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稿　中華民國殖民政權是噩夢一場　

會想寫這篇文章是受到國民黨啟發，因為國民黨一直提南京大屠殺，並且要求台灣人放下228以及隨之而來的三月屠殺，於是不禁讓我把兩事聯想在一起，因為真的很像......
         
上述發生在台灣的場景，是否讓你聯想到南京大屠殺呢？

行兇的軍隊是誰呢？日軍嗎？不.......就是「中華民國」，和南京大屠殺幾乎同時期，時間上只相差十年。

南京大屠殺對於現在台灣我們這世代的年輕人來說，你，可能會覺得那是發生在另一個國家很久之前的事情。而上述發生在台灣的屠殺事件，殺的卻是我們的祖先

並且如鄭南榕之流在戒嚴後期敢為當年這段台灣人的血淚歷史說話，就會被「中華民國」逮捕鎮壓。

今天，也許你和我一樣，覺得「中華民國」是自己的國家，但，以前的「中華民國」真是我們的國家嗎？

如果是的話，為什麼「我們的祖先」要面對中華民國的軍隊的街頭濫殺，並組成「反抗軍」與中華民國的軍人在全台街頭打巷戰呢？全島規模的死亡衝突是否為單純暴動或全面性的革命呢？為什麼「中華民國」要「移除」掉整個世代台灣人的社會菁英如企業家、校長、教師、律師、記者、民代、地方仕紳呢？

又為什麼在1940和1950年代，美國和英國的內部文件和會議記錄都不認為「福爾摩沙」屬於中華民國呢？

「日本管轄之豁免，初非意在授予為數約二萬自稱臺灣人者，他們在戰爭期間乃是敵國國民，除曾依照合法手續個別脫籍者之外，依日本法律仍然保有日本國籍……」1946年11月21日，美國國務院如此告知「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像這樣的外國政府文獻紀錄在當年比比皆是。

這裡可能有關於國際法理上的無限爭論，然而我們直接翻出美國和英國的內部文件和會議記錄，便能發現他們並不認為「福爾摩沙」在當時屬於「中華民國」，而這絕非「中華人民共和國」施壓結果，因為當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仍十分弱小甚至不是聯合國會員，根本不具備此種國際影響力。

那麼當年發生在台灣的這一切究竟是「國內」平亂，還是外國入侵殖民？

南京大屠殺，號稱死三十萬人(實際應該低得多)，然而確定人名的受難者人數僅10324人。（這是因為追查上的困難所以較實際遠低）

228事件各方的估計則是數千至兩萬多人等；然而南京大屠殺是從1945年戰爭結束後便一直調查至今，228事件後則遭遇戒嚴和白色恐怖的斷層，有逮捕名單但卻沒有行刑名單和地點等紀錄。許多檔案甚至是在銷毀時被如紙漿老闆等搶救出來，然後部分家屬在從名單上發現自己親人的名字等，致使追溯和判定上十分困難，尤其是在街頭被亂殺的人即使兄弟姊妹去申請補償，也因為沒證據而不列入二二八基金會受害人數統計，所以大部分被殺的人就只是無故失蹤；又當年被殺的多屬未婚年輕人，經過戒嚴和白色恐怖的50年後根本沒有「子孫」還能活著去幫他們申請 (即使有，絕大多數也不會知道是被中華民國軍人殺害，就只是某天出門後音訊全無)。



這篇文章將要讓你思考，你，究竟是誰，中華民國對你來說到底是自己的國家，還是血腥入侵的外國。

也許你「在今天」，覺得這題材有點聳動，然而是否我們要出於自己「今天」對「中華民國」的喜愛，而自我設限，令自己「不敢」去面對這令人毛骨悚然的史實和真面目呢？

我自己上次在保機車強制險的時候還特別選了個「中華民國」政府官股色彩濃厚的華O產險，就是希望「中華民國」政府能多賺點錢。但，已發生的事實並不會因為我們今日的喜好和認同而產生改變，我們仍該用客觀的角度去還原「當年」的「中華民國」和「福爾摩沙」到底怎麼回事，又是什麼關係。





導火線是地獄統治

太多黑暗且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被掩蓋在中華民國的歷史下......


