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介鱗教授 (東京大學法學博士，台大名譽教授，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所長)
在日本統治之前，台灣在全中國之中是最富庶的一省，當然也比日本富裕。
日本的從軍記者松原巖五郎，以乾坤一布衣的筆名留下《台灣風土記》的紀錄，敘述日軍在1895年登陸台灣時，看見台灣的一切確實要比日本富庶得多。「台灣土地百物茂盛，動物植物之產，多種多樣，非高麗（朝鮮）、遼東之地可比。其土地不但是天賦之大富藏，山水景象亦極似好畫。山嶽丘陵之形，千種萬樣，在十步百步之間，風物之變化顯著，僅僅旅行二、三里之間，得天然的好畫題，不下千百幅之多。……台北府城在此之間，占山水之美觀，以中央平坦之域地為市，人家簇集一萬餘戶，城內街路幅度廣，有七、八間之寬（一間六尺，約1.8公尺），中間車道鋪石，左右兩側設人行道。市街之家屋，大抵為二樓建築，絕少像遼東、華北地方之一樓平房。市中人力車尤多，其數至少不下二千。……這邊有名的製茶所很多，一家就有七、八十名到二、三千名的撰茶婦，在此忙著精製茶葉。半中國式半西洋式的高樓大廈，此邊尤多。……此邊一帶，成為大買賣之市，街上賣各種物品，鴨、雞、豬肉、鹽、野菜、鴨蛋、米穀、醃魚、芭蕉、鳳梨、柚子、佛手柑等果實，煤炭、樟腦、煙草、茶，其他布帛等，舉凡日用雜貨，一概具備。市中一般富庶之模樣，比華北地方生活程度高，如酒店餐館、如青樓藝妓，市中到處都有，百貨之潤澤，與遼東營口相比，富庶更高一段，至於其富美豪華，則有更高幾層之盛觀。財貨金銀之流溢，人民之意氣高昂，不像遼東地方人民那樣對日軍奉承，台灣各個人高傲自滿之氣露出於鼻端，視日軍到來如旅行者過來，表示汝等以戰爭取勝，我等以金錢和物產自行生活，又奈我如何。臉色旁若無人，傲慢自大，在市中橫行跨步，毫不忌憚。〔註1〕」這名記者在甲午戰爭時，隨日軍到過朝鮮、遼東半島，他也描述了當時的萬華，比大陸各地繁榮，物資豐富，勞工勤勉，而庶民穿著絲、麻編織的豔麗衣裳，身上裝飾金銀珠寶。
這名記者親眼看到台灣山海物產饒多，台北府的市場，集合各地產物，而且開港之後，西洋以及中國各地輸入的物品、日用百貨無不具備，吃有魚肉鳥類，糖果的種類有千百種，西洋料理、中華料理等山珍海味，金牌煙草、馬尼拉煙捲，罐裝牛奶等精選品，充斥於舶來品市場，如果不問價格，沒有得不到的百貨。
這表示台灣在日本統治之前，確實是商業鼎盛，遠比日本富庶的「寶島」。在台灣寶島只要隨便插一枝蕃薯籐，就可以長出蕃薯葉和蕃薯充飢，不會餓死。台北府市場的繁榮，經濟生活的發達，比剛遷都不久的東京還要多采多姿。但是淪為日本殖民地之後，台灣的一切能量資源，轉而被日本搾取而犧牲奉獻。
明治前後日本飢饉，台灣產業進步
明治以前，日本的經濟與米的生產密切接合。日本在平安末期的飢饉，京都的餓死者就有四萬二千三百多人〔註2〕。江戶幕府時代有21次飢饉，30次凶作米荒。1732-33年享保大飢饉，1782-87年天明大飢饉，1833-36年天保大飢饉，此三大飢饉的慘狀都留下慘不忍睹的紀錄。
在飢饉的時候，有的村莊有女兒吃餓死的母親，有的村莊40戶大半餓死，媳婦不得已殺自己的孩子吃。有的村莊殺死活口來吃，家中的蒸籠中有很多死骸或骨頭，還有醃漬或烤燒的人肉，留下的人頭有38個。這般「食人地獄」，在日本東北全體，都有發生吃人的現象〔註3〕。江戶時代農民暴動的件數最多的一年是1866年，而1868-70年農民暴動的件數比天災頻繁的天保年間還多〔註4〕。
1868年「明治維新」以後，至少有三次大米荒，即1890年、1897年、1918年，日本缺糧米價高漲、發生民眾搶米的「米騷動」。西歐在18世紀後半葉產業革命，這時日本產業落後西歐列強約二個世紀多。中國在1860年開始洋務運動，日本則在1868年開始「王政復古」的改革。
