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中上下其手的證據與嫌疑
除了從事偵探工作，甚至支持反對政府之人士以外，Kerr更喜歡「舞文弄墨」一番，以表現其文采，並且，最重要的，在其間漁取美國的利益。由於受限於篇幅，本文祇舉在黃紀男的英文請願書、處委會的「三十二條」、以及在台灣發現兇殘的達姆彈，他如何把黑的說成白的。
（一）「臺灣人民」給美國國務卿請願書
最先發現Kerr在公文之中上下其手的是本文作者之一的黃文範。數年前，中譯美國國務院檔案，即發現Kerr有問題。第二位則為黃彰健院士。黃紀男的回憶，使大家明白，原來請願書早已寫成，早就以英文本呈現，而無中文本。黃院士本月出版的《考證稿》指出：「臺灣人民807人由141人簽名給美國國務卿請願書，請美國領事館轉交。上引美國政府檔案僅記〈請願書〉的結論，未說請願書由那些人簽名。請願書既遞交美領事館，以情理判斷，應有中文本，及英文本。」[1]他接著說，這是給馬歇爾的請願書。而且，他進一步引用George H. Kerr所著《被出賣的臺灣》之中下列的〈一份台灣人呈送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將軍的請願書〉的記載：[2]
以革命的槍枝及原子彈反對昏庸的政府應以筆做開始，加上聯合國對我們的同情以及友善的干涉中國當局將是唯一可走的道路，因為在聯合國與日本的和約締結之前，台灣還未完全歸還給中國……
原請願書名為：＂A Formosa Appeal to General Marshall, Secretary of State＂黃將Kerr所載的英文書英文原文也加以刊佈，茲照錄於下：[3]
The revolutional gun and atomic bomb against the incompetent government is the pen at first. Adding the United Nations sympathy and friendly intervention to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s the only way. Because Formosa is not yet perfectly returned to China before the Peace Treaty concludes betwee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Japan…
接著看黃紀男的目的，是要「推翻一個錯誤的政府」。
陳榮成的譯文如下：「請給我們這些年輕的台灣人在你們保護之下有政治訓練的機會，讓他們有信心。然後我們確信能夠推翻一個錯誤的政府。」Kerr的原文則為：”Please give these young Formosans a chance in political training under your protection and let them have a self-confidence. Then we are sure that a misgovernment would be replaced.”[4]
再接下來就是最有爭議，黃院士認為Kerr上下其手的譯文及原文了。譯文是：[5]
總之，我們敢說改革省政府的捷徑，就是全部依靠聯合國在台灣的聯合行政（United Nations Joint Administration in Formosa）切除與中國本部的政治、經濟關係幾年。除此之外，台灣人將身無一物了。
原文則為：[6]
In conclusion we dare to say that the shortest way to the reformation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is wholly to depend upon the United Nations Joint Administration in Formosa, and cut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concern with China proper for some years. Otherwise we Formosans will become the stark naked.
請特別注意上述引錄的最後一行粗體字，不管中文也好，英文也好，都是被動手腳的。黃院士發現：由於美國政府檔案所記請願書的結論（stating in conclusion）是：
…..the shortest way of reformation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of Taiwan) is wholly to depend upon the United Nations Joint Administration in Formosa, and cut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concern with China proper for years until Formosa becomes independent.