二二八才不是什麼單純的暴動或官逼民反，而是我們祖先拿著竹竿加尖刀，在絕對劣勢的裝備和人數下，拿命去跟中華民國迫害者拼鬥的抗暴革命。




一、日治到民國，史上僅見的貧窮倒退幅度

1.日治時期的台灣人生活

「日本統治台灣50年，進行了神奇的福爾摩莎的現代化工作。他們建設了義務教育制度、建造鐵路穿越不能進入地區、建設漂亮的建築然後開始快速的工業化。他們想把它合併進日本而非把它當作殖民地。因此，鼓勵日本人與台灣人通婚。戰前在東方是少數糧食生產過剩地區之一。人民生活與China比較的話是奢華的（lived in luxury），甚至在他們的茅屋內有電。」

by 康妮夫人，其丈夫Valery Sergei de Beausset任職於美國工程顧問公司The J.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的在台企畫經理，該公司負責規劃、監督美援用於台灣經濟、工業、社會建設發展。

這也是被掩蓋的真相，台灣的經濟、工業、社會都不是我們以為的那些人建設、發展、規劃的；我第一次聽到這段時有種原來我們就是資訊突然解禁後的北韓人的震撼感。



日本對「福爾摩沙」的「同化政策」最早始於甲午戰爭後，規劃台灣統治制度的日本人原敬，便主張「漸進式的在台灣實行與日本相同的制度、方針」

1919年台灣總督田健治郎上任後，進入「內地延長主義」階段，該理論相信可以將殖民地人民的精神、文化甚至人種同化到與殖民母國一致。

於是發布了台灣人官吏特別任用令、日台共學制度、日台共婚法等新制，就是本著漸進式的本著「日台融合」、「一視同仁」等方針。

「農業台灣」的政策也在日治中後期發生鉅變，大量日資湧入，使台灣出現許多大型財閥和中小企業，台灣工業產值也出現鉅幅提升




台灣人的生活出現質的提升，亦出現了職業婦女，下圖是日治時代的車掌小姐


圖片出處台灣氫年


1930年代在台灣也開始出現百貨公司，在當時全世界來說逛百貨都屬時尚且先進的都市生活

(圖片出處https://buzzorange.com/2014/11/11/women-careers-in-taipei-in-1935/)

教育普及度如1943年台灣人71%都受過義務教育，在亞洲只低於日本，已屬當代先進國家之列。

我們不需要懷疑，當年的台灣人的生活是令其他亞洲國家羨慕的。





2.中華民國時期


就是史無前例的飢荒和貧窮。

中華民國的教科書總跟我們說是因為戰爭破壞，甚至有統派團體在網路上說是日本惡意破壞，然後說台灣是由中華民國從中國大陸帶來的人才、物資和技術從廢墟中建起的，事實呢？

謊話連篇，當你深入了解真相後，你只會覺得上述說法真是令人髮指。



我們都知道中華民國剛來台灣的那陣子經濟巨幅波動，那麼之前的日治時代後期呢？

二戰期間的1937年至1944年台灣總督府不但沒赤字，反而每年都有鉅額盈餘，二戰末期最艱困的1944年4月至1945年3月歲入決算為844013475圓，歲出決算為606998748圓，財政盈餘是237014727圓。

台灣物價在二戰末期上升且有貨幣發行增加的跡象，但並不是台灣財政出問題而是要分攤日本戰爭經費的壓力。

1945年7月至8月物價指數因為戰爭末期的物資管制瓦解而波動，然而這只是從管制水準上升到市場水準，在之後的10、11月物價通膨率僅為12.2%和8%。

然而在1946年~1950年平均每年物價上漲率為676.1%。

我們長期以來被灌輸說日治時代，日本從台灣剝削資源。

然而實情是日治初期，日本對台灣提供許多財政補助，日治末期則因為戰爭關係由台灣支援日本經濟如日本銀行的公債卷。也就是看日本和台灣誰經濟好，資源就從誰流過去，相互支援。

日本對台灣並不像是19世紀西方殖民地那樣，資本家要獲取市場和資源而對外擴張，台灣總督府反而還要努力設法鼓勵日資投入台灣，東台灣的開發就是最顯著又最困難的例子。

而中華民國代表盟軍佔領台灣後，則直接要求台銀墊付中央軍政款項，以「敵產」為名「強行沒收」大多數在台灣的民營企業，改編為獨佔的公營事業，這些不僅造成大量民營企業破產、工廠企業物資被劫掠到中國販賣，也造成台灣銀行的貨幣發行量大增，結果就是嚴重通貨膨脹。

