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詞作業

　　陶淵明被稱為我國田園詩人之祖，南朝鐘嶸亦稱其為「隱逸詩人之宗」，雖然在年少時有「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其五）的抱負，但在辭去彭澤令後的日子裡，選擇以隱居躬耕的方式來表達對政局的失望，然除了對政治的灰暗失去信心之外，有一部份的原因是來自本性對自然的嚮往［１］ 。與之相比，辛棄疾的一生乃至於仕途都可謂更加坎坷，十三年內遭調職十四次，在官場上總是無法有重大的建樹和作為［２］。 兩者在人生的後半段看似皆歸於隱逸，然陶潛自覺的放棄官場仕宦的拖累，寄情於桑麻田園中，而幼安則是多次罷官，空有壯志卻無以報效國家，在心境上有不同的表現，因此本篇報告欲比較兩人在閑居時期的心境差異，描繪出陶辛兩人對人生、國家的不同態度。

　　辛棄疾於四十二歲壯年時遭彈劾罷職後，經歷「三仕三已」（〈哨遍〉），從壯年成了老英雄，最後含恨逝於故居之中。綜觀其前半生，自奉表南歸後，生擒張安國、奏《美芹十論》，四十一歲時更在湖南創建雄鎮一方的「飛虎軍」，都可窺見他既有膽略勇氣，亦有深謀遠慮的智略，更有實幹才能，卻因其「歸正人」的身分屢受不公平的待遇，最後只得空望家國故土、鬱鬱而終，無法看見大宋再次振作的一天［３］ 。 其歸隱的原因主要來自於朝廷的不重視、身分的不受信任，以及主政者日趨軟弱的對金態度，導致英雄的一生淒涼。

　　而陶淵明則不同，其生活在晉宋易代的複雜時代背景，又因當時極為注重門閥家世，且陶家雖非大族又高於寒門，故陶淵明在政治社會中的地位十分尷尬，被譏為「小人」，又被認為是有著篡位野心的人［４］。 為了光耀門楣，也因受了儒家傳統經世致用觀念的影響，因此他早年是有志於仕途，想建功立業但又眷戀鍾愛的田園生活。然而隨著桓玄、劉裕等人逐漸顯露的野心，陶淵明終於對仕途感到失望，回到自幼便喜愛的田園生活之中隱居，且與幼安不同，其在晚年仍有出仕的機會，但陶淵明拒絕了此次的徵招，最後病逝。觀其人生，可見陶淵明生於晉末，卻帶著名士前輩們的風骨，以堅定拒絕仕途的行為來表明其高潔的人格美，與辛棄疾被迫隱逸的境遇大不相同，在心境上的層次更是有著差異。

　　若將稼軒的隱逸時期自家居信州帶湖時期算起，到官居兩浙時期最後病逝的話，二十五年中，其從滿懷壯志，賦閒時的諷刺、牢騷，二度罷官後的轉趨閒適與豁然，最後燃起希望卻又失望。嚐盡人間甘苦，又空有英雄志氣而無以發揮，這一切盡發於詞作之中。有如〈沁園春〉（戊申歲奏邸忽騰報謂餘以病掛冠因賦此）：「老子平生，笑盡人間，兒女怨恩。況白頭能幾，定應獨往，青云得意，見說長存。抖擻衣冠，憐渠無恙，合掛當年神武門。都如夢，算能爭幾許，雞曉鐘昏。　　此心無有新冤。況抱甕年來自灌園。但凄涼顧影，頻悲往事，殷勤對佛，欲問前因。卻怕青山，也妨賢路，休斗尊前見在身。山中友，試高吟楚些，重與招魂。」這類既激憤於邸報之不實，又自甘田園終老；既「頻悲往事」，又「殷勤對佛」；既憤世嫉俗，又憂讒畏譏；既否定功名，又高唱人生如夢，尋求寧靜淡泊的理想之境的作品。亦有〈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稻花香裏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　　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舊時茅店社林邊，路轉溪橋忽見。」這類描寫農村生活、風格自然平淡的作品，幼安寫來揮灑自如，清新淡雅且平緩優美，代表其隱逸生活的一個面向。除此之外，當然還有〈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醉裡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　　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這一種悲歌慷慨的作品，除末句之外，整首作品皆充滿了建功立業、馳騁沙場的壯志豪情，稱為壯詞的確沒有問題，然辛棄疾妙筆便在最後一句，將所有激昂之情立刻轉為悲壯淒涼之風，既抒發了雄豪壯闊之英雄氣慨，也泣訴了報國無門、英雄失路的悲哀之傷。稼軒晚年〈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是其壓卷之作，其在四十三年前為了恢復中原而奉表南歸，然一再浮沉於宦海之中，如今垂垂老矣終於有了一個北伐的機會，卻又不受重用，將歷史事實、國家前途，以及自身的境遇寫在一起，慷慨而悲壯，沉鬱而淒涼。