他進一步加以比較，發現有兩個關鍵處被動過。
黃院士說：而Kerr所引的請願書的結論辭句相同，僅Kerr氏將「切斷與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的連繫for years」，「for years」改為「for some years」，改「until Formosa becomes independent」為「Otherwise we Formosans will become the stark naked」。
他的判斷是：「這應是Kerr有意的改竄」。他認為：George H. Kerr只希望臺灣由聯合國託管，不希望臺灣獨立。這樣，「美國太平洋防線可經由日本、南韓、琉球、臺灣、菲律賓，聯成為一線。」當然，由於原來沒有注意黃紀男竟然才是請願書之主導者，因此黃院士作了一些揣測，但未下定論，改而呼籲要進一步查考，他說：「處委會致美國領事館的信，其中文信由廖進平主稿。該信恐亦應有英文本。此一英文稿不知何人主稿。而且遞交時，雖有五委員在場，是不是仍需要林茂生作中介翻譯，如吳濁流所言，均待考。[7]」後來，經作者之一的朱浤源陪同赴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蒙謝館長親切接待，並贈送蘇瑤崇所編《文集》、《書信集》，才看到William Huang的書信，指出是他所擬。[8]但William Huang、Pillar Huang、以及Peter Huang是否同一人？黃其南是否即黃紀男，黃院士也深入加以考証。[9]
黃院士在其考證稿中，不厭其煩地深刻介紹與剝析。[10]本文僅從英文文字的工夫，再補綴一句：經Kerr竄改的所謂” the stark naked”是非常文學的用字，不是黃紀男的英文程度寫得出來的。Kerr在此上下其手之餘，也不忘留下他的痕跡。
（二）把暴民所放黑槍，解為國軍的殘暴證據
有鑑於Damdum（達姆彈）殺傷力太大，且為二戰時期日本所製造，因此日軍投降時，極有可能私藏沒有繳械，以致流落台灣民間，並在二二八與三月一日兩天，被拿出來，放了至少兩次冷槍。其他場合也可能被攜出，在混亂中「趁火打劫」，而假冒為國軍所為。因為國軍不曾製造，也不曾擁有這種子彈。現在，在二二八當天下午，據稱是從巡邏車射擊一彈，被尋獲；另一顆是一個台籍醫生拾來的，說是三月一日中午，從一部巡邏車上射入他的診所，打中一部醫學書籍。[11]黃院士謂：美領事Blake三月三日的電報說，此一醫生及一臺灣人所展示的子彈，「是無可置疑的證據」。他查考現存中文文獻，但是也未見二月二八日、三月一日臺胞為達姆彈所傷的記載。三月二日交出的此一達姆彈與其損壞的書，現正在臺北市和平公園二二八紀念館展覽。很希望武器專家、法醫專家、刑事犯罪調查專家去參觀研究。作為史學工作者，黃院士感覺得到：「Kerr不是一個誠信的史學家。他改竄公文書、造謠。他說國軍用達姆彈，意在引起國際干涉。」[12]為什麼他會這麼確定呢？主要仍然依據檔案，經過比對，黃發現原來馬腳在馬身上：在Formosa Betrayed一書，Kerr並報導，國軍在二月二十八日、三月一日均使用達姆彈。
原文裡中譯如下：
三月二日，……我們準備向南京的大使館提出書面報告。我們的工作被一個臺籍醫生的來到所打斷。
這位醫生跟幾個朋友帶來一顆軟鼻子彈。這顆子彈是前天中午一個路過的巡邏在任意開火時射入他的醫院，剛好打穿在診所架上的一部厚厚的醫學書。他要求領事館向有關當局提出抗議。理由是國際協定上明文禁止使用軟鼻子彈。書本和子彈證實國府軍確曾使用過這種武器。
因此，黃院士明白指出：「在二二八這天中午，即有巡邏車開槍。那裡有這回事？在現存中文文獻中我沒有看見這種記載。」[13]不錯，二二八上午是有群眾暴民搶、燒、殺、打專賣局物品及職員，但軍、警都沒有出現，一直到下午群眾圍聚長官公署之前，軍警都不曾放槍射擊。
而且三月初二日遞交美領館的這顆達姆彈說出自臺籍醫院醫生之手，也值得懷疑。黃院士幾度爬梳採集之後表示：「據我所了解，國軍所消耗彈藥俱需造冊具報。檢今存警總檔案，這類報銷冊俱未有達姆彈一項。」[14]最後，黃下了結論：[15]