嚴家淦任財政部長兼中央銀行常務理事，主持舊台幣換新台幣的幣制改革，發表書面談話，幣制改革亦有緒言：

　（1）幣制改革方案緒言：「近數月來，中央在台之軍公費用及各公營事業之資金，多由台省墊借。歷時既久，為數又鉅....去年11月以降....京滬局勢緊張，中央軍政款項之墊借尤為龐大。以致台省金融波動，物價狂漲」。（台省即台灣啦 都把台灣當提款機）
   
  　（2）嚴家淦書面談話：「中央在台之軍公費用，由本省墊借，數目甚鉅，足以把本省經濟拖累下去」。（見「台灣省政府公報」民國38年秋27期第410頁，亦見1949年1～6月「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第709頁）

1949年發生了四萬元舊台幣換一元新台幣的狀況，台灣人畢生財產徹底化為泡影。

中華民國並且「強行」徵收並把一切食糧優先運往中國 (物資和經濟掠奪)，於是發生了在荷蘭西班牙殖民之後僅見的飢荒，

《人民導報》於1947年2月12日的第三版報載「高雄饑民僵斃路上令人慘不忍睹」，臺北市民依靠山芋維生，恆春一帶的貧民吃檳榔葉果腹，各地發生搶米潮、四處盜賊橫行。

如果是你，你會有什麼感想和反應？


並在1949年發生了四萬元舊台幣換一元新台幣的狀況，台灣人畢生財產徹底化為泡影。



二、文化風氣相近的相同國家？







這些都還不包括「中國人」(實際上在當年和當時情況更精準地說是「外國人」，不是「外省人」)在政治上對台灣人的歧視和排擠，只要是中國人，有關係，不會寫字都能去當老師，不知道甘蔗是什麼都可以進台糖當主管；台灣人則被排擠在外。

中華民國帶來的官員和軍人也都很仇視講日本話穿日本衣服過著現代化生活的台灣人；法治水準等也有相當落差，還憑藉公權力壟斷菸、酒、糖、樟腦，致使人民生活更加困難；擴大壟斷管制民間經濟活動以及進出口貿易，然後在亦商亦官從中牟取暴利，結果不僅民營企業無法生存，大量人民失業。

中華民國軍人亦動輒傷害掠奪，比如工廠設備被軍人掠奪並銷往上海導致工廠關門而工人失業等，短短一年內就發生槍傷台灣民眾的「數千起」案例，甚至會強姦女生，吃飯不付錢、各種耍無賴都還只是小事，和貪汙成性的中華民國官員一起罵台灣人是「日本奴」，和日治時代紀律分明成為顯著對比。

簡單說就是，極盡所能、暴虐苛政到極點的地獄統治，這就是中華民國當年對台灣做的事情，一開始還有一群傻子把自己當成中國人來迎接中華民國。




我們祖先對中華民國的全面抗暴與政治談判、自治要求：

於是在1947年爆發了228事件，起因不必我說大家都知道，我想說的是當時的中華民國經濟掠奪，香菸小販苦苦哀求說生活困難，請中華民國查緝員沒收香菸和攤子也就算了，至少歸還小販身上的所有錢財（當年中華民國官員和軍人貪汙成性且毫無法治），結果被打到頭破血流當場昏迷。

事後約六七百人要求懲罰把小販打成重傷並槍殺一名路人的查緝員，在隔天增加到數千人，結果早已習慣沒事槍傷台灣人民的中華民國公署衛兵無預警直接朝向未有暴力衝突的群眾開槍掃射，許多死傷。