台灣本來是原住民的天堂，原住民族對資源的生產和分配相當協調，不會過度浪費，而將狩獵的所得公平地分配給族人。但自從漢人移民來台墾殖之後，土地逐漸被侵佔，生活空間被迫移到山地，成為森林的守護者。漢人移民台灣以後，從事拓墾與貿易，宛如早期移民北美的新天地，充滿欣欣向榮的氣象。台灣的稻米品種在19世紀期間不斷改進，在1895年日本據台時已有在來米品種1679種，1895年台灣灌溉面積佔農田總面積的比率，較1960年代大多數的東南亞國家為高，1895年台灣的農業生產力與1960年代的東南亞各國相接近〔註5〕。這表示日據以前台灣的稻米業已相當發達。台灣在1868-94年間，外貿總值年平均成長率為8.0％，遠高於中國貿易總值年平均成長率3.4％〔註6〕。1888年訪台的美國駐華公使田貝（CharlesDenby），即認為台灣在當時是中國最進步的一個省分〔註7〕。
事實上，日本在幕府末年開港之前，台灣已經將台灣府（台南與安平）、滬尾（淡水）、打狗（高雄）、雞籠（基隆）的南北四個港口開埠，以此四開港地為中心，台灣與中國大陸、歐美各國展開的貿易非常興盛，外商的洋行在南北林立，衝擊了台灣糖業、茶業、樟腦業等的產業化。台灣除了傳統的「行郊」進行對中國大陸的貿易之外，還有洋行的外國貿易發達，形成對外貿易的多軌結構。但是1895年編入日本殖民地之後，台灣的對外經貿發展開始受限制，只有單線的資源被日本帝國支配、汲取，而支援著日本工業化的發展。
戰勝者其實是強盜集團
日本的「明治維新」，其實隱藏著強盜掠奪的背景。
「明治維新」本來稱為「王政復古」，西洋史書都稱MeijiRestoration。在此之前，日本是「幕藩體制」，全國各地由幕府與約260藩的領主分治。到了幕府末年，薩摩、長州、土佐等藩，沒有前途的下級武士起來造反，因為武士除了打仗以外不許就其他職業，而在德川幕府的和平政策下，沒有實踐自己武功的機會，就以「皇國史觀」串連起來，推翻「幕藩體制」組織新政府，以「維新」掩蓋「復古」，演出一部「盜國」劇。
這些帶刀的武士即形成「盜國」集團，以薩摩、長州兩藩組成新的政府軍，經過1868-69年的戊辰戰爭，打倒當權的幕府，恢復古代的「天皇親政」，在「尊王」的名義下，組織新的中央集權國家，並由這些「盜國」成功的武士，包括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此前三名還被尊稱為「維新三傑」）、榎木武揚、板垣退助、井上馨、山縣有朋、伊籐博文等，佔據國家政府的要津官位。如果「盜國」失敗，或盜國集團內反目而鬥爭失敗，武士們就變成「匪寇」了。這就是日本膾炙人口的「勝者官軍，敗者賊軍」。
這些盜國集團成為中央政府的官僚（朝臣）之後，開始奪取日本國內各藩的土地與人民，這就是明治初年「版籍奉還」、「廢藩置縣」的過程。新政府最重要部門的軍事力，由薩摩人掌控海軍、長州人控制陸軍，來統治全日本的領土、人民；這就是日本軍閥勢力的起源。如此的「王政復古」的過程，其實也是強盜集團假借「天皇親政」的名義，以搶奪其他藩國的土地、人民的掠奪行為！因此在成立「近代國家」的表象底下，隱藏著下級武士強盜集團「盜國」的謀略。
強盜集團組織的「明治政府」，在國內先行搶奪了其他藩國的土地和人民之後，就開始準備向外搶奪。於是廢止武家階級制度，學習西洋列強向全民「徵兵」，發展國家軍隊，準備對外掠奪。這就是「明治維新」之後，馬上策劃「征韓」或「征台」的原因。
日本的教科書對於「明治維新」，只炫耀日本國內「富國強兵」、「殖產興業」的一面，而刻意隱藏以武力「搶奪鄰國」、「剝削殖民地」，以繁殖富強的另一面。也就是，只宣傳日本帝國「富強」的革新過程，而隱蔽著背後的那種強盜「掠奪」的特性與本質。因此「王政復古」、「版籍奉還」之後，為什麼接著就要「征台」、「征韓」，歷史不能連貫起來解釋清楚，必須從其「強盜哲學」著手，才能較清晰且完整地掌握日本帝國（皇國）興起的來龍去脈。強盜也有哲學，其宗旨就是以「八紘一宇」（世界一家）的精神統一世界，讓世界上人人都仰望日皇（現人神）的恩澤。
其實日本的近代史，從明治維新到1945年戰敗，一直貫穿著準備戰爭、從事戰爭、打勝仗掠奪財物；再準備戰爭、再發動戰爭、再打勝仗掠奪財物；所以是一部連續的戰爭掠奪史。1941年12月日本膽敢攻擊資源豐富的美國，就是因為日本掠奪中國廣大土地的物資為本錢，才能與美國打了四年的太平洋戰爭。