日本投降時，所有武器彈藥俱移交中國政府，但日本所製造的毒氣、化學武器，俱埋入地下，不以移交。近日在黑龍江省地下發現，傷害了在現場的大陸人民，大陸人民正要求日本賠償。日本所製造達姆彈，在抗戰時，曾用以屠戮中國國軍。以違背國際法，在日本投降時，也應在埋藏不移交之列。很可能達姆彈仍遺留小部份仍為臺籍日本兵及臺籍浪人所有。因此，美領館三月二日收到的達姆彈，不僅其發射時間在二月二十八日中午由巡邏車發射為可疑，而此一子彈的來源亦根本可疑。
這又是一個明確的證據。Kerr不祇能上下其手，在一個小地方刪改幾個字，使全文意思大變，而且還能把黑的寫成白的。前面澀谷事件，美國人不對，竟然變成陳儀政府應該檢討。有可能是擁有日製武器者放冷槍，卻栽贓到陳儀的軍隊上。但又不查一下時間，結果使明眼人一見即知放羊的孩子又來了。
（四）號稱〈三十二條〉與漏報十條
Kerr上下其手最大證據，是報導處委會的談判條文的內容。他欺騙的對象，這一次換成美國當局。
三月七日、八日這兩天，可說是二二八事件突然轉變的關鍵時刻。三月九日，南京美國大使館便派了陸軍副武官道中校(Col. F. J. Dau, Assistant Military Attache)[16]，隨蔣主席特別代表專機赴台北，[17]預告了大使館調動柯喬治的決定。黃文範強調從蔣經國的手書電報稿上，特別寫到「Kerr調」，顯示出這是他耿耿在懷的一件事。而美國司徒雷登大使在台灣事件渾沌期中，忽然要把一個在台北開館一年半的美國台灣通，調到人地生疏的南京去，也很可能受到了國府方面的壓力。[18]
黃院士幾經比對，發現柯喬治便在三月十日，一口氣擬了三份報告[19] ，並沒有經過領事布雷克簽字劃行，而託道中校帶回南京。這三份文件，代表了柯喬治對二二八事件背景的分析，以及他的見地。[20]
值得我們注意的，便是柯喬治的第四十四號文，[21]他向南京美國大使館報告，三月七日「處委會」所提出的為「三十二條」(這份原文檔的主旨為三十二條，但最後一條卻為三十三，因為柯漏掉第二十二，中文譯本已改正)，而非事實上的「四十二條」。[22]
柯喬治根據的資料來源，並不是《新生報》、《中華日報》、《大明報》、《民報》、《中外日報》、而是王添灯做社長的《人民導報》。人脈廣泛、消息靈通的柯喬治，採用這種攸關萬民生死的重大資料，何以捨近就遠，棄大就小？[23]因為王添灯在自己辦的報紙上動了手腳，而Kerr也知道，因此呼應王的變化也做了調整，使王在美國政府的眼中，成為完全的自治論者，沒有要國軍繳械，也沒有要以處委會取代長官公署。
他向南京大使館報告的三十二條，誤導了司徒雷登大使，即依此根據在三月十一日下午八時報國務院，[24]其中便沒有「國軍繳械」這十條在內，柯喬治是不是向國務院暗示「處委會」的要求理性溫和，應當予以支持。至於三月八日「處委會」部分委員在報紙刊登「一百八十度改變」的「重大聲明」，更是隻字未提。這在外交人員來說，沒有報告完整的重要訊息，就是一種「失職」！[25]
柯喬治這種隱瞞事實，國務院立刻就察覺了。駐台北領事布雷克在三月十四日的航郵報告，提到Kerr的「文字的忠實程度，不能夠承受最輕微的質疑。」[26]而很委婉的為他善後：「台北領事館在台灣當前的不安下，受有非等尋常的壓力，時間因素使得擬稿官員在這幾份報告中，需大致接受評估；而主辦官員，未能如正常提呈資料時，加以充分檢查。」[27]
柯喬治不但在身任外交官與情報員時，違背職責，呈報了不實的訊息；甚且在二二八事件過去十八年後，已不具公職身分的柯喬治依然在《被出賣的台灣》書中向全世界讀者做諸多虛偽不實的記載，說謊說習慣之後，有時會錯把謊言當做真實。除非被人硬生生地揭穿，否則惡習實難改正。以下，就是他終生未改惡習的具體證明。
除了從事偵探工作，甚至支持反對政府之人士以外，Kerr更喜歡「舞文弄墨」一番，以表現其文采，並且，最重要的，在其間漁取美國的利益。由於受限於篇幅，本文祇舉在黃紀男的英文請願書、處委會的「三十二條」、以及在台灣發現兇殘的達姆彈，他如何把黑的說成白的。
（一）「臺灣人民」給美國國務卿請願書
最先發現Kerr在公文之中上下其手的是本文作者之一的黃文範。數年前，中譯美國國務院檔案，即發現Kerr有問題。第二位則為黃彰健院士。黃紀男的回憶，使大家明白，原來請願書早已寫成，早就以英文本呈現，而無中文本。黃院士本月出版的《考證稿》指出：「臺灣人民807人由141人簽名給美國國務卿請願書，請美國領事館轉交。上引美國政府檔案僅記〈請願書〉的結論，未說請願書由那些人簽名。請願書既遞交美領事館，以情理判斷，應有中文本，及英文本。」[1]他接著說，這是給馬歇爾的請願書。而且，他進一步引用George H. Kerr所著《被出賣的臺灣》之中下列的〈一份台灣人呈送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將軍的請願書〉的記載：[2]