於是全面抗暴爆發，在當日下午三時中華民國就發布戒嚴，並且在台北街頭開槍射殺群眾。

消息傳開遂演變為全面抗暴，先是暴動，然後同樣是全國性的革命「起義」。（同時還有各地的民代與仕紳紛紛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訴求維持秩序與和平的政治交涉。）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並在臺灣各地成立分會，進行整合民意、維持秩序，並和行政長官陳儀展開協商談判，提出逮捕貪官污吏、廢止行政長官公署、實施自治；在行政、司法、軍事各方面起用臺灣人等要求[29]。開會期間，警備總部結合軍統局出動特務份子混入臺北市中山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展開情蒐與分化工作，並進行大聲鼓譟與擾亂會場，特務份子並於處委會處理大綱中添加軍統所擬的各種脫軌的要求，做為後來被認定為反叛中央的條件，以為鎮壓的證據[30][31]之後由於中國大陸的援軍將至（陳儀於3月2日就暗中向中央請兵，發加急電報：「祈即派大軍，以平怨氣」），以援軍為後盾的陳儀此時便斷然拒絕處理委員會所提出的處理大綱，並於3月10日下令解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參與全臺各地處理委員會的民意代表與仕紳等各界臺籍菁英，隨即成為遭政府捕殺整肅的對象。




我們祖先對中華民國的武裝抗暴革命：


中華民國軍警在戒嚴令後在全台各地「開槍掃殺」台灣民眾，我們的祖先發現只能用武力來保護自己，保護周圍親人朋友。

臺灣中部地區之黃信卿的埔里隊、何集淮及蔡伯勳的中商隊（臺中商業學校學生隊）、呂煥章的中師隊（臺中師範學校學生隊）、黃金島的警備隊（獨立治安隊）、李炳崑的建國工藝學校隊、霧社泰雅族原住民青年參與陳明忠的突襲隊等各隊伍集合起來組成的二七部隊

全台各地的抗暴就屬這支「部隊」勢力最大，維持最久。

另外還有包含阿里山鄒族在內的嘉義民兵參與嘉義水上機場與紅毛埤軍械庫的抗暴革命，嘉義市各學校學生也幾乎全體總動員，男學生參加戰鬥，女學生救護傷患。

高雄一中學生也在高雄市區與中華民國軍隊巷戰。

雲林虎尾機場我們的祖先拿著簡陋的武器，用竹竿綁上刀械甚至只是削尖的柱子，拿命去和中華民國軍人拚戰。

斗六市、屏東機場、嘉義小梅和古坑樟湖也都有激烈戰鬥。



高雄一中學生並與何軍章團第三營第七連王作金部展開巷戰，雄中學生逐漸不支退至前金派出所，犧牲甚鉅。另一路軍隊於同日下午攻擊高雄火車站，火車站前方民眾二、三百人紛紛走避並躲入地下道，地下道遭軍隊封鎖並掃射，致使民眾遭受重大傷亡。高雄要塞守備大隊陳國儒部於3月6日下午攻擊高雄市政府，當時市政府內正集結許多市參議員及地方人士開會，軍隊丟入手榴彈並見人開槍，律師陳金能、議員許秋粽、黃賜、王石定等五、六十人喪命市政府。前高雄市長王玉雲回憶其在市政府地下室中救出其弟，室內積血逾五公分。





情治單位製造的暴徒殺害中國人或中華民國官員：


為了實行戒嚴並合理化中華民國當年對我們祖先的濫殺。
         




看看中華民國當年怎麼殺害我們的祖先：

這些還只是高中生....你能想像如果今天你和你身邊的高中生拿起槍來反抗政府，且冒著慘重的傷亡，那到底是要被壓迫到什麼程度才會如此？


                  
                                             
                           



         


究責＊＊：

當年情抗是否需要軍隊濫殺無辜？

其實並不需要，多數地方早在軍隊到來之前，就已經由「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斡旋調解。

中華民國軍隊來台灣遭遇的戰鬥規模不大，並且當年抗暴的台灣祖先都不是職業軍人，缺乏真正的訓練，缺乏真正的裝備武器只能去搶中華民國的軍械（數量還未必充足）

「此次戰鬥是多年戰場經驗中最輕易的戰鬥，可說連警戒戰都說不上。」當年中華民國第二十一師的團長說的。



                           


後續影響：

這段歷史徹底被抹煞，有一段時間幾乎從人民腦中被除去，直到民國79年歷史課本上才首次提到228事件，而且僅是簡短幾行字。




中華民國並且針對台灣的菁英和知識分子進行全面的捕殺，如地方仕紳、教授、醫師、律師、記者、作家、民代等，造成台灣菁英的大斷層，並且由中華民國帶來的「外國人」填補這些位置和斷層。

