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到：為什麼我要關心法輪功學員因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殺的事情？這與我有什麼關係？
我說：你還在等什麼？難道你要等到有人為了摘取器官而殺害你時才抗議嗎？到那時就太晚太晚了。
德國的馬丁•尼莫拉牧師在1938年曾經這樣寫道：
“起初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後來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此後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了。”
為摘取器官而殺人的罪行並非是針對法輪功學員開始的，之後也未止於對這個團體成員的迫害。在中國，這一罪行始於殺害死刑犯而摘取他們的器官。之後，這一罪行涉及到更廣的層面。正如伊森‧葛特曼的調查所顯示的，維吾爾人、藏人和家庭教會成員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
當1933年納粹上台統治德國時，許多人曾經問過一個類似的問題：為什麼我們要在乎納粹對猶太人所做的事情？這與我有何相干？
當時的英國首相張伯倫，在1938年9月與希特勒、墨索里尼及法國總理達拉第一起簽署了《慕尼黑協定》，允許德國吞併捷克的蘇台德地區。捷克斯洛伐克對此卻沒有發言權。同一個月，在下議院，張伯倫為他的綏靖政策辯解稱：希特勒指捷克當時虐待其境內的德裔少數族群。張伯倫還說：那是一個在“距離我們遙遠的國度里、一群我們一無所知的人之間發生的爭論。”現在看來，張伯倫當年的論調完全適用於今日的法輪功問題。有人可以說：中國以外的人們對法輪功一無所知；中國政府對法輪功的打壓是一個局外人不感興趣的紛爭。可是，張伯倫在那場他和他的許多英國同僚“不了解”的人群“爭議”中對希特勒的姑息，卻在不到12個月之後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四十萬英國人的死亡、蔓延全球的戰火以及大屠殺。
德國納粹主張的滅絕式的反猶主義、要消滅各地的猶太人的決心，釀成並且延長了二次世界大戰。二次大戰給猶太族群造成的傷害和損失是無以言表的。猶太社區犧牲了六百萬生靈，占其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東歐意第緒小城鎮的文化徹底消亡。
全球也因而付出了代價。猶太人對全球的科技、藝術、文化和學業做出了重要貢獻。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如果沒有逃亡、成為難民，也會成為大屠殺的受害者。那些因為被摘取器官而失去生命的法輪功修鍊者之死也是世界的損失。試想：如果他們能夠幸免於難，將會為地球村做出何等貢獻。
二次大戰是我們這個星球的一場災難和悲劇。這場戰爭的死亡人數是六千二百萬，包括兩千五百萬軍人和三千七百萬平民（其中三千一百萬是非猶太人平民）。
反猶主義和納粹侵略之間有着直接的聯繫，因為納粹德國入侵他國為的是消滅當地的猶太人。露西‧大衛多維茨（Lucy Davidowicz）在其著作《1933-1945針對猶太人的戰爭》中寫道，納粹德國的統治者實際用二次大戰來掩蓋他們對猶太人有計劃的謀殺。(注一)
而反猶主義和日本的侵略其實也有關聯。日本之所以有機會入侵亞洲是因為一方面日本與德國和意大利簽署了三方同盟；另一方面是因為德國進攻亞洲的殖民勢力--法國、荷蘭及英國，從而造成了亞洲的權力真空。對猶太人的仇恨實際上把整個世界拖下了水。
這場戰爭的破壞性在戰後依然延續。1945年建立的紐綸堡國際軍事法庭在1948年即被廢除，留下一半的案卷沒有起訴,其中包括後來擔任聯合國秘書長和奧地利總統的庫爾特‧瓦爾德海姆。不僅如此，還有數以千計的罪犯沒有被確認或被指控。如果對這些人進行全力起訴追查的話，他們定會被繩之以法。同盟國的動機是期望在冷戰中把西德保留在他們一邊。（注二）
要有效抵制納粹分子，就必須是全方位的。[不幸的是]，本來作為戰後機構計劃的一部份，打算建立一個常設國際法庭，但是這一計劃卻作廢了。同樣的，地方的司法機構也不得不避開起訴當地的納粹屠殺罪犯。