以革命的槍枝及原子彈反對昏庸的政府應以筆做開始，加上聯合國對我們的同情以及友善的干涉中國當局將是唯一可走的道路，因為在聯合國與日本的和約締結之前，台灣還未完全歸還給中國……
原請願書名為：＂A Formosa Appeal to General Marshall, Secretary of State＂黃將Kerr所載的英文書英文原文也加以刊佈，茲照錄於下：[3]
The revolutional gun and atomic bomb against the incompetent government is the pen at first. Adding the United Nations sympathy and friendly intervention to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s the only way. Because Formosa is not yet perfectly returned to China before the Peace Treaty concludes betwee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Japan…
接著看黃紀男的目的，是要「推翻一個錯誤的政府」。
陳榮成的譯文如下：「請給我們這些年輕的台灣人在你們保護之下有政治訓練的機會，讓他們有信心。然後我們確信能夠推翻一個錯誤的政府。」Kerr的原文則為：”Please give these young Formosans a chance in political training under your protection and let them have a self-confidence. Then we are sure that a misgovernment would be replaced.”[4]
再接下來就是最有爭議，黃院士認為Kerr上下其手的譯文及原文了。譯文是：[5]
總之，我們敢說改革省政府的捷徑，就是全部依靠聯合國在台灣的聯合行政（United Nations Joint Administration in Formosa）切除與中國本部的政治、經濟關係幾年。除此之外，台灣人將身無一物了。
原文則為：[6]
In conclusion we dare to say that the shortest way to the reformation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is wholly to depend upon the United Nations Joint Administration in Formosa, and cut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concern with China proper for some years. Otherwise we Formosans will become the stark naked.
請特別注意上述引錄的最後一行粗體字，不管中文也好，英文也好，都是被動手腳的。黃院士發現：由於美國政府檔案所記請願書的結論（stating in conclusion）是：
…..the shortest way of reformation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of Taiwan) is wholly to depend upon the United Nations Joint Administration in Formosa, and cut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concern with China proper for years until Formosa becomes independent.
