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母親的錯？——台灣社會「教訓媽媽」的共犯結構
母親，大概是這個世界上最被推崇（同時又被輕視）、最根本（因此被無限上綱到萬惡的根源）、最常被提及（也最廣泛到不知所云）的角色與概念了。人們期待著母親為孩子犧牲，一方面歌詠她的「偉大」，一方面又把這個犧牲當作理所當然，只要稍稍偏離那個無比聖潔、無盡犧牲的形象，就不免要蒙上自私的惡名，而她也將不得不承擔起所有發生在孩子身上的錯誤之罪責。一個太依賴的孩子，必然是因為母親太過保護；反之，一個太過活潑、動作聲音太大的孩子，也會被認為是缺乏教養。當然囉，一般的用語不是這樣說的，人們會說：「是家長的錯」，但說到底畢竟指的還是母親，因為在目前絕大部分的世界上，負擔教養責任的，主要還是母親。
成為一個母親之後，我對種種投射在母親身上的過度要求特別敏感。但同時，尤其是在我母職的第一年，那段每天與孩子朝夕相處、其他什麼事也沒幹（也幹不了）的時間，我發現自己心思變得那麼地狹隘、那麼容易對其他母親的作為大肆批評，原因無它，只是來自對自己母職表現的不安全感。正是這些對母職的不合理要求，把我變成了充滿黑暗毒汁的怪物，當我擁抱著我孩子盡其所能像個聖母那般巍巍昂昂地肅立著，我也不吝惜將我的毒汁到處噴濺。我非常可以理解，為何人們總喜歡說是「母親的錯」，而且說這話的通常就是經歷過所有類似的不安全感痛擊的母親們。
都是母親的錯
比如說，當一個母親把孩子放在看似安全的嬰兒床上玩耍，自己暫且離開一下，回過頭來發現孩子夾在床墊與護欄之間，已經沒有了氣息，人們毫不猶豫地指責這個母親，說她「沒有隨時顧著孩子」。老實說，號稱自己一直顧著孩子的人，真的從來、從來、從來沒有轉過頭、離開幾分鐘嗎？
再者，為什麼一個母親被指望應該24小時、片刻不移地照料著孩子呢？單憑一個人顯然是無法做到的，對沒有這樣的支援系統的家庭來說，這樣的監控原本就不可能。一個安全的嬰兒床應該足以讓一個五個月大、不會翻身的小孩安全地待在其中玩耍，不至於有意外發生。這可能是產品設計的錯誤，也可能是安裝使用時出了問題，無論如何，指責一個母親沒有時時刻刻守在小孩身邊，是一件極端荒謬、也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又比如說，一個37歲、有妊娠糖尿病的「高齡」產婦（雖然近年來歐美國家35歲以上才開始生第一個小孩已蔚為主流，所以也沒什麼特別不對勁的）胎死腹中，雖然她指控醫師，並要求高額賠償的行為引起爭議，但我總覺得很多母親批評她「沒有胎動兩天還沒看醫生」，說孩子死了是她「自己的錯」，實在是殘忍至極。鮮少感到胎動的母親所在多是，我就是其中之一。真的，不管她後續的動作如何可議，沒有一個女人忍受漫長的不孕症療程終於懷孕、孕期間萬分小心監控自己的糖尿病病情、以求胎兒健康成長，只是為了如果出事可以大賺一筆。如此一筆抹煞失去孩子的傷痛，甚至指責她害死胎兒，跟人們指責她破壞好醫生的大好前途之劣行，其惡毒程度可以說是有過之而不及。
還有，一個母親開車載孩子沒用安全座椅，還讓孩子坐前座，發生了車禍後，又一時情急抱起了幼兒，導致孩子脊椎受損。這真的很嚴重，真的錯很大，不僅違法，也傷害了孩子一輩子，更別提她事後又有一些爭議性的作法，導致人們質疑她利用孩子博取社會的同情心。但老實說，在台灣到底有多少人開車載孩子出門一定使用安全座椅？我帶著孩子回台灣的那段時間，就遇到太多次親人朋友跟說我「抱著就好了，很快就到了」。計程車就更別說了，根本就找不到可以提供兒童安全座椅的計程車公司。連事先預定好的機場接送轎車，來的時候兒童座椅底部甚至是裂開的，根本完全沒有保護效果。
指責完母親改變得了結構？
為什麼我們把一整個社會習以為常的因循苟且、長年來欠缺品質管制的嬰幼兒用品怪罪到單一的母親身上？
