在收看中天新聞台時，常看見其新聞或廣告都提到諸如此類的標語：「蔡政府關中天，新聞自由已死」、「無限期支持言論自由」、「台灣民主最黑暗的一天。」
這雖不是我特別感興趣的題材，關於時事的議論近期也少寫了許多；不過我尚且算是中天的觀眾，又由於此事還算值得一提便寫了下來。本篇前段將概述一下對此事件的理解，後面即進入媒體與群眾的主題討論。
首先，我以為此次否決換照一事與政治關係並不很大。至少就我所知道的，在2014年馬政府時期，中天即有一次換照危機了。這起事件不確信多少人注意到過，可那時NCC縱然有過半委員不同意，卻仍給中天有條件換照，換而言之，NCC給過機會了。約莫六年前的中天新聞台，已是違規次數第一的新聞頻道。
而今，中天的問題沒有得到足以使NCC信服的改善，並且同樣以違規第一之姿站到了大眾的面前；2019年時，民眾對中天提出申述的案件比例，便占了所有電視頻道的三成。
中天所製作的政論節目相當知名且收視頗佳，或者我們可說因此導致了更多的投訴案件，不過，中天內部的倫理委員會在針對NCC對其政論節目抱有的事實查證的疑慮時，說：「評論節目並非新聞報導，製作單位沒有事實查證的責任。」
NCC提到：「103年審理中天新聞換照案時，尚盼中天公司依各項要求改正，該台雖受到NCC多次警示與要求落實附款，卻未能如實執行。綜上所述，中天公司未遵守自定之新聞製播規範、多次虛偽陳述、選擇性執行自訂之相關自律規範，使該會認為未改善過往違規情事，更難以落實未來6年營運計畫，因此依衛廣法第19條規定駁回其申請，不予換照。」
中天新聞的反應如同開篇所提及的標語，意圖將NCC的決策結果導向成政治打壓，同時指出其具有新聞媒體的自由，並不該遭到此等待遇；然而，當我閱覽了其做的相關報導後發現，要不堅持不提早已違規數次的劣跡，要不便是避重就輕，意圖將問題泛政治化。
重點在於，若說不允換照是對政治異見的打壓以及對言論自由的扼殺，何以中視、TVBS等藍營電視台沒有中天這樣高比例的違規與NCC給的「危機」。
在政府介入新聞自由的疑慮上，倘使政府不該干涉播報內容，那旺中集團高層股東對其所有媒體下的指導棋，是否也算干涉播報內容呢？
NCC就此一事直言：「中天新聞台內控與自律機制失靈、承諾仍未能有效說明其如何排除上層股東不當干預。」
曾任中國時報的政治組主任陳嘉宏針對此事件寫的專欄中提到：「蔡衍明交代新聞處理之細緻入微，以及幾位高階主管唯唯諾諾地點頭稱是，他顯然是把新聞事業當成他的食品本業在處理。當一個媒體不能很大程度地言所當言，而以一個人的意志為意志，就失去作為媒體的基本價值。」
眼下大勢已定，中天除了打著反獨裁、挺言論自由的旗號，兼打在關台前夕依依不捨以及政府置中天員工於不顧的悲情牌。我想，員工生計固然令人憂心，也替他們的處境深感同情，可假若某家工廠屢次違規並常遭民眾檢舉，後續沒有積極改善甚至變本加厲，再來訴諸悲情，不過是榨取員工價值的以弱要脅。
我們或許認為這是希冀政府手下留情的招數，或是將其視為僅有的抗議手法，可我悲觀地認為，訴諸悲情的實際目的並不盡然如此。與其說是針對其他民眾，不如說它的受眾是長期收看該頻道的觀者，藉以操弄情緒，加深他們對決策者乃至於其餘群體的對立。
媒體分化的手段不勝枚舉，單看近些年來媒體對政治選情的影響便可知悉一二。實際上，政治人物或媒體在使用某些技法時是很清楚的，由於群眾更傾向於相信簡易而明白的道理，在普遍情況裡，感性確實可以勝過理性，眼前一張孩童落淚的照片比不過千萬家庭流離失所的數據。一旦掌握了這些原則，而使用者有強烈、特定的企圖時，顛倒是非未必有多麼困難。
這裡的言論並不針對上述提及的中天新聞，而是泛指媒體業及其背後的操盤手或政治人物。如上所言，在具有特殊意圖下所產生的選擇性報導，容易使得一般群眾受其影響進而改變立場。「立場」是沒有褒貶的中性詞彙，指的是在某種處境下的定位。擁有立場是司空見慣的正常之事，問題在於，一旦立場過於偏頗，真相也就隨之「失真」。