他進一步加以比較，發現有兩個關鍵處被動過。
黃院士說：而Kerr所引的請願書的結論辭句相同，僅Kerr氏將「切斷與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的連繫for years」，「for years」改為「for some years」，改「until Formosa becomes independent」為「Otherwise we Formosans will become the stark naked」。
他的判斷是：「這應是Kerr有意的改竄」。他認為：George H. Kerr只希望臺灣由聯合國託管，不希望臺灣獨立。這樣，「美國太平洋防線可經由日本、南韓、琉球、臺灣、菲律賓，聯成為一線。」當然，由於原來沒有注意黃紀男竟然才是請願書之主導者，因此黃院士作了一些揣測，但未下定論，改而呼籲要進一步查考，他說：「處委會致美國領事館的信，其中文信由廖進平主稿。該信恐亦應有英文本。此一英文稿不知何人主稿。而且遞交時，雖有五委員在場，是不是仍需要林茂生作中介翻譯，如吳濁流所言，均待考。[7]」後來，經作者之一的朱浤源陪同赴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蒙謝館長親切接待，並贈送蘇瑤崇所編《文集》、《書信集》，才看到William Huang的書信，指出是他所擬。[8]但William Huang、Pillar Huang、以及Peter Huang是否同一人？黃其南是否即黃紀男，黃院士也深入加以考証。[9]
黃院士在其考證稿中，不厭其煩地深刻介紹與剝析。[10]本文僅從英文文字的工夫，再補綴一句：經Kerr竄改的所謂” the stark naked”是非常文學的用字，不是黃紀男的英文程度寫得出來的。Kerr在此上下其手之餘，也不忘留下他的痕跡。
（二）把暴民所放黑槍，解為國軍的殘暴證據
有鑑於Damdum（達姆彈）殺傷力太大，且為二戰時期日本所製造，因此日軍投降時，極有可能私藏沒有繳械，以致流落台灣民間，並在二二八與三月一日兩天，被拿出來，放了至少兩次冷槍。其他場合也可能被攜出，在混亂中「趁火打劫」，而假冒為國軍所為。因為國軍不曾製造，也不曾擁有這種子彈。現在，在二二八當天下午，據稱是從巡邏車射擊一彈，被尋獲；另一顆是一個台籍醫生拾來的，說是三月一日中午，從一部巡邏車上射入他的診所，打中一部醫學書籍。[11]黃院士謂：美領事Blake三月三日的電報說，此一醫生及一臺灣人所展示的子彈，「是無可置疑的證據」。他查考現存中文文獻，但是也未見二月二八日、三月一日臺胞為達姆彈所傷的記載。三月二日交出的此一達姆彈與其損壞的書，現正在臺北市和平公園二二八紀念館展覽。很希望武器專家、法醫專家、刑事犯罪調查專家去參觀研究。作為史學工作者，黃院士感覺得到：「Kerr不是一個誠信的史學家。他改竄公文書、造謠。他說國軍用達姆彈，意在引起國際干涉。」[12]為什麼他會這麼確定呢？主要仍然依據檔案，經過比對，黃發現原來馬腳在馬身上：在Formosa Betrayed一書，Kerr並報導，國軍在二月二十八日、三月一日均使用達姆彈。
原文裡中譯如下：
三月二日，……我們準備向南京的大使館提出書面報告。我們的工作被一個臺籍醫生的來到所打斷。
這位醫生跟幾個朋友帶來一顆軟鼻子彈。這顆子彈是前天中午一個路過的巡邏在任意開火時射入他的醫院，剛好打穿在診所架上的一部厚厚的醫學書。他要求領事館向有關當局提出抗議。理由是國際協定上明文禁止使用軟鼻子彈。書本和子彈證實國府軍確曾使用過這種武器。
因此，黃院士明白指出：「在二二八這天中午，即有巡邏車開槍。那裡有這回事？在現存中文文獻中我沒有看見這種記載。」[13]不錯，二二八上午是有群眾暴民搶、燒、殺、打專賣局物品及職員，但軍、警都沒有出現，一直到下午群眾圍聚長官公署之前，軍警都不曾放槍射擊。