「強盜哲學」的導師：吉田松陰
日本從幕府末年到明治時期最熱烈的「尊皇」思想家，就是吉田松陰。他在1854年的《幽囚錄》就主張，日本要「急修武備，艦略具，砲略足，則宜開墾蝦夷(北海道)，封建諸侯，趁機奪（俄屬）堪察加半島、鄂霍次克沿海，諭琉球朝覲會同、責朝鮮納質奉貢，北割滿洲之地，南收台灣、呂宋(菲律賓)諸島，漸示進取之勢」〔註8〕。吉田的松下村塾所培養的門徒木戶孝允（桂小五郎）等，就從推動「尊王攘夷」為「倒幕維新」，伊籐博文等則為日本帝國的海外擴張盡力。
明治的強盜集團奉吉田松陰為思想導師，訂定新政府的目標是「富國強兵」：一方面學歐美列強建設強大的軍事力，另一方面學歐美對外侵略，從殖民地搾取財富，這就是日本「殖產興業」的本質。
明治之初日本政府財政困難，在明治元年發行「太政官札」的不換紙幣而廢止銀幣，以支付欠缺的軍事費用，但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和金融恐慌，「太政官札」的價值一路下滑，經濟簡直崩潰。新政府向商人強徵借款，又向西方列國舉債，在負債纍纍的情況下，明治初年就有「征韓」或「征台」的國策論爭，日本擱置了「征韓」而先進行「征台」，是從國際情勢判斷「征台」比「征韓」容易。
1874年日本強盜嘗試切割台灣東部
日本要奪取台灣，從侵台之前的諜報活動就可以窺見其謀略：樺山資紀的《台灣記事》（刺探軍情）、水野遵的《台灣征蕃記》（刺探民情）、上野專一的《台灣視察記》（刺探商情），都記錄了日本事先刺探台灣，為掠奪台灣而做準備。日本出兵台灣，是以1871年琉球人遭台灣原住民殺害的所謂「台灣事件」為藉口，當時清廷不諳國際法，以「化外之地」、「政教不及」等語搪塞，讓1874年日本有強行出兵台灣的機會。
從日本「出兵台灣」的經濟算盤來看，出兵費用共771萬圓，清廷給的撫恤銀只有50萬兩(等於日幣67萬圓)，很不合算。日本沒有取得台灣，但先確保琉球的統治權。其後經過20年的準備戰爭，1894年發動甲午戰爭，獲得賠款2億3千萬兩(等於日幣3億6千萬圓)，日本一下子掠奪到四年份的歲收（1894年日本的國家預算是9千萬圓），以及台灣、澎湖的割地。戰敗的中國，為賠款借外債；戰勝的日本，則形成第一次產業革命，因此甲午戰爭是決定中日命運的關鍵戰。
日本「征台」的結果，先取琉球而未取台灣的經濟算盤，其實還有一種巧妙的算法。清廷從1874年到1895年，由沈葆楨開始在台灣展開洋務運動，無論是建設砲台、鋪設海底電纜、清賦事業或興築鐵路，為台灣的洋務投下20年的投資成本，而日本之前未曾對台投資一毛錢，經過20年後，日本經由一紙馬關條約「台灣割讓」，立即收割清朝20年的投資心血。加上，從1860年台灣開港開始，外資勢力在台也有相當的投資利益，這些投資利益也逐漸被日本的強盜集團所取代，日本從此壟斷了一切台灣的富源與利潤。
世界列強都是強盜集團
1895年台灣割讓是日本強盜的意志，不是清廷或是台灣人民的意願。日本切割台灣時，正是帝國主義瓜分殖民地的頂峰期。在1870年代非洲被稱為「黑闇大陸」，英國的非洲探險家斯坦萊（SirHenryM.Stanley）在1878年探險非洲的剛果河流域，透露此地區經濟價值的重要性；從此列強展開非洲的分割，經過約20年時間，龐大的非洲被帝國主義列強一塊塊分割完畢。例如文明古國埃及變成英國的殖民地，北非各國變成法國的殖民地。這時列強也侵入太平洋地域，英國佔有北婆羅洲，美國獲得菲律賓與關島，併合併夏威夷；由白人囚犯拓墾的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則變成大英帝國的自治領。於是，列強競相在殖民地投資獲利，鋪設鐵路、建設工廠、開發礦山、經營農場等，以各式各樣對殖民地進行投資獲利。到1910年時，英、美、德、法四國，佔有世界有價證券約80％的股權。
在這帝國主義瓜分殖民地的頂峰期，日本順著世界列強分食殖民地的潮流，在東亞割取台灣。日本的文化人類學者伊能嘉矩，就是稱讚斯坦萊的踏查探險非洲，他也親自踏查「台灣土蕃」（原住民）之地，仿照「黑闇非洲」稱「黑闇台灣」〔註9〕，而撰寫他的《台灣踏查日記》。