中華民國日後宣稱他們「撤退來台」時代來了黃金和人才，實際上當年被中華民國全面捕殺的台灣知識分子和仕紳民代，素質都遠高過中華民國帶來的官僚，由素質低劣的官僚來帶領台灣當然拖慢了台灣的發展。（這還不計中華民國給台灣帶來的各種災難）




中華民國私運黃金來台疑雲：

中華民國國民黨人總愛誇口並且洗腦「當年他們從中國帶過來的黃金對台灣的金融和經濟發展起了關鍵作用」，這是徹頭徹底的謊言。

吳國禎電蔣介石黃金運台一事時說：（資料來源：張鴻銘）「中央撥存之準備黃金八十萬兩，因墊付戍亥兩月鉅額軍費，已經移用一部份，必須於月底補足八十萬兩，方可維持幣信」。



中華民國當年經濟掠奪台灣並造成惡性通膨時，中國大陸「也」面臨更嚴重的通膨和貨幣貶值，且「同樣」有針對中華民國的中國革命。為了穩定軍權和政權，中華民國軍人的薪資都直接以黃金形式發放。

他們全部私運台灣的黃金不到800萬兩，一年就要消耗500萬兩在軍費上，照此來算不到兩年就發放完畢了。

　1949年12月29日黃少谷簽擬：「頃經面呈奉准撥交十萬兩擬即以電話通知吳主席、閻部長、賈秘書長辦理」，由這一則電文之覆文可看出，由中國帶入之黃金光付軍費是要一塊給五毛，根本不敷應用。

政府追討國民黨黨產引發「藍軍」強調當年國民黨撤退到台灣帶來許多黃金對台灣有很大貢獻，財政部長林全引用曾任蔣中正機要秘書14年的周宏濤回憶錄內容表示，1949年運到台灣的黃金到1950年就已經用完了，而周宏濤曾任行政院主計長，這項說法應該有相當的可信度。



根據周宏濤所著《蔣公與我》，中華民國撤退至台灣初期因為美元斷絕且有60萬軍隊的龐大開銷，讓原本就已經捉襟見肘的國庫存金迅速消耗，1949年從上海總共運來275萬兩，從美國日本和原本放在廈門的純金總共375萬5540兩，但到中華民國遷台的5月底，總共消耗掉321萬2540兩，只剩下54萬2910兩。

根本就沒有機會用在台灣的建設上。

而這些黃金的來源還是中華民國在中國革命中已近絕望，大勢底定，1948年8月明知道自己即將被推翻還發行「金元卷」（中華民國正式遷來台灣是隔年1949年），強迫民間黃金和外幣兌換成金元卷，是當年中華民國的一種紙幣，然而僅三個月後1948年11月，中華民國就開始把透過金元卷強制從民間搜刮來的財產轉換成的黃金，「暗中」、「私下」運往台灣，由中華民國塑造成「民族救星、時代舵手」的蔣介石主導，許多中華民國官員甚至中華民國代理總統李宗仁都被欺瞞。

中華民國代李總統李宗仁發現蔣介石私運黃金後，緊急致電美國求救，1949年9月7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康納利曾指責蔣介石私運中國黃金，當時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回應說：「在南京遭受威脅時，國民政府依規定程序運往台灣」，「該筆黃金是對中國共產黨作戰的經費」。

結果？金元卷坑殺了中國中產階級財富並造成中國嚴重通膨，幣值也貶值了兩萬倍，最後由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人民幣收回；而金元卷一發行後，中華民國蔣介石就把中國人的黃金運來台灣，造成那些被強迫用黃金和外幣買金元卷的中國人血本無歸。

「台灣省政府」也要幫忙扛爛攤子，如台糖總資產1億2千萬美元被抽了4300萬元、台灣造紙總資產2500萬美元被抽了800萬元去應付金元卷，使台灣經濟近一步因為被捲入中華民國惡劣的經濟而更加惡化，中華民國對中國大陸和台灣都是噩夢一場。1949年6月，「台灣省」發行新台幣，四萬舊台幣換一塊錢。