　　陶淵明為當時充斥玄言詩的詩壇中注入了新的生機，重新喚起詩的藝術性，並為詩體帶來了「田園詩」這一新的題材，以田園景物的恬美、田園生活的簡樸，表現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５］。 如他〈歸田園居〉其一：「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以田園與塵網兩相對比，抒發詩人歸田後的愉悅之感。陶淵明亦有繼承阮籍、左思詠史詠懷詩歌的作品，圍繞著出仕與隱逸的中心思想，如〈雜詩〉其二：「白日淪西阿，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這首詩以時光的流逝引出有志未騁的悲淒，是其詠懷詩的代表作。除此之外，陶詩中有「行役詩」一類，主要在表達對仕宦的厭倦，反覆訴說對田園的思念和歸隱的決心。此兩者是所有行役詩所共有的內容，例如其〈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來苟冥會，宛轡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眇眇孤舟逝，綿綿歸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餘。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與陶淵明其他行役詩一般，以失去自由的無奈之感為主軸，且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心情愈發強烈，故其詩作多是對官場生活的鄙棄與厭惡，以及對田園生活之嚮往、思念與讚揚。而在其真正進入隱逸生活前（即辭去彭澤令前），他其實一直在出仕、歸隱中猶豫不決，隱居時想出仕，出仕時要歸隱，心情十分矛盾［６］。 故我們可知陶淵明真正開始隱逸生活後，其實一方面是在表露隱逸的決心，另一方面不斷堅定自身隱居的念頭，以免自己再度落入那黑暗絕望的宦海之中。

　　稼軒的隱居，來自於與時代的巨大矛盾，他是抗金主戰的元老，也是從未屈服的英雄，他背負著當代人的志願，又是後世讀書人的表率，然而生不逢時可稱英雄者，必有其可憐可嘆可悲之處，在稼軒身上即是一生無法報效國家，收復中原故土，光輝大宋國威。因此稼軒之隱逸，實乃不得已而為之的行為，如果可以上場殺敵、建功立業，他又何必終日憂憤悲淒？因此在稼軒身上展現的隱逸，實為一種悲哀、無奈的情景，既是英雄的悲哀，也是國家的悲哀。而元亮的隱逸，是他一生思考後而做出的決定，首先就與稼軒有著根本上的不同，其隱逸是一種自覺而得的境界，在紛亂的塵世中求得心靈的超越、精神的自由。故我們在讀其詩作時，感受到的是一種恬靜平淡、自然樸實的愉悅之感，而我們在讀稼軒之詞時，卻是滿懷悲涼哀淒的無奈。前者是《老》、《莊》思想與儒學融會而成的精神境界，後者則是政治現實下的無奈之舉。前者是超越在人世間的逍遙愉悅，後者是入不了世的絕望孤獨。稼軒身上實在背著太多的東西了，如同我在期中討論時所說的：「英雄之所以是英雄，便是由於做成了人不能做的事、道出了人不能言的話語，這種人總是孤獨而無人理解的，哪怕有陳同甫一般的志士友人，他也總是寂寞，否則如何見他和鷗鳥當朋友？家國之辱一天未曾得報，他就一天是孤獨的英雄。」將他與陶淵明一同比較時，更覺其隱逸生活是一種對現實的安慰、紓壓，而非真正領會隱居的快樂。我想這是最最令我們扼腕、嘆息與憐惜他的，就連歸隱於田園時，都要日日夜夜想著家國、想著故土，一刻不得安寧與放鬆，但這應當是稼軒之所以最悲哀、卻也最光輝、最值得我們稱一聲「英雄」的原因了。

　　

［１］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上冊）》（台北：五南圖書出版，２０１７年３月），頁３１２。

［２］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下冊）》（台北：五南圖書出版，２０１７年３月），頁１３７。

［３］ 同上註。

［４］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上冊）》（台北：五南圖書出版，２０１７年３月），頁３１１。

［５］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上冊）》（台北：五南圖書出版，２０１７年３月），頁３１５。

［６］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上冊）》（台北：五南圖書出版，２０１７年３月），頁３１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