假新聞的議題在近些年已多有討論，其定義或表現在此就先不展開。除此之外尚有另一類報導，我們或許不能稱其為「假新聞」，卻又比假新聞更該讓人警覺，因為它是經由事實來做「剪裁」的結果，實際情況不變，僅是以特定角度切入的報導手法。
簡單以台灣媒體常見的報導標題為例：「一名男子拿刀將其老闆砍死」的事件，我們做記者可下標為：「長期欠薪！員工憤而殺死雇主」、「為財害命？工人持刀狠砍雇主致死！」、「冷血殘殺雇主十七刀，兇嫌疑有精神疾病」。
人的身分、行為，場景的情境都有數種表述的形式，採用何種觀點去敘述事件本身即是對觀眾下暗示，使文中的某些特定事物與另一標籤做連結。同一標籤出現的次數增多或減少，便能達到洗腦的功效進而讓觀眾對某些標籤產生好惡心理或觀感變化。上面三種下標方式給人的觀感截然不同。
另一媒體常用的尚有以高頻率播送來造成認知改變的方法，譬如台灣犯罪率或精神病患的問題，在這裡用前者來舉例。由於前陣子馬來西亞女大生在台遇害的事件，加上近些年來媒體頻繁報導殺人事件，導致不少知名人士與網友都認為台灣的治安每況愈下，「亂世用重典」的詞語更時常可見。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由於我臨時找不到警政署的犯罪統計年表，我以關鍵評論網的圖來代替說明。
我想我們都會同意，「曝光度」是政治人物所追求的；頻繁的出現次數，越使人認為該人物「有做事」，倘將負面消息反覆播送幾次，選民便會認定他是尸位素餐的冗員；當媒體在同一時間或長時間播報某起事件，我們會被報導中所投放的暗示給影響，以為這正是常態，你自然會將此泛化到對整體社會的觀感。
端看圖表中的歷年趨勢，縱使數據顯示是逐年下降，你的周遭也並未有更多認識的人受害，而你也許曉得在八零年代的十大槍擊要犯，也許知道九零年代的劉邦友、白曉燕命案，可你依舊「感覺」台灣治安一日壞過一日。
對此，可能有人會抗辯，認為數據或許並不為真，認定有人為造假的可能。那麼，是誰使你這麼想的？
上面所提及的，不過是媒體業常見伎倆的其中幾樣。媒體固然可以借此操縱輿論與控制事實的表現形式，但它仍須基於職業倫理使播報內容維持在一定程度上合理且具正當性的範圍；明知越線卻依然為之的媒體，在我做的此篇文章稱為「不良媒體」，受之影響而使思想、言行脫離常軌的偏激觀眾，稱為「不良群眾」。
特別將群眾獨立一提的理由在於，一切媒體的行為背後必然由觀眾所支持，甚而可以說是「把持」。
一般而言，媒體與群眾應是互相依附的關係，媒體替觀眾提供他們想要的資訊，哪怕是基於立場所選擇的並不全面的刪減，也是一種事實；而觀眾的目光或評論則給予媒體一種正向或負向的反饋，讓媒體可以更精確調整自身，得以產生更多繼續營運的資本，製作出品質更高的報導。
不良媒體與上述相近，不過它們可以為了特定目的將事實給扭曲，從下標到內容暗示，從高頻率撥放到完全噤聲，配合對特定立場、人物進行吹捧或貶低，甚至刻意傳遞錯誤訊息，便可將觀眾導向極端，成為非理性的、盲目的不良群眾。比起一般媒體與觀眾的互助，不良媒體提供的則是迷幻藥，讓群眾只得到片面或不符合現實的真相。
當媒體已經偏離常軌，走得越遠，要回頭就勢必得付出更大代價；可對不良媒體而言，回頭未必符合它們的利益。於是被下了藥的群眾，只能繼續被其蠱惑變得不良。
一旦演變成了不良媒體，也就更仰賴群眾的支援。畢竟不良媒體產生的觀點偏誤以及編改過的事實是一種篩選機制。越趨近極端所得到的支持也就越少，那些能辨明真假的、具有理性批判的、懷疑心強烈的人，他們會在過程裡自動遠離，剩下的即是擁有極高忠誠度的，被長時間影響而日漸極端的不良群眾。而不良媒體在這樣的狀態下，為了維持長期的運作與支持度，就得持續不斷地繼續走向迎合群眾的道路。
