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錄自《日本殖民統治的後遺症，台灣VS.朝鮮》一書，作者許介鱗，日本國立東京大學政治學博士，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兼法學院院長、社會科學院長，為日本政治與外交、中日關係、台灣現代政治史等權威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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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日本殖民統治肯定論調─Affirmative tone of Japan's colonial rule
台灣的學界、政界，充斥著日本殖民統治贊美論調。
從李登輝執政時代開始，遵照日本右翼史觀以及美國的現代化論，台灣進行修改歷史教科書。日本與韓國的學者共同比較東亞的歷史教科書，得到的結論是：台灣的歷史教科書，除了在政治面提到台灣人對日本的鎮壓有抵抗之外，不論經濟、社會、教育、文化各方面，幾乎全面肯定地記述日本殖民地統治的「發展」面，而不去看基本上的「侵略」「掠奪」面。
舉一個例子。日本文部省的海外宣傳員古川勝三，於1989年出版一本『愛台灣的日本人』，形容台灣總督府的水利技師八田與一，是「嘉南大圳之父」。台灣在民進黨執政之後的2001年出版中文譯本，從此台灣一窩蜂地追隨日本人的宣傳，歌頌八田與一為「嘉南大圳之父」。2007年7月12日，總統陳水扁對八田與一頒贈褒揚令，表彰他對台灣農業的貢獻，由台灣駐日代表許世楷代表陳總統頒贈。馬英九上臺前，也前往烏山頭水庫，參與八田與一追思會。2009年5月8日，馬英九以總統身份再次前往烏山頭水庫，參加「八田與一技師逝世67周年追思音樂會」，幷表示將建立「八田與一紀念園區」，編列經費1億元，預定在2年工期完成。
台灣總督府建造嘉南大圳時，八田與一是總督府內的農務課技師兼專賣局技師，他設計監督台灣的水利工程，對台灣稻米的增産的確有貢獻，也得到日皇的勛五等瑞寶章（1938年）與勳四等瑞寶章（1939年）。然而在嘉南大圳建造之後，1935-38年當時，台灣稻米生産量達9,344萬4,000石（1石10斗），移出日本4,750萬石，即移出50.8％到日本食用，日本的經學者稱此爲朝鮮和台灣殖民地的「外地米飢餓移出」。這明明是日本對殖民地的侵略和掠奪，救了危機中的日本資本主義。台灣史的教育，怎麽可以忽略當時台灣的老百姓沒米飯吃，而吃「蕃薯簽」的事實。
而且建造嘉南大圳的配套「三年輪作給水法」，更是驅使台灣農民奴隸化的措施。八田與一的「三年輪作」設計，就是以水的供給爲手段，强制台灣農民分區，每年分別種甘蔗、水稻、雜糧，以配合日方每年都有甘蔗、稻米的供應，解决日方的「米糖相剋」，即有米無糖或無米有糖的難題、然而台灣農民則完全失去選擇耕種的自由。當時『台灣新民報社』的經濟記者都嚴厲地批判，嘉南大圳的强制甘蔗耕作。劉清風批判：「讓農民虧損也得從事蔗作，是因為嘉南大圳的特別水租（水稅）負擔和三年輪作的設計。即台灣農民除非向製糖會社借錢，無法繳納水租，幷且依嘉南大圳對水的統制，非實行甘蔗的强制耕作不可。從製糖會社看來，這樣可以把個個農民的反抗當成屁事。」日方的製糖會社，把台灣農民的反抗視爲「屁事」，這樣粗野的話都講出來了。劉明電批判實行三年輪作：「台南州下的農民，無論如何掙扎，也不能逃避被製糖會社榨取的命運。」歷史事實就是，日本人運用水利資源的控制，利用高明的科學手段，驅使台南農民變成日本製糖會社的奴隸，幷促使台灣的農民運動瓦解。日本「戰敗」台灣「光復」之後，台灣人的農奴才得到解放，台灣農民要種什麽，就可以種什麽啦！但是有一小蕞「台灣人」竟追隨日本，以「終戰」取代「光復」寫史，白痴化得太可悲！政府竟追隨「白痴化」的潮流，不去紀念「台灣光復」，而去紀念把台灣農民奴隸化的技師「八田與一」。
今日，台灣的總統陳水扁、馬英九，都不顧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的侵略與榨取，追隨日本海外宣傳員的宣傳，歌頌八田與一興建台灣水利的功績，對台灣農業發展的貢獻，真是諷刺。
現在，台灣歷史文化還停留在日本統治的「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相對地，韓國文化則早已經「脫殖民化」（de-colonization）而創新了。有人憂慮現在的台灣，小孩看韓國教導知識的漫畫，大人迷韓國的連續劇。台灣的出版界、文化界、傳播界、政府機關爲什麽那麽沒出息呢？脫離不了日本殖民主義的後遺症，仍然「喪失祖國」和「白痴化」，可能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吧！