而且三月初二日遞交美領館的這顆達姆彈說出自臺籍醫院醫生之手，也值得懷疑。黃院士幾度爬梳採集之後表示：「據我所了解，國軍所消耗彈藥俱需造冊具報。檢今存警總檔案，這類報銷冊俱未有達姆彈一項。」[14]最後，黃下了結論：[15]
日本投降時，所有武器彈藥俱移交中國政府，但日本所製造的毒氣、化學武器，俱埋入地下，不以移交。近日在黑龍江省地下發現，傷害了在現場的大陸人民，大陸人民正要求日本賠償。日本所製造達姆彈，在抗戰時，曾用以屠戮中國國軍。以違背國際法，在日本投降時，也應在埋藏不移交之列。很可能達姆彈仍遺留小部份仍為臺籍日本兵及臺籍浪人所有。因此，美領館三月二日收到的達姆彈，不僅其發射時間在二月二十八日中午由巡邏車發射為可疑，而此一子彈的來源亦根本可疑。
這又是一個明確的證據。Kerr不祇能上下其手，在一個小地方刪改幾個字，使全文意思大變，而且還能把黑的寫成白的。前面澀谷事件，美國人不對，竟然變成陳儀政府應該檢討。有可能是擁有日製武器者放冷槍，卻栽贓到陳儀的軍隊上。但又不查一下時間，結果使明眼人一見即知放羊的孩子又來了。
（四）號稱〈三十二條〉與漏報十條
Kerr上下其手最大證據，是報導處委會的談判條文的內容。他欺騙的對象，這一次換成美國當局。
三月七日、八日這兩天，可說是二二八事件突然轉變的關鍵時刻。三月九日，南京美國大使館便派了陸軍副武官道中校(Col. F. J. Dau, Assistant Military Attache)[16]，隨蔣主席特別代表專機赴台北，[17]預告了大使館調動柯喬治的決定。黃文範強調從蔣經國的手書電報稿上，特別寫到「Kerr調」，顯示出這是他耿耿在懷的一件事。而美國司徒雷登大使在台灣事件渾沌期中，忽然要把一個在台北開館一年半的美國台灣通，調到人地生疏的南京去，也很可能受到了國府方面的壓力。[18]
黃院士幾經比對，發現柯喬治便在三月十日，一口氣擬了三份報告[19] ，並沒有經過領事布雷克簽字劃行，而託道中校帶回南京。這三份文件，代表了柯喬治對二二八事件背景的分析，以及他的見地。[20]
值得我們注意的，便是柯喬治的第四十四號文，[21]他向南京美國大使館報告，三月七日「處委會」所提出的為「三十二條」(這份原文檔的主旨為三十二條，但最後一條卻為三十三，因為柯漏掉第二十二，中文譯本已改正)，而非事實上的「四十二條」。[22]
柯喬治根據的資料來源，並不是《新生報》、《中華日報》、《大明報》、《民報》、《中外日報》、而是王添灯做社長的《人民導報》。人脈廣泛、消息靈通的柯喬治，採用這種攸關萬民生死的重大資料，何以捨近就遠，棄大就小？[23]因為王添灯在自己辦的報紙上動了手腳，而Kerr也知道，因此呼應王的變化也做了調整，使王在美國政府的眼中，成為完全的自治論者，沒有要國軍繳械，也沒有要以處委會取代長官公署。
他向南京大使館報告的三十二條，誤導了司徒雷登大使，即依此根據在三月十一日下午八時報國務院，[24]其中便沒有「國軍繳械」這十條在內，柯喬治是不是向國務院暗示「處委會」的要求理性溫和，應當予以支持。至於三月八日「處委會」部分委員在報紙刊登「一百八十度改變」的「重大聲明」，更是隻字未提。這在外交人員來說，沒有報告完整的重要訊息，就是一種「失職」！[25]
柯喬治這種隱瞞事實，國務院立刻就察覺了。駐台北領事布雷克在三月十四日的航郵報告，提到Kerr的「文字的忠實程度，不能夠承受最輕微的質疑。」[26]而很委婉的為他善後：「台北領事館在台灣當前的不安下，受有非等尋常的壓力，時間因素使得擬稿官員在這幾份報告中，需大致接受評估；而主辦官員，未能如正常提呈資料時，加以充分檢查。」[27]
柯喬治不但在身任外交官與情報員時，違背職責，呈報了不實的訊息；甚且在二二八事件過去十八年後，已不具公職身分的柯喬治依然在《被出賣的台灣》書中向全世界讀者做諸多虛偽不實的記載，說謊說習慣之後，有時會錯把謊言當做真實。除非被人硬生生地揭穿，否則惡習實難改正。以下，就是他終生未改惡習的具體證明。