中華民國「外國人」佔據絕大多數政府雇員名額：

1948年，中華民國在中國被推翻的前一年，他們將《考試法》修改為「按照省區分定錄取名額」，並在往後數十年裡借用「省籍」在如軍隊等場合排擠台灣人，優先升遷錄用中華民國外國人；包括演藝圈等幾乎一切社會資源和財富接掌握在中華民國外國人手上。

台灣只是《中國民國憲法》裡36省之1省，以1950年為例，全國公務員高考台灣人僅錄取7人，中華民國外國人錄取179人，占了96%。台灣人即使加上「台灣省公務人員考試」所錄取的30人，中華民國外國人依然佔了83%。

若以總人口比例並以1956年來論，「全國公務人員考試」加上「台灣省公務人員考試」，台灣人共錄取392人占台灣省籍人口比例0.061%，而僅「全國公務人員考試」一項中華民國外國人錄取428人，佔其人口比例0.526%。

萬年國民大會「2961」席，依然是按照「各省」包括已經不存在的中國各省如新疆省、蒙古各部、西藏等，其中「台灣省」9市8縣應選出國民代表共「19」名。



結論：

中華民國就是殖民政權，歷史的真相不容被歪曲，殺害、壓迫、掠奪我們祖先的是中華民國這殖民者，不是日本人。許多戒嚴時期衝撞中華民國體制的先烈如自焚的鄭南榕（福建外省人喔）曾挑戰中華民國（國民黨）殖民者在228事件的禁地。

中華民國先是對台灣精英和知識分子全面捕殺，然後再由自己「素質較低」的中華民國人頂替其位置，並且「按照各省區計額」來決定參與政府和民代資源分配，讓自己「殖民者」可以制度性的保持優勢位置和資源，而被殖民者則永遠位居下層。

在教育上亦灌輸殖民者的意識形態，如以儒家為主的大中華意識形態，尤以儒家禮教特別強調「階級尊卑」概念並視「僭越」為萬惡之首，舉例：《禮記‧曲禮》說「席南鄉北鄉，以西方西朝東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這裡的「鄉」是「向」的意思，意思是說南北向的蓆子，尊位是坐西面東；東西向的席位則是坐北向南為尊，然後再按照禮教規定「人」的尊卑地位來安排席位；如果你在儒家禮教裡面被區分為「卑」地位，那麼你跑去坐尊位就是「僭越」，是最該死的行為。

（當一個國家把所有知識分子的精力全部投注在「禮教」這種無聊的鬼扯蛋上，必然導致絕對的落後和封閉，這就是以前的中國）

這就是國民黨這殖民者長期在台灣推廣的意識形態其真面目，儒家禮教的規範是全面而且極其繁文縟節，可以用Ｎ本書在所有方面大幅論述，但架構就類似上例，更繁瑣更誇張更強調地位的比比皆是，被洗腦且將儒家和孔子奉為至上聖人的台灣人，絕大多數對儒家禮教到底是什麼徹底不了解。

國民黨學者的論述甚至說「儒家發揮了『抗拒西方文化』的功能」，並以此說「中國人不適合民主」；許多大齡學者在意識形態上亦相當反西方，這非偶然，而是台灣的民主化等社會發展的進程本來就是在國際孤立的處境下因為西方壓力而促成的，在這過程中也導致原殖民者喪失了權力。
據美國國務院「台北5869」號解密電文，當時的駐華大使馬康衛曾應中華民國外交部次長楊西崑要求，召開秘密會議。楊西崑向蔣中正提議，中華民國改名為中華台灣共和國（Chinese Republic of Taiwan），以行政命令通令全島進行公投決定台灣前途，並由台灣人民選出制憲會議。楊西崑表示蔣中正不反對此方案，但需要美國表態支持。美國總統尼克森及其高級顧問季辛吉因為正在籌劃北京之行，未理會這個方案[12]。　（來源：wiki)

當時背景是「蔣介石的代表」喪失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位置，並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之。此舉用意是要規避聯合國的《一個中國決議》，以「中華台灣共和國」身分重新進入國際舞台。然而國民黨人當年視此類觀念為「台獨」且有宗教性的意識形態「罪該萬死」，如李敖等外衝撞威權體制的外省人都曾被以「台獨」判刑入獄。