八田與一把台灣農民奴隸化/許介鱗(網路下載) - 蕭之華部落格 - udn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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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日本殖民統治肯定論調─Affirmative tone of Japan's colonial rule
台灣的學界、政界，充斥著日本殖民統治贊美論調。
從李登輝執政時代開始，遵照日本右翼史觀以及美國的現代化論，台灣進行修改歷史教科書。日本與韓國的學者共同比較東亞的歷史教科書，得到的結論是：台灣的歷史教科書，除了在政治面提到台灣人對日本的鎮壓有抵抗之外，不論經濟、社會、教育、文化各方面，幾乎全面肯定地記述日本殖民地統治的「發展」面，而不去看基本上的「侵略」「掠奪」面。
舉一個例子。日本文部省的海外宣傳員古川勝三，於1989年出版一本『愛台灣的日本人』，形容台灣總督府的水利技師八田與一，是「嘉南大圳之父」。台灣在民進黨執政之後的2001年出版中文譯本，從此台灣一窩蜂地追隨日本人的宣傳，歌頌八田與一為「嘉南大圳之父」。2007年7月12日，總統陳水扁對八田與一頒贈褒揚令，表彰他對台灣農業的貢獻，由台灣駐日代表許世楷代表陳總統頒贈。馬英九上臺前，也前往烏山頭水庫，參與八田與一追思會。2009年5月8日，馬英九以總統身份再次前往烏山頭水庫，參加「八田與一技師逝世67周年追思音樂會」，幷表示將建立「八田與一紀念園區」，編列經費1億元，預定在2年工期完成。
台灣總督府建造嘉南大圳時，八田與一是總督府內的農務課技師兼專賣局技師，他設計監督台灣的水利工程，對台灣稻米的增産的確有貢獻，也得到日皇的勛五等瑞寶章（1938年）與勳四等瑞寶章（1939年）。然而在嘉南大圳建造之後，1935-38年當時，台灣稻米生産量達9,344萬4,000石（1石10斗），移出日本4,750萬石，即移出50.8％到日本食用，日本的經學者稱此爲朝鮮和台灣殖民地的「外地米飢餓移出」。這明明是日本對殖民地的侵略和掠奪，救了危機中的日本資本主義。台灣史的教育，怎麽可以忽略當時台灣的老百姓沒米飯吃，而吃「蕃薯簽」的事實。
而且建造嘉南大圳的配套「三年輪作給水法」，更是驅使台灣農民奴隸化的措施。八田與一的「三年輪作」設計，就是以水的供給爲手段，强制台灣農民分區，每年分別種甘蔗、水稻、雜糧，以配合日方每年都有甘蔗、稻米的供應，解决日方的「米糖相剋」，即有米無糖或無米有糖的難題、然而台灣農民則完全失去選擇耕種的自由。當時『台灣新民報社』的經濟記者都嚴厲地批判，嘉南大圳的强制甘蔗耕作。劉清風批判：「讓農民虧損也得從事蔗作，是因為嘉南大圳的特別水租（水稅）負擔和三年輪作的設計。即台灣農民除非向製糖會社借錢，無法繳納水租，幷且依嘉南大圳對水的統制，非實行甘蔗的强制耕作不可。從製糖會社看來，這樣可以把個個農民的反抗當成屁事。」日方的製糖會社，把台灣農民的反抗視爲「屁事」，這樣粗野的話都講出來了。劉明電批判實行三年輪作：「台南州下的農民，無論如何掙扎，也不能逃避被製糖會社榨取的命運。」歷史事實就是，日本人運用水利資源的控制，利用高明的科學手段，驅使台南農民變成日本製糖會社的奴隸，幷促使台灣的農民運動瓦解。日本「戰敗」台灣「光復」之後，台灣人的農奴才得到解放，台灣農民要種什麽，就可以種什麽啦！但是有一小蕞「台灣人」竟追隨日本，以「終戰」取代「光復」寫史，白痴化得太可悲！政府竟追隨「白痴化」的潮流，不去紀念「台灣光復」，而去紀念把台灣農民奴隸化的技師「八田與一」。
今日，台灣的總統陳水扁、馬英九，都不顧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的侵略與榨取，追隨日本海外宣傳員的宣傳，歌頌八田與一興建台灣水利的功績，對台灣農業發展的貢獻，真是諷刺。
現在，台灣歷史文化還停留在日本統治的「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相對地，韓國文化則早已經「脫殖民化」（de-colonization）而創新了。有人憂慮現在的台灣，小孩看韓國教導知識的漫畫，大人迷韓國的連續劇。台灣的出版界、文化界、傳播界、政府機關爲什麽那麽沒出息呢？脫離不了日本殖民主義的後遺症，仍然「喪失祖國」和「白痴化」，可能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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