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並不僅止於異性性交之間

1. 「異性性交」就必定標誌著「愛」嗎？

與「異性性交」雖然的確有「繁衍後代的可能性」，但未必就有「愛」，更別說必定能表現「愛的延伸性和開放性」。社會上有太多的棄養、虐待兒童導致孩子身心受創的案例，這些都是於異性婚姻性交後所導致。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習慣簡稱「家扶」）在2017年的調查（備份）當中指出：「家扶執行兒童保護工作30年來、協助過21480為受虐兒童案件中，發現傷害孩子的，有95%是與孩子同住的家人，其中87%為親生父母。」這些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有些所謂「異性性交的繁衍後代的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著「愛」，甚至還存在著殘忍與暴力，當然就別說能標誌「愛的延伸性和開放性」。因此，擁有這種「繁衍後代的可能性」並不代表必定有「愛的延伸性和開放性」。關啟文先生的說法是一種過度美化抬高「異性性交」的說法，而不是所謂「異性性交」的真正「本質」。

2. 愛未必來自於繁衍後代

關啟文先生強調無法表達「繁衍後代的可能性」，就代表「存在著一種不完整性，也容易變得自我中心」，這是將「愛」與「繁衍後代」過度連結的一種說法。然而這樣的說法不僅限縮了「愛的延伸性和開放性」的意義，也同時踐踏了世界上太多聖潔無私的「愛」。例如德雷莎修女曾經幫助過很多流浪兒童，使他們能夠在溫飽、平安的環境下順利長大，台灣與港澳也有許多神父、修女收養孤兒，使他們平安長大的事蹟。這些孤兒後來也有不少人將這份愛繼續延伸出去讓更多人受惠，也有不少孤兒長大後對不是自己親生的、沒有血緣關係的孩童以更開放的心伸出援手，這些都是「愛的延伸性和開放性」。難道關啟文先生要說不是嗎？關啟文先生否認德雷莎修女的愛與貢獻嗎？關啟文先生認為這些人和他們所代表的慈善團體、宗教團體是「不完整的」、「自我中心」嗎？

人體的結構並不是你的設計

1. 人體結構與功能未必是綁定的

的確從觀察人體的生殖系統來看，可以推論這樣的結構在男女之間，可能有繁衍後代的功能，然而我們並不能因此就說生殖系統的結構必定只能是繁衍後代的功能。觀察自然界的各種生物，其生殖器官的確也是兩性互補，卻發現有許多生物在為了繁衍後代的交合時並不如人類有性交時的愉悅感。如果只是為了繁衍，那麼為什麼人類在性交的過程，會有相當大的愉悅感呢？

關啟文先生過度的將所謂「兩性性器官的結構」與「繁衍後代的可能性」做連結，甚至還認為同性性交達不到這樣的意義，是「不完整，容易變得自我中心」。然而，依照關啟文先生所說這一切都是已經「設計」好的，那麼為何人類的生殖器官結構還會比其他生物多出了「性交愉悅感、欣快感」這樣的功能呢？科學家發現這種感覺還有助於伴侶間的情感，使雙方的感情更加穩固，甚至還有研究顯示性交有促進健康的效果（備份），並非單純只有繁衍後代的功能而已。

2. 就算一切都已經設計好，也不是我們能夠說嘴的

退一萬步想，就算人體兩性的生殖器官在結構上就如關啟文先生所說，是「已經設計好有其功能」，這樣的「設計」究竟應該表達什麼樣的「功能」，也不是我們能夠說嘴的。假若冥冥之中真的有一個強大並有極度智慧的力量「設計」了這一切，那個力量也不是我們，因此我們沒有任何資格來說怎麼樣的「設計」就必定代表什麼「功能」。擅自解釋這樣的「設計」是一種傲慢，甚至可以說是「僭越」。試問關啟文先生，你怎麼知道人體性器官的「設計」必然就是要「繁衍後代」？假若宇宙間那股大智慧的神秘力量最原始的意圖並非如此，例如他並沒有想要使人類繼續繁衍，幾千幾萬年以來其實是人類自己「錯用」了這項「設計」，那麼你堅持這項「設計」的「功能」是在「繁衍後代」，就根本是完全違反了當初「設計者」的原意。請問關啟文先生，你有任何的證據可以證明你所說的「功能」，必定是當初設計者的原意嗎？請提出你的證明吧！

3. 若不符「設計」就是「不完整」，那麼刻意違背「設計」就是罪惡

關啟文先生不斷強調人體結構的「設計」，並認為不符合「設計」而生的行為就是「不完整、容易自我中心」的行為。然而若依照這種說法，那麼擁有這種「設計」，卻沒有依照「設計」來行使其功能的人，將會變得比純粹不符設計的人還要「罪行重大」。不符「設計」的人是因為他們做不到，然而符合「設計」卻違背「設計」的人，就是有能力卻不做，更加的可惡。如此說來，「異性性交」若是刻意避孕，就等於刻意違背了關啟文先生所說的「繁衍後代的設計」，這應該是一件比「同性性交」還要令人無法接受的事情，然而關啟文先生卻置之不理，只是一味的攻訐「罪行」較輕的「同性性交」，這樣的邏輯令人難以理解。