在這帝國主義瓜分殖民地的頂峰期，台灣居民反對日本以武力割取台灣，不服一紙馬關條約就陷落為殖民地，因此才成立東亞第一個「台灣民主國」，竭力呼籲西洋列強出面干涉，但是西歐帝國主義並不關心，也不加以阻止，導致「台灣民主國」的失敗。因為歐洲列強分為英、法、俄先進的「殖民地多國」，和德、義、奧等後進的「殖民地少國」產生對立，日本利用列強的殖民地鬥爭，與英國、法國、俄國、德國個別交涉，宣稱台灣海峽為各國公共的航路不屬於日本專有或管轄，日本政府不會將台灣和澎湖島讓與他國〔註10〕。這樣日本在外交上佈置好一切條件，使得西洋列強不得不承認，日本切割台灣為殖民地，乃是戰勝國的「戰利品」。
甲午戰爭是因朝鮮問題而起，跟台灣沒有一點關係，可是日本執意「割台」據為己有，完全憑武力脅迫，當時中國當局不願意「割台」，台灣的居民更不願意淪落為殖民地，日本的作為完全是強盜行為。當1895年3月李鴻章登陸日本馬關談判講和時，伊籐博文拒絕停戰，反而趕快派日軍「比志島混成部隊」登陸並佔領澎湖，這等於是日軍以尖刀刺著台灣島喉嚨脅迫李鴻章「割台」，4月在日軍扼住台灣喉嚨下，清朝覺得很難保台，才簽下「割台」的馬關條約。
但是從台灣居民的立場來說，馬關條約的「割台」是一回事，台灣島民完全「不能同意」，因此才成立「台灣民主國」。5月「台灣民主國」建國，對外通告並制定國旗、國號，這是在6月日清兩國舉行交接典禮之前；「台灣民主國」既然成立，日本政府應該向主權者的「台灣民主國」交涉台灣領土的歸屬問題。然而日本強盜，屈服於列強的「三國交涉」歸還遼東半島，卻踐踏台灣居民的「台灣民主國」意志，台灣人不服才展開長達20年的殖民地戰爭。
再從台灣人的立場來論，這是日本強盜「據台」，所以像王詩琅等台灣省文獻委員會諸公，對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台灣稱為「日據時期」〔註11〕，因為日本以暴力殖民統治台灣的合法性（legality）和正當性（legitimacy），在1945年日本戰敗時已經完全崩潰。現在的學術界墮落得一塌糊塗，將日本的「殖民地經營」稱為「現代化」，並失去自己的立場而稱「日治時期」，甚至依附日本立場稱「日領時期」。所謂「價值中立」的說詞，不過是思想沒有主體性，一種趨炎附勢的奴隸思想表現。
〔註1〕乾坤一布衣（松原巖五郎）《台灣風土記》，《明治文化資料叢書》第十一卷世相篇（東京：風間書房，1960年），頁293-296。
〔註2〕中島陽一郎《飢饉日本史》（東京：熊山閣，1995年），頁160。
〔註3〕田村貞雄《日本史》（東京：青木書店，1987年），頁100-101。
〔註4〕田村貞雄著、葛東萊譯《殖產興業》（台北：方智出版社，1992年），頁57。
〔註5〕李登輝《台灣農業經濟論文集》(台北：李登輝，1983年)，頁403。但李登輝又錯誤地認為：「日據以前台灣經濟是停滯的」，意思就是說台灣本來是落後停滯的，經過日本50年統治，經濟才有進步，農業才有改進。
〔註6〕林滿紅《貿易與清末台灣的經濟社會變遷》，曹永和、黃富三編《台灣史論叢》第一輯（台北：眾文圖書，1980年），頁240。
〔註7〕黃嘉謨《美國與台灣》（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頁390。
〔註8〕吉田松陰《幽囚錄》，《吉田松陰全集》第一卷（東京：山口縣教育會，1986年），頁596。
〔註9〕伊能嘉矩《台灣志》卷一，頁6。
〔註10〕伊能嘉矩《台灣文化誌》下卷（東京：刀江書院，1928年），頁987-993。
〔註11〕王詩琅《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台灣》（台北：台灣風物雜誌社，1978年），頁10，16。
其他相關討論:
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