類似的例子是邪教，邪教的教義與活動時常令人感到匪夷所思，很難理解其信眾是如何能夠接受這套價值體系。而上述提到的篩選機制，正是邪教經常採用的招數之一。那些被打散在人群裡的潛在信眾因緣際會參加了邪教的活動，感到似乎符合了他內在所認可的價值觀，於是乎繼續待在這一集體裡。然而，這或許只占所有參與者的十分之一而已。
十分之一的數量看似極少，但信眾或教團會持續宣傳其內部信仰，進而再拉無數人進來，縱使參加活動後隨即遠離的人佔了大半，可活動不會停止，參與內部活動的信眾日漸增多，十人有一人成為信眾，一人信眾各拉十人又有十人可供篩選，長此以往，這百人有十人留下，千人有百人留下，教團的信眾一多便擁有更多資源，即便始終為社會少數派，但長期累積的成果不容小覷。
回過頭談不良群眾。由於他們擁護了同一種價值，並在媒體影響下加強了他們對此一偏見（即不良媒體帶給他們的片面、扭曲資訊）的認同，這還沒算上群眾之間的相互影響，他們彼此堆疊著內在隱藏的情感與需要，在跟所謂同夥共享的同時，又加深了不良群眾的聯繫與對同一立場媒體的認可。
這在某些具宗教領袖特質的政治人物上也有相同表現，一旦不良媒體的利益與該政治人物相符，使媒體成了他的宣傳工具，對社會造成的影響是難以想像的。不良群眾將對媒體所言深信不疑，且只要被媒體給引導或暗示，任何政治人物都可作為他們理想的寄託。最終，政治人物將會被這些不良群眾給神格化。
神格化代表沒有缺陷，並且群眾會在支持被神格化人物的同時，產生一種強烈的優越感與排外意識，因為這時的不良群眾已經對自己所接收到的資訊全盤認同，並將任何不符他們觀念的理解排除在視野之外。而被群眾的期望給堆疊起來的人物即是他們想像的化身。
在這個階段，不良群眾已經處於非理性的狀態。我現階段悲觀的看法是，要以理性來駁倒是相對困難的，若讓他們直接不看不聽也有其危險性。如同強硬地將陷入邪教的信眾與教團斷絕關係，在當事人的心理會導致強烈的反抗與精神崩解，更有人為此失去生存意志而自殺。因著存在價值以及對世界的理解已經與邪教的教義緊緊相依，到此階段，所謂的敵人反倒是教團之外的絕大多數人了。
不良媒體或群眾，或不良的政治人物在我的觀念中是以「排外性」作為判斷的。只將真理與自己綁在一塊，意味著正確性是站在己方，而錯誤的、偏頗的部分總不會出現在自己週遭。
將單一個人、團體、政黨以概略、簡單甚至粗暴的方式做分類，輕易做出二元對立的價值判斷，一旦有媒體或政治人物出現這樣的傾向，即是排外，也將導致不良群眾不再相信別的媒體，也失卻了懷疑自己的能力。他們會對媒體傳遞的訊息更加敏感，會更容易被調動出感性，進而有了非理性的言行。因為他們聚集起來的原因不再是為了判斷是非與事實辯證，只是為了肯定真理確實站在他們這邊而已。
胡適在〈容忍與自由〉中給了我們精闢的觀點：「一個宗教團體總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對的，是不會錯的，所以它總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錯的，必定是異端、邪教。一個政治團體總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張是對的、是不會錯的，所以它總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見解必定是錯的、必定是敵人。