從另外的方向來思考，關啟文先生在《意識形態二：先天論》當中極力論述「同性戀傾向並非先天」，他是否想過，「同性戀傾向」會出現在世界上，會不會其實也是一項「已經設計好的」事情？如果不是已經設計好的，那為何在人類的歷史當中會不斷的、反覆地一直出現？若是關啟文先生堅持這不是應該有的「原初設計」，那問題就會回到上述第2點：「請問關啟文先生，你有任何的證據可以證明當初設計者的原意嗎？」我想關啟文先生也無法證明所謂「設計的原意」，那麼又如何能反駁「同性戀傾向是先天設計」的假設呢？「同性戀傾向」會使人有「受同性吸引」的效果，如果硬是抵抗這股衝動，反而去和異性發生親密行為，是否反而違背了原初的「設計」？雖然這些都是假設性的問題，不過我們可以依此看出關啟文先生這套「設計論」的說法有多麼自相矛盾了。

性交型態不應做為享有權利的唯一公共論述

1. 什麼原因造成如此差異？

美國疾管局2011年的報告指出，無論男性或女性，身處婚姻關係的人，在過去一年內曾有超過兩個以上的性伴侶（代表關係之外的性行為）的比例，是比身處情侶關係的人還來的低的。也就是說，同樣是親密的伴侶關係，有婚姻的保障與約束之下，更不容易發生所謂「外遇、偷吃、背叛」等等親密關係的重大危機。因此，如果某些人因為某些理由而無法結婚（例如同性伴侶無法結婚），那麼他們自然就不會受到婚姻制度的保障與約束，那當然性伴侶數量會比能夠結婚的族群還來得多。在我反駁護家盟的文章《同性伴侶的親密關係無法長久？》當中也有討論到同性伴侶容易關係不穩定的問題，該文當中護家盟甚至自己承認「造成同性伴侶穩定度不高的原因，有可能是同性伴侶缺少合法的婚姻」。早在2000年的美國研究（備份）早已顯示「給予同性伴侶法律保障，將有助於降低多重性伴侶、一夜情、危險性行為」。（詳見我的文章《法律承諾同性關係＝增加社會負擔？》）因此關啟文先生反對給予同性戀法律保障的態度，才是造成同性戀性伴侶數量增加的原因，是作賊喊抓賊的情況。

2. 他們的性行為是否充滿風險？如何降低風險？

「性行為的風險」未必全然來自「性伴侶數量」，有很多風險其實是來自於未經保護的性行為，台灣的疾病管制署曾以官方正式的新聞稿（備份）指出：「愛滋病毒的標的只有高風險行為，沒有高危險族群。」關啟文先生特別拿出「肛交」這件事來批評同性戀，彷彿只有同性戀才會有肛交這類的性行為，然而美國疾管局2011年的報告顯示，美國有30.7%的女性與35.8%的男性曾在異性間性行為當中進行肛交，而在《行為與愛滋》期刊當中的一篇2015年大規模系統性回顧研究（備份）在回顧了全世界的文獻後指出，有22%的異性性行為當中會進行肛交，而估計這些肛交的行為當中只有48%有做安全防護。也就是說，肛交未必只發生在同性性行為，且異性性行為發生肛交時的安全防護也相當的不足。

此外，根據台灣疾病管制局的累計統計（截至2016年12月；備份），異性性行為感染HIV的人，只佔全數HIV陽性者的17.1%，然而這些人當中卻有62.2%的人已經AIDS發病，28.4%的人因此死亡。相較於男男性行為感染者（44.9%已經AIDS發病，8.4%的人因此死亡），異性性行為雖然感染HIV的人較少，卻有最高的AIDS發病率與死亡率，這可能由於他們較不主動接受HIV篩檢，導致等到AIDS已經發病而症狀明顯才驚覺自己得病。另一個可能，是這些人在後續追蹤和治療的遵從性較差，導致HIV感染控制不佳，進展成AIDS發病甚至死亡。

國外也發現了相同的狀況，例如英國的研究（備份）發現男男性行為者晚期診斷HIV的比例僅為30%，而異性性行為男性晚期診斷的比例高達55%。法國的研究（備份）發現男男性行為者晚期診斷HIV的比例僅為31.7%，而異性性行為男性晚期診斷的比例高達48.2%。而加拿大的研究（備份）則發現晚期診斷HIV的感染者，每年的醫療成本是早期診斷者的兩倍多，這無疑造成了醫療保險的沉重負擔。

會有這樣的結果，正是因為許多如同關啟文先生這樣的人不斷地大力鼓吹「同性性行為等於不健康，異性性行為才健康」，導致很多平時會做異性性行為的人誤以為自己是安全的，並不知道其實自己也可能得HIV，甚至他們對於性行為中的風險根本毫無警覺，也沒有想過要保護自己。因此，關啟文先生這種針對「某族群＝風險＝不健康」的評論方式是非常不妥當，甚至造成社會成本增加與更多悲劇。「愛滋病毒的標的只有高風險行為，沒有高危險族群。」當專業的公衛學者都這麼說時，關啟文先生應該要思考他的說法是不是反而成為傳染病的幫兇。

以偏概全是歧視的溫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