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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留名的總是第一位發現者,但坦誠對待事實是研究者必須恪守的原則。”
“若你為求名譽不惜隱瞞欺騙,就沒有在學界獲得榮譽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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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1894年,英國殖民的香港爆發鼠疫。
古老的瘟疫四處流竄,人們卻如過去千百年,不僅對它一無所知,也不知如何應對。失控的疫情迅速擴散,最終演變成全球大流行(global pandemic),數百萬人因此喪生。
這是人類史上第三次鼠疫大流行,除了亞洲與非洲,現代的鼠疫菌株皆源於此。面對致命傳染病,當年世界上領導微生物研究的兩大機構各自動員。科霍實驗室派出北里柴三郎,巴斯德研究院則由耶爾森出場,雙方分別前往香港調查,很快有所斬獲。
瘟疫的面紗終於被揭起,鼠疫桿菌被發現了。這是人類第一次看見它的面貌,開始能夠瞭解病菌的特性與生活史,進一步摸索人類的應對方法。這個千年來動輒屠城滅村的疾病,到了二十世紀末,當印度爆發鼠疫疫情,在科學與醫療合作下,人類首次嚐到了勝利的果實,提前讓瘟疫止息。
然而,回到1894這年,奇怪的謎團卻擺在研究者面前。
當時,北里柴三郎和耶爾森各自發表論文,描述鼠疫桿菌的特徵。鼠疫桿菌被發現的消息令人振奮,但仔細看看論文,鼠疫桿菌經過革蘭氏染色後,兩人論文寫的結果竟然相反!
革蘭氏染色是很基礎的實驗,反映的是細菌的外層結構與組成。正常情況下,一種菌不是紫色就是紅色,分別對應陽性菌與陰性菌;這種性質應該是固定的,怎麼會出現相反的結果?到底是鼠疫桿菌詭譎多變,還是兩位傑出研究者中,有人出現失誤?
不只是革蘭氏染色,雙方在菌落型態、生化代謝、移動等特性上,描述也都不太一樣。困惑的研究者們開始仔細檢視論文,並對其中一方提出了許多疑惑,但當事人未曾公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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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這段故事的主角應該是耶爾森,北里柴三郎會是配角,襯托主角的研究品質。現在鼠疫桿菌的屬以耶爾森命名,而發現病菌的榮譽,有一段時間也全給了耶爾森。
我第一次看到北里柴三郎這個名字,是在 Yersinia pestis: Retrospective and Perspective 這本專書。寫疾病發現史的作者措辭辛辣,甚至說北里柴三郎是個負面教材。
北里柴三郎本人在香港調查時,可能確實有觀察到鼠疫桿菌,但他拍下的照片較為模糊,採集寄送的血液樣本又遭鏈球菌汙染,嚴重影響實驗室率先發表的第一篇論文。
北里柴三郎本人撰寫發表了後續兩篇,其中有修正部分內容。可是,對於前後論文不一致的結果,他提出的解釋卻含糊怪異;另外,分辨鏈球菌是科霍實驗室的研究基本功,像北里柴三郎這樣的研究者,不該分不出病菌特性與照片的異樣,他因此被人視為知情隱瞞。
後來有研究去分析這場爭議,漸漸開始有人提出,北里柴三郎應該要能平分發現的榮譽,是鼠疫的共同發現者。即便他研究品質沒那麼好,有些行為也不太正確,但是除了意外的實驗污染,當時北里柴三郎的身分與處境,也是相當不利。
不過,在深入探究當年的情境以前,我想先回過頭,看看北里柴三郎的研究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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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里柴三郎在1885年進入科霍實驗室,獨自分離培養出了破傷風,並在後續合作製作出破傷風與白喉的血清療法。
破傷風最經典的症狀是肌肉痙攣,整個身軀向前弓起 (可以去看維基百科的照片)。破傷風所屬的梭狀芽孢桿菌,在那時並不好培養,也很難分離。那時沒什麼人想到要怎麼做,但北里柴三郎卻想到了簡單俐落的方法。
白喉的話,它最特別的症狀,是會在喉部出現灰白色膜,阻礙呼吸,嚴重時會讓人窒息,而白喉毒素也有機會嚴重損害器官,導致死亡。這曾經是常見傳染病,帶走了很多兒童。
北里柴三郎分離出破傷風之後,有辦法取得破傷風的毒素。他和埃米爾貝林拿著毒素,開發了這兩種疾病的血清療法。這個血清療法的後續應用,包含了抗蛇毒血清,是可以用來阻止毒素傷害,或是減輕疾病的嚴重程度的重要發明。
這些是科霍實驗室經常被提及的研究成果,而白喉的血清療法更是在1901年拿到了諾貝爾獎;但是獲獎者是他的合作者貝林,北里柴三郎只有被提名。
那是個學界尚未相信傳染病來自微生物的年代,無人知曉疾病從何而來,為何會發生,又該如何應對。
分離培養、找出破傷風背後的元兇,合作開發劃時代的血清療法----這是1885年到1891年的六年之間,北里柴三郎的事蹟。
鼠疫桿菌的發現,則是這個名字在西方醫學研究的最後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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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鼠疫的1894那年,北里柴三郎回到了日本,除了資訊交流較不方便,他從日本發出的兩篇鼠疫論文,在日文翻德文的過程影響了語意,導致部分內容模糊不清。另外,日本當時的研究機會較少,也不重視醫學研究;鼠疫爆發那年,說服半天才向政府爭取到機會的北里柴三郎,一點點污點都可能會失去希望。
這不是在合理化他的做法。說真的,我打從心裡無法接受他對論文結果不一致的問題,提出「革蘭氏陽性菌可能變陰性菌」這種解釋。不過,如果一個人的心力是奉獻給其他領域,我們卻以學術研究者的標準審視,拿研究瑕疵嚴厲批評他的為人,那不是很奇怪嗎?
科霍在失誤之後,換到了公衛出差的工作,跑去非洲獵捕瘧疾的病媒原,後來又再參與牛的結核桿菌是否會感染人的爭論。他心繫研究,始終如一。
至於北里柴三郎,他回到日本後,就像從發光六年的舞台完全消失,甚至和科霍實驗室斷了聯繫。他在許多單位間奔波周旋,換來超過十間研究機構的成立,但我不清楚他本人有沒有再接觸過研究。為什麼要去爭取這麼多研究機構,自己卻又退到幕後?
科霍實驗室在研究爭議中,一直站在北里柴三郎這方,但後來有日本研究者為了競爭鼠疫研究,向西方醫學學術圈謊稱北里已公開承認研究錯誤,科霍實驗室也就不再出聲辯護。要是北里柴三郎在乎名譽、地位和研究的話,怎麼會傻到一聲不吭鬧失蹤,失聯到昔日同僚相信了第三方的片面說辭?
我個人認為,北里柴三郎目光緊盯的,恐怕不是自己,而是整個日本的研究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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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北里柴三郎的肖像畫出現在新鈔,感受五味雜陳。報導特別提到,他發現腺鼠疫桿菌,對醫療極具貢獻。這感覺諷刺得很尖銳,畢竟後世都是引用耶爾森的論文,北里柴三郎簡直像神隱了一樣,而鼠疫研究的風波也為北里柴三郎的退場蒙上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