閔奇恩出生在芬蘭赫爾辛基。這座城市的中心有一座大型公交站,於是,他在演講的開頭向學生們描述起這座車站。
“市中心的廣場上大約有二十幾個站臺。”閔奇恩說,“每個站臺頂上有一個標牌,上面寫著不同的數字,對應著從這個站臺發出的公交車。這些數字可能是:21、71、58、33和19。每路公交車在城市中至少有1公裡的路線重疊,一路上都會有停靠站點。”
他接著說,“現在來打個比方,中途的每個站點代表一個攝影師人生中的一年。那麼第三個公交站就代表從事了3年的攝影活動。假如你已經潛心研究了3年的人體攝影,那麼我們就把你的那路公交車稱作21路公交車。”
“你把這3年的作品拿到波士頓美術館,館長問你是否熟悉歐文·佩恩(Irving Penn)的人體攝影。他的71路公交車也在同一條線上。或者,你把自己的作品帶到巴黎的一間畫廊,館長則會提醒你看看比爾·勃蘭特(Bill Brandt)的作品,也就是58路公交車,諸如此類。這著實令人震驚,原來你幹了3年的事情,別人都已經乾過了。”
“於是你下了公交,打了輛計程車——因為人生苦短——然後徑直跑回公交總站尋找另外一個站臺。”
“這一次,”他說,“你要使用8×10的大畫幅彩色相機從吊車的弔臂上拍攝躺在沙灘上的人群。你花了3年時間,耗費3000美元,創作了一系列作品。但卻聽到了相同的評論。你沒看過理查德·米斯拉奇(Richard Misrach)的作品嗎?或者,如果你使用8×10大畫幅相機拍攝了在海邊隨風搖曳的棕櫚樹黑白照片,那麼你沒有看過薩利·曼恩(Sally Mann)的照片嗎?
”
“於是,你再次跳下公交車,打了一輛車,回去又找了一個新站臺。你反覆投入自己的創造力,反覆展示新的作品,但卻總是被拿來與他人比較。”
閔奇恩停了下來。他看著臺下的學生問道:“你該怎麼辦?”
“很簡單。”他說,“待在公交車上,待在那輛可惡的公交車上別動。因為如果你保持不動,那就遲早會看到變化。
”
“離開赫爾辛基的公交車都保持相同的路線,但這種情況只會持續一會兒——可能是一兩公裡。之後,他們便會分道揚鑣,每一路車都會前往自己不同的終點。33路車會突然向北駛去,19路車則會駛向西南方向。21和71路的線路可能會在一段時間內相互重疊,但很快就會分開。歐文·佩恩會駛向其他地方。”
“這一分道揚鑣的過程關係重大。”閔奇恩說,“一旦你開始發現自己的工作與你所崇拜的工作之間的差異——這也是你當初選擇那個站臺的原因——那就是時候尋求自己的突破了。突然之間,你的作品會被人註意到。此時,你會更多地落實自己的想法,而你的作品與當初對你產生影響的作品之間也會出現越來越大的差異。
你的視野會升華。隨著時間的推移,你的作品也會不斷積累。要不了多久,批評家們也會對你的作品產生興趣。但他們感興趣的不只是你的作品與薩利·曼恩和拉夫·吉布森(Ralpha Gibson)的作品之間的差異,還包括你入行之初的作品。”
“你其實是重新獲得了整條公交線路。人們突然之間開始重新評價你20年前拍攝的老照片,重新審視它們的價值,價格也賣得很高。線上路盡頭——也就是公交車可以休息,司機可以下車抽煙甚至喝一杯咖啡的地方——工作也就完成了。
這可能是你作為一名藝術家的職業生涯的終點,甚至是你生活的終點。但你的所有作品現在都呈現在自己面前,早期的(所謂)模仿、後來的突破、頂峰和低谷,以及最後的封筆絕作,都會打上你獨一無二的視覺烙印。”
“為什麼,因為你始終都在一輛公交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