（曾經簡單的道路，今天舊的中華民國被推翻後，我們台灣人還要繼續背中華民國的爛攤子。)

http://forum.gamer.com.tw/C.php?page=1&bsn=60076&snA=3220476&subbsn=0

中華民國當年是否合法具有台灣主權的爭論，與其永無結論的爭論國際法理，不如直接看當年外國怎麼說，上面連結裡英國在1950年代始終不認為中華民國殖民政權具有台灣主權，並且在內部機密文件說「福爾摩沙的未來應該由聯合國決定，是國際問題」；當年中國還很弱小不具備今天的國際壓力。

（中華民國對台灣人和中國人來同時都是噩夢一場.....今天我們夢醒了卻要繼續扛爛攤子，中華民國國民黨就讓他們消亡吧，罪孽本來就屬他們，反對黨就讓新興小黨（我討厭廢死黨...)壯大來扮演就好了。）

（我們的世代早已沒人再區分省籍了，外省年輕人跟我們一起在罵國民黨，仇恨目標就是向著當年中華民國的國民黨，自焚台獨爭民主的鄭南榕也是個福建外省人二代）

（兩三年前我還對228冷感，不知道為什麼最近突然覺得自己清醒了）

(我一直覺得中華民國人佔據菁英位置的模式很適合拿來論述世界上的少數民族把持財富、權力
、知識菁英位置的模式和原因，若從基因來論他們和普通中國大陸人是一樣的，而當年中華民國捕殺的台籍菁英和知識分子素質遠比當時的中華民國菁英好）



官修的《臺灣省通志稿》(卷三)一書刻意將終戰初期發生的米荒，完全歸咎於日本人在臺實施米穀統制及徵調軍伕的結果，並且有違事實地寫道：「幸而，不久之間，臺省即行光復，百廢俱興，糧政亦隨之而改進」(參閱前揭書，頁97-100)。潘志奇還額外提出「肥料等生產財缺乏」、「受盟軍轟炸」與「社會秩序紊亂」等原因(參閱氏著，《光復初期臺灣通貨膨脹的分析》，1980年，頁21)。其實，早在日治末期臺灣農業已具有米倉的實力，臺米產量曾於1938年達到頂峰1,000萬石(約等於150萬噸)，每年銷往日本400至500萬石。戰爭期間，總督府統制米穀，1944年戰局又使臺米無法輸出，各地倉庫幾乎米滿為患。終戰後，受託前來接管的中國國民黨政府，不僅繼續米穀統制的作法，還仿傚滿清帝國時代的「田賦徵實制」，於1946年7月3日公布「臺灣省田賦徵收實物實施辦法」，強迫農民與地主從1946年第二期稻米收成起，以土地稅1元實徵米穀8.85公斤(即14.75臺斤，細節可參閱〈田賦如何征實〉，《民報》，晚刊，1946年7月8日，第302號，頁2)為準(實際上，至1950年1月又公布施行「臺灣省防衛捐徵收辦法」，每賦元的實物徵收額已累積達14.16公斤，而僅「田賦」一項的徵獲數額即佔該年度總稅收的14.78%。參閱任慶福，〈台灣之田賦〉，《臺灣銀行季刊》第13卷第4期，頁22-23)，實施地租的「穀納制」。此外，行政長官公署甚且將美國捐贈給「救濟總署臺灣分署」的肥料(至1947年底共有122,000噸)納為己有，再用來與臺灣農民交換米穀，如同接收後搜括來自日軍所囤積的軍糧(根據柯喬治的說法，當足供一支20萬人的軍隊二年，或25萬人的軍隊一年半所需)，通通運回中國。臺米大量流失的結果，導致臺灣發生了百年來首次的米荒。正當臺灣鬧米荒之時，蔣介石又以支援「祖國」消滅「共匪」為由，下令將臺米急速運往中國(1946年7月)。這一年臺灣的米產量尚超過89萬噸，原本足夠臺灣人消費，卻被蔣氏政權大量徵為軍米運走，造成米價暴漲，米荒窘況益形惡化(參閱楊碧川，前揭書，頁72-73；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1980年，頁723-728；柯喬治，《被出賣的台灣》，1997年，頁125；劉進慶《台灣戰後經濟分析》，1992年，頁136-139, 162)。


****1980年林宅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