就算她們真的錯了，單單指責她們又有什麼意義？為什麼我們很少把精力放在如何去改造現有的制度、現有的陋習，思考如何從結構面上去避免這樣的情況發生？是因為這樣太耗費精力，或覺得我們這樣的市井小民無法改變大局，因此責怪個別的母親容易多了？或許更重要的是，為什麼整個社會的思維總是環繞在「是誰的錯」、「揪出那個該負責的人」，很多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該負責的人。每一次有人說「沒有安全座椅沒關係啦，一下就到了」，我們就輕易屈服時，我們就是這個結構性錯誤的共犯；每一次我們抱著幼兒坐上沒有安全座椅的計程車，我們就助長了計程車業覺得「沒有必要提供這個服務」的風氣。
有些人說，如果一個產婦硬要堅持自己的生產計畫，最後發生了不幸的結果，事後家屬還是要找醫生算帳。但這就是侵害「所有」其他產婦身體權的藉口嗎？現行醫病之間的衝突，不應該讓絕大多數不需要醫療介入的產婦付出代價。難道這不正是另一個台灣社會只看得到復仇正義、看不見公義的最好例子嗎？我們應該改變的，是對醫療人員不切實際的期待，即便他們的專業行為有所疏忽（有時只是疏於安慰病患焦慮的心），病患在醫療過程中去世，他們也不應該擔負奪走性命的刑責，因為他們的工作是提供醫療服務、醫治疾病，而不是「拯救生命」，那只是他們工作的衍生結果罷了。
而前面提到胎死腹中產婦告醫師的例子，正好提供了一個我們檢討台灣今日荒謬醫病關係的好入口，但惡毒地指責單一案例在親人（胎兒）死亡後的非理性表現，對情況又有什麼幫助？
將女人從母親角色釋放出來
只要這社會繼續鼓吹著、描繪著虛幻的聖潔母親形象，一個生育了孩子的女人，就將永遠地囚禁在這個形象的牢籠裡。而因為這個形象的不切實際，我們將永遠地在自我批判與質疑中煎熬，甚至將這種痛楚拋擲在其他女性身上，任憑她們決定不生育（「自私的女人，老了再來後悔就來不及了」）、還是育兒理念不同於自己（「孩子沒有整天抱著盯著，出事了要怪誰」）、或選擇繼續工作讓其他人分擔教養工作（「不打算自己照顧，幹嘛生」）。
事實上，就連女人自己都忘記了，她自己不是生產的機器，就跟男人一樣，她也不是一個天生的照顧者。唯一能改變這種情況的，是更多的男性願意投入親職、分擔教養職責，是國家願意思考如何從體制面輔助親職、支持更為性別平等的親職角色扮演，將女人從這個犧牲奉獻的聖母角色中解放出來。只有從這裡開始，關於母職的荒謬期待才有可能（慢慢地）發生根本的改變。也就是說除了生理性的「母親」（生產、哺乳）意義外，女人可以擺脫文化上的「母親」形象，成為一個單純的親職供給者，而「父親」也可以脫離傳統中「賺錢養家」那種「沈默、堅強」的刻板形象。
的確，「家庭」就是女性解放運動的最初始的戰場；既然我們的孩子都是從我們身上學到怎麼面對自己、怎樣想像自身的。當然對很多人來說，這根本就不是關切的重點，這些人相信「男人就應該有男人的樣子、女人有女人的樣子」，他們其實常常不是女性主義論述中的「既得利益者」，更多的是犧牲者，他們因為自己承擔過的壓迫與痛楚，為了堅定自己承受過的傷痛是有意義的，寧可反過來擁抱那個傷害他們的體制。這也是護家盟論述的根本問題所在：家庭對幼兒的影響的確深遠，但對他們來說，家庭不過就是複製他們偏差狹隘意識形態的工具罷了。
與其24小時盯著妳的孩子看、惡毒地指責其他女人，還不如專注於讓孩子看見一個值得尊敬、值得效法的長者，勇於挑戰社會僵化的性別結構、改正結構性的錯誤與不正義。放棄當一個「完美」的母親，也放棄用這套標準指責其他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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