一切對異端的迫害，一切對「異己」的摧殘，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論的被壓迫，都由於這一點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心理。因為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
能使群眾變得排外且開始無法忍受不同意見的媒體或政治人物是可怕的，一旦認定媒體所言絕對為是，領袖所言絕對為真時，內部的凝聚力將大幅增強。一般人會懷疑訊息，會用不同媒體、消息做參照，但不良群眾已經自認獲得真理，於是能為真理做出激烈的行為；更由於他們已經有了可供依靠的媒體或信仰的中心，也有了親近且同樣偏激的同夥，在相互影響的結果之下，個體的道德約束又將再度下降。
他們本是散落在人群裡的一般民眾，最多是價值觀念與人並不相同，卻仍在日常中安分守己地盡自己的本份，不過，在不良媒體的誘導下，他們就將變得變得暴力化、理盲化，會在六親不認的情況下還認定自己是「大義滅親」；平時無法展現的排外性與憤怒，將因著自己對某一價值觀的認同感，並曉得這樣的自己是有同伴所接納，更是符合了媒體或政治人物的價值而產生安全感。
我曾寫過這樣一篇文章，內容闡述自己與不同政治色彩的團體接觸的經歷，在這期間假扮成他們的同夥，暫時性認同他們的理念並給予贊同，為著是取得更多的參考素材。在得到信任後，他們原先表現出的懷疑與排外態度轉換成了高強度的接納與溫情，尤其記得還有人願意雇我到他公司上班。
那時我有這樣的感悟如下：「那些被我們私下嘲弄的『他們』，也會發自內心地對看似是他們同類的我說：『我多希望有你這樣的兒子』、『你父母應該為你感到驕傲』。
那些同類間的相互接納、包容，即使是立場相反的我也深受感動；但這同時也顯示了一種集體的排外性。當他們越輕易被立場相同的說詞鼓動情緒，也就越容易對立場不同的人產生憎恨。
我們都曾經看過新聞的播報畫面。情緒激昂的群眾，他們的臉因活動進行或領導人的話語而有了神色，在不斷重複的口號聲中，在高亢、柔和的音樂聲中，就算是最世故的老人也因此紅了眼眶；群眾漲紅著臉吶喊台上人物的姓名，他們揮舞旗幟的手彷彿為了證明他們對這一切認同至極……
我們區分敵我的方法可謂千奇百怪，一有人說X沒那麼爛，馬上就是X粉；一有人說想想死刑，馬上就是廢死；有人說不要臺獨，就是支持統一……誰說跟你一樣的話，誰就成為你的同夥；誰不跟你一起，誰就立刻是你的敵人。」
古斯塔夫．特龐《烏合之眾》提到過：「群眾沒有真正渴求過真理，面對那些不合口味的證據，他們會充耳不聞……凡是能向他們提供幻覺的，都可以很容易地成為他們的主人；凡是讓他們幻滅的，都會成為他們的犧牲品。」
那麼，造成這些局面的，究竟是媒體還是群眾？或者我們可以換個方式問：「是誰在墮落？」
記得幾年前的華視新聞曾試圖調整播報內容，為了使觀眾更能接收重要與全面的資訊，全面汰除了鬥毆殺人吸毒或行車紀錄器的車禍報導，這些是許多人以為較無營養或純粹加深對社會觀感不佳的新聞內容，取而代之的，是大幅增加了社會案件的深度報導以及國家政策的推動，還包含中美、兩岸關係的深度解析等國際新聞，結果就是收視率直接下跌。
華視主播房業涵直言：「你們在網路上嚷嚷想看的好新聞，我們都在做，但也正在重挫收視率、重挫團隊士氣，我們團隊始終迷惘，自己是不是錯了，台灣觀眾想看的，就是原本的那些罷了。」
值得一談的還有公視，公視曾在媒體表現報告中被認定為最具社會責任、新聞自由與客觀性，該頻道的新聞雖說播報方式較為平淡，卻相對其他同業嚴肅而謹慎得多；其他節目上，談話主題涵蓋政治、經濟、人權、社福、弱勢、教育的「有話好說」、以紀錄片與相關領域專家展開討論的「公視主題之夜」、曾是台灣最早常態播映紀錄片窗口的「紀錄觀點」、結合新聞時事深度報導且屢次獲獎的「獨立特派員」，皆是我所認定具有深度與教育意義的節目，基本上我是總會收看的——公視的收視率卻比不太過其他新聞媒體。