[1] 黃彰健院士指出：沒有中文本，如何能要求807人同意141人簽名？沒有英文本，馬歇爾將軍看不懂請願書的內容。這一中英文本是我們研究二二八史事，應盡力訪求的。詳見：黃彰健，〈論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三日台北「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函請美國駐台北領事館報導二二八真相，同日，台灣人民807人由141人簽名代署，請轉致美國國務卿馬歇爾請願書，要求聯合國託管一直至台灣獨立〉(以下簡稱〈請願書〉)，黃彰健，《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台北：聯經，民96.2，頁501。
[2] 柯喬治著、陳榮成譯，《被出賣的台灣》，頁250-252。
[3] George H. Kerr , Formosa Betrayed, p.250-253.
[4] George H. Kerr , Formosa Betrayed, p.251.
[5] 柯喬治著、陳榮成譯，《被出賣的台灣》，頁251。
[6] George H. Kerr , Formosa Betrayed, p.251.
[7] 黃彰健，〈請願書〉，《考證稿》，頁501。
[8] 黃彰健，〈請願書〉，《考證稿》，頁531-534。
[9] 黃院士為此在民國94到95年間，著實費了許多工夫。參見黃彰健，〈請願書〉，《考證稿》，頁535-539。
[10] 黃院士〈請願書〉一文，長達61頁。
[11] 黃彰健，《考證稿》，頁517。
[12] 黃彰健，《考證稿》，頁519。
[13] 轉引自黃彰健，《考證稿》，頁516。原文見：柯喬治著、陳榮成譯，《被出賣的台灣》，頁263。
[14] 黃彰健，《考證稿》，頁516-517。
[15] 黃彰健，《考證稿》，頁516。
[16] 美國陸軍中，校級軍官為Colonel及Major，上校為Full Colonel，中校為Lieutenant Colonel，但一般均稱Colonel。道氏為美國大使館副武官，故採謹慎的稱呼「道中校」。
[17] 二二八事件後，蔣經國何時抵台？蔣主席於三月九日特派之代表為何人？史書均未交代，個人認為這兩個問題，似可作合理推斷「蔣主席特派蔣經國為代表，於一九四七年三月九日飛台北。」南京美國大使司徒雷登當天以第500號電報報呈國務院「蔣主席特派代表今晨乘機離南京赴台北，本館副武官道中校以大使館信差之身，同機前往視察狀況。」(台檔22，頁162；894A.00/3-947)
[18] 黃彰健、黃文範、朱浤源，〈檔案與口述歷史之間(二)：美國與二二八〉，頁9。
[19] 台檔33「台灣暴動的組織背景及領導人士」、台檔34「三十二項要求」、台檔35「民間要求台灣政府可採取的其他行動方案」。
[20] 黃彰健、黃文範、朱浤源，〈檔案與口述歷史之間(二)：美國與二二八〉，頁9。
[21] 台檔34；黃彰健、黃文範、朱浤源，〈檔案與口述歷史之間(二)：美國與二二八〉，頁9。
[22] 黃彰健、黃文範、朱浤源，〈檔案與口述歷史之間(二)：美國與二二八〉，頁9。
[23] 黃彰健、黃文範、朱浤源，〈檔案與口述歷史之間(二)：美國與二二八〉，頁9-10。
[24] 台檔24，894A.00/3-1147。
[25] 黃彰健、黃文範、朱浤源，〈檔案與口述歷史之間(二)：美國與二二八〉，頁10。
[26] 台檔31，894A.00/3-1447。
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