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時期， 由君位傳承引發的動亂十分頻繁，賀蘭、獨孤、慕容等部落與拓跋部既為聯盟，又世代為婚，成為君位傳承中舉足輕重的力量。當時北魏尚未確立一套父子傳承的嫡庶長幼之序，儲君的策立和登基往往有賴於母后和母族的強大，可謂「母強子立」。
拓跋君長的妻族或母族也往往通過他們來控制拓跋部內大事，由於北族婦女沒有禮教束縛和對其用權的製約，所以她們要直接把握朝政也比較容易。道武帝拓跋珪即位，即賴於母后及舅族的干預和支持，但到這時，這一傳統已經成為北魏由部落聯盟向帝國轉軌的負擔。
為了改變這種局面，道武帝先用戰爭手段強制離散母族賀蘭部、妻族獨孤部、祖母族慕容部等大部落，統一代北，再後來他先後逼死自己的母親賀蘭太后，賜死太子母劉皇后。雖然之前亦有神元帝殺竇后的先例，但從道武開始，「子貴母死」開始成為易代之際的慣例。
北魏的宮廷為了避免外戚干政，實施殘酷的母死子貴制度，即後宮女性只要生下皇子就得被賜死，以避免母以子貴的情況發生。但幼子還是需要人照顧，因此就有所謂的保太后，即以太子的保母在太子繼位後成為皇太后。北魏有三種皇太后，一種是皇帝的生母，另一種是皇帝的保姆，還有一種是未曾替前任皇帝生皇子因而存活的皇后。如北魏孝文帝乃由漢人女子李夫人所生，然李夫人在生下孝文帝以後即被賜死，由身為太后的馮氏所養大。
「子貴母死」目的何在？ 為防母后干政。漢武帝殺鉤弋夫人，就是因為欲立鉤弋之子為太子（即後來的昭帝），子少母壯，「恐女主顓恣亂國家」。《魏書》論其源流時或曰漢典（漢武殺鉤弋事），或曰北魏舊制。當然漢典只是「包裝」，根源還是在拓跋舊制，在北魏的歷史發展過程中。
立太子前，先賜死其生母。這種殘忍的傳位方式，史學界稱之為「立子殺母」或者「子貴母死」。開此先河的，是漢武帝；形成制度的，卻是拓跋氏。漢武帝「立子殺母」，在西漢僅此一例；而拓跋氏的「子貴母死」，卻在北魏沿襲成勢。
北魏建國前，拓跋鮮卑還處在氏族公社解體時期。《魏書．序記》把婦人比作「天女」，以及「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的諺語，說明父系氏族社會時，婦女地位還相當高；而「昭成……議不決。後聞之……乃止」和「平文崩，後攝國事，時人謂之女國。後性猛妒忌，平文之崩，後所為也」。
則反映了當時的婦女既干預朝政，也專權弄權。再者，作為東胡的一支，鮮卑人的血管裏，難免攜帶著「先母而後父」和「怒則殺其父兄而終不害母」的基因。北魏要成為專制帝國，實現「父子家天下」，就必須要對阻礙封建化進程的落後習俗，尤其是對根深蒂固的「母權制」進行血腥變革。個人認為，拓跋珪通過賜死劉氏，使拓跋嗣擺脫母權干擾，成為獨裁皇帝，是形成「子貴母死」制度的根本原因。
除了歷史遺留問題，現實情形也讓拓跋珪感到憂心。拓跋部能夠複國，北魏能由弱變強，除了母族賀蘭部的鼎立相助，還得益於妻族獨孤部的大力扶持。然而，隨著敵對政權一個個的被征服，隨著北魏國勢的日漸強盛，對中原歷史頗有研究的拓跋珪，敏銳地嗅到了外戚勢力對北魏的潛在威脅。
拓跋珪是政治家，是開國皇帝，而且受過滅國之苦，為了保住這份失而復得的基業，他必須要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拓跋嗣一旦繼承皇位，其生母劉氏，這個來自獨孤部的皇太后，就可能成為獨孤部外戚染指北魏皇權的橋梁紐帶，那麼，王莽篡漢的歷史悲劇就會在北魏再度上演。筆者認為，拓跋珪通過賜死劉氏，達到離散外戚部落、杜絕外戚介入、防止皇權旁落的連環目的，也是產生「子貴母死」制度的重要原因。
文明孕於野蠻。道武帝肇始，以「子貴母死」換得北魏穩定的君位傳承秩序，有利於拓跋部的穩定和文明程度的提高，有利於其向封建帝國轉化，然而此制實行了七代，歷一個世紀之久，期間不知犧牲了多少無辜的母親！
創作內容
北魏「子貴母死」的政策，源自漢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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