華視新聞部副理陳秀鳳也認為，民眾都說愛客觀公正，也都說喜歡國際新聞、財經新聞，可實際上的結果總是沒有得到收視率的正向回饋，反而明顯位於低點。
這背後自然是媒體競爭下所造成的結果，近些年來媒體為了博取目光也是費盡心思，要不內容聳動令人驚駭，要不便是使用「震驚！」、「網友都沉默了」、「原因竟是這樣」等詞彙使人疑惑卻又不言明的標題黨，或是如文章提到的不良媒體的煽動或誘導性的方法，使觀眾的想法產生變化。這些媒體的生態，導致的卻是速食、懶人包、偏頗報導的問題持續影響民眾，諷刺的是，這正是當今民眾最常接觸到的內容。嚴肅而深度的內容逐漸只有少數人觀看，刺激人們感官的影音文字成了主流，也給了不良媒體趁虛而入的空間，降低了人們在重要問題上的思辨能力。
我們極為輕易地站到了某個立場，又輕易接收了某樣符合我們胃口的資訊，逐漸堆砌了與開放思維隔絕的磚牆。接著，我們選擇對牆外的事不看不聽，認定那些雜音與我無關或認定那些總是錯誤資訊。大家各築一座牆，與立場相符的人共圍一座城，那麼，誰在牆外、誰在牆內？我們在城內找到的資訊是經過驗證的結果，還是同溫層的互相取暖？
不要忘記，中天新聞雖然將面臨關台的命運，卻已塑造出其不可替代性，觀眾群相當死忠，他們都擁有極高的黏著度，並認為中天才是唯一可信的資訊來源。它創造出全台新聞頻道最高的收視率。
我們可以說它確實成功了，卻同時也可說它失敗了。因為它達到了經濟上的利益，也成功締造了它的政治影響力，擁有恐怕其他新聞台難以企及的成果；可是，這些成果中是有數次的違規，有明顯強調特定立場或對事實進行誇大、扭曲、暗示下的成就。階段性的結局我們已經看到了。
最後，NCC針對新聞頻道做出這樣的決斷，必然會連帶影響其他媒體的內部運作。不過，我們不必過於以「寒蟬效應」看待此事，甚至我們要為此感到慶幸，這意味著我們更堅定意識到所謂言論自由不能無限上綱，媒體也該具有一定程度的素質與自律能力；有立場本身不是什麼問題，有問題的是基於立場而過度渲染或真或假，或以過度偏頗的觀點來做報導，使得群眾因此變得不良，只得到一種窄化的新聞視野。
此事也表明了我臺確實有組織在對新聞媒體做出審查而非放任，此外，我也讚許NCC扛下此次的社會壓力，還願意履行其組織職責的勇敢。
要曉得，尤其在台灣這樣對政治敏感性極高的社會，任何一切事務都可被政治化，成為另一批有心人操弄的工具，再次煽動群眾質疑其政治追殺的輿論批評。事實上，在NCC做出決議以前，藍營內部也已經有人先行放出「中天換照會因政治因素而失敗」的消息，這是很顯而易見的施壓與操弄支持者的手段。
另，雖說此篇文章針對中天沒給太多好話，可我對中天新聞即將關台一事其實是有些遺憾的，並非不希望它們關台或是出於個人的政治考量，而是我們共同見證了中天在臺以來的成長與轉變，我們望見一家知名的頻道如何走向這樣的陌路……當然，它是不會消失的，NCC不允換照將導致中天的運作地下化，其極大的排外性依舊無解，外在的質疑反而會鞏固其群眾的堅定支持，媒體繼續發揮影響力，群眾依舊會跟著它而轉移陣地，後續動向仍值得我們關注。
同時，希望NCC能對其他新聞台做出相同標準的裁決，因為不良媒體不會停止開發它們的群眾，而不良群眾對社會的影響是橫的破壞與縱的腐朽，必須對媒體持續監督與汰除。
台灣媒體業在言論自由的土壤上欣欣向榮，但這裡頭又是雜草叢生、略有汙染。若不逐步解決媒體亂象，會使這塊自由的土地被任意刨挖直到用無可用，再也長不出健康的植物。終有一天，我們也將忘記腳下踏著的地面，本來該是什麼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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