當年對納粹分子的豁免演變成日後一個接一個種族滅絕罪行的執照。豁免犯下群體屠殺罪的納粹分子與二戰後接連不斷的反人類罪行有着直接關聯。這些罪行發生在盧旺達、柬埔寨、波斯尼亞和蘇丹。
如果我們可以做一件事來逆轉二十一世紀悲劇的發生，我有如下建議：在納粹迫害猶太人一開始之際便進行全球化的、強有力的抗議。然而，我們不能逆轉歷史。但是我們可以從中吸取教訓。如果人類可以通過二次大戰中取得一個教訓的話，那就是：在一個實行鎮壓的國家裡，針對一個處於劣勢的少數群體的全民仇恨會帶來全球性的破壞。
如果我們對法輪功一無所知，我們最好要去了解它、而且要趕快了解。中國政府對法輪功群體所實行的虐待很可能將會影響到我們所有的人。
雖然中國沒有要侵略其他國家以殺害當地的法輪功修鍊者，但是，間諜活動、滲透和企圖壓制已然是常規作業。中國政府在世界範圍內以威脅、恐嚇、政治欺凌以及金錢利誘等手段來妖魔化、邊緣化法輪功。
對人權的壓迫是一個正在擴散的且無法洗刷掉的污點。它決不止於今天的受害者。除非有人挺身而出捍衛今日之受害者，否則，明天，受害的就可能是我們。
侵犯人權者往往採取“分而征服”的戰略。他們通過分隔受害者與局外人，在那些本可以出手相助的人群中製造冷漠，從而可以對最脆弱者施行攻擊。我們必須讓局外人意識到：他們和受害者本是一體的。這樣我們就可以打敗那份冷漠。
令人遺憾的是，有那樣多的侵犯人權的案例需要我們與之抗爭。當選擇從哪個案例着手時，應該首先解決最惡劣的事件。我們需要幫助那些在本國無法自助的受害者。
如果你是一個在中國為法輪功大聲疾呼的人權活動家，你自己也很有可能變成一個人權受害者。高智晟先生的例子就是最好不過的說明。局外人一定要幫助中國的法輪功學員，因為只有局外人才有安全保障的優勢。
在海外對那些殘酷政權的人權迫害進行抗爭似乎令人絕望。因為那些侵害是如此根深蒂固，看起來根本不會鬆動。可是，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取消，蘇聯和東歐共產體制的解體，拉丁美洲國家安全局勢的變化，還有埃及和突尼斯暴政被推翻，這些事件都清晰地顯示出了相反的結論。
這些政權的僵化也正意味着它們是易碎的。對於其犯下的人權罪行施加壓力逐步地撼動了此類政權，直到它們最終破裂（坍塌）。
無論在何種情況下，當我們針對侵犯人權進行抗議時，我們首要的聽眾應是受害者而非肇事者。我們的抗議行為不一定會打動侵犯人權的人，但肯定能觸動受害者。對許多受害者來說，他們困境中最糟的部份是絕望感，那是由於感覺自己不被注意或被人遺棄而產生的。我們要和受害者站在一起，告訴他們：我們知道正在發生的一切，我們反對。我們的呼聲將為受害者提供一劑良方。
人權屬於個人而非政府。把人權交由政府打理，那麼它必定枯萎。每一個個體必須維護人權以確保這些權利生生不息。
反人類罪是針對我們一切人的。當反人類的罪行發生時，我們都是受害者。當我們自己面臨受害之境時，當人類家庭的另一些成員正在飽受凌辱時，我們不應默不作聲。
對於那些發生在外國的侵犯人權的罪行發聲抗議不僅是關乎他人的體現，也不只是為了阻止事情變得更糟。它是關乎我們自身、關乎現在。
與發生在外國的侵犯人權的罪行進行抗爭是人道主義和關愛的表現，而對它裝聾作啞則是殘酷的、不人道的。我們的所行決定了我們如何為自我定位。如果漠視法輪功學員的困境，我們其實正在侵蝕着自身的人性，把我們變成自私冷漠的人群。
作為非法輪功修鍊者，我們起來抗議對法輪功的人權迫害，恰恰因為我們並不修鍊法輪功，而不應說：“儘管我們不修鍊法輪功”。當我們憑着人道主義精神，跨越地域、精神和文化的隔閡，我們便能夠確立自身最基本的整體性，團結一致。人道主義精神，那是我們共有的、屬於人的紐帶。
注一：班坦姆出版社，1976年，紐約，第122頁。
注二：參見大衛‧麥塔斯和蘇珊‧錢倫道夫合著的《遲來的正義：納粹戰犯在加拿大》，夏默希爾出版社，1987年版。
（本文作者大衛‧麥塔斯是加拿大馬尼托巴省溫尼伯市的一位著名國際人權律師。有8本專著，曾在加拿大最高法院為多宗國際組織的人權案件進行辯護。擔任過許多政府職務，獲得過眾多獎項與榮譽。）
創作內容
明天，受害的就可能是我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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