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
關於菊與刀這本書，可以想像成，只憑藉一葉帆船的西方學者，如何橫渡太平洋，最終到達日本本島的冒險故事。
甚麼是甚麼？甚麼不是甚麼？作者露絲用了一連串肯定與否定的直述句式，試圖在一片混沌雜亂的材料中，清理出一條可信的道路，讓戰後美國白宮派往東方的特快列車可以暢通無阻。
在缺乏第一手資料與近距離觀察的情況，露絲循著問題──推論──解答的線性推理，刻劃出在當時一個日本人所可能是的狀態，而所以所有推論都仰賴著一個大前提進行，那就是「一個日本人理所當然的是一個日本人」。
露絲寫出的日本民族是以幕府時代為性格雛形，解讀材料嘗試還原西方視野中非人的日本人肖像，有點類似於電影《寂寞拍賣師》裡，老拍賣師發現一幅被歷史沉積物掩蓋的仕女圖後，試著用化學試劑小心抹去頑強汙垢的作法，要符合一個日本人理所當然的是一個日本人的前提，就得從螺旋狀的時間軸，與頭尾相連的環形文化情境中尋找證詞。
單獨發生的事件與其他事件都有著總體上的關聯，因此一名武士因在領主面前受辱選擇切腹，與一個農民在佛龕上不供奉曾曾祖父的牌位有著同等的思維模式，人們對恥辱的恐懼和有限的熱情是同等的，這兩種相仿的動力驅使日本的集體與個體，所有的行動。
每一個異國都有外人無法理解的潛在條文，潛在條文內縮出的領域就是一個如房間般的界，這就讓人在閱讀時感覺到類似冒險小說的趣味，作者的筆觸雖然冷靜內斂，但也淡淡散發出日本執拗而內省的文學情調。
普遍認為菊與刀最大的貢獻，是提出日本文化的雙重性觀點，為了建構並解釋的自相矛盾，她大膽提出運用佛教中「諸界」的關係加以區分不同情境下，行為所遵循的準則。
在界築起的屏風下，西方幻想中與報紙上野蠻而神秘的日本迷霧裡，陡然出現了文明社會才會有的高度科層化體系，他們對各自身分都有清晰的認識，自己身處何種位置，以及位置對應到的責任，依循一種未打算成為日本人的異鄉人難以理解的潛在信條。
人與社會之間互動產生的微妙力場，被形容成跨越時間的界，時間本身也成為衡量界的單位。
或者，也可以說界的概念，是肇因於對有限性的執著。
界與界的關係好比兩個鄰近的泡沫，每個界的疆域形狀是與其他泡沫相撞形成，相撞本身具備戲劇效果，矛盾產生，矛盾加劇，最終得到的毀滅性結果回向證明日本文化的藝術底蘊──對於有限性，或者說宿命難違的感傷──日本人從中汲取悲劇的精髓，並將其視為道德最高的實踐準則，而有限的身體為了企及無限，最終招致的禍害與光榮就成為了日本傳統藝術作品永恆的主題。
上個世紀日本戰前與戰後最優秀的兩位小說家，芥川龍之介與三島由紀夫，分別寫出了《地獄變》與《金閣寺》這樣涉及藝術與犧牲的故事，雖然文體與結構上都已與傳統日本文學有所差異，但主題仍然涵蓋著對人的有限性，和追尋毀滅伊卡洛斯的無限天空之間劇烈衝突。
為了解釋內涵與外延，諸界繁衍出功能各不相同的用語，例如恩情、義務、仁義、士道、覺悟、恥感等，這些精巧詞彙所能應用的範圍，謙遜地不會超出界的限制，不過並不表示這些詞彙不相衝突，如前面所說，日本人盡量避免各界衝撞彼此，可一旦發生摩擦，人們投入的熱忱絕不亞於守護他們的心力。
時間對於生產方式的理解是緩慢可見，作者意不在歷史研究，越是接近，時間積累的性格似乎就越加明顯。
日本人不是從原始土著，逐漸抹去臉上樹液，拋下竹槍後轉變為配戴武士刀的封建社會，而是自始至終，那把表裡佩刀的形象似乎早已潛藏在每個人天性中，只可能變鈍而不可能消失，依據典型的悲劇理論，角色展現的性格將決定其最終下場一樣，作者思考日本人的行為也是參照著天賦的個性。
以菊花與武士刀為象徵的個性也不是憑空想像，依據露絲的判讀，那是在穩固的系統框架下確立的基本個性，日本人未在明治維新時發生像法國大革命般的階級顛覆，除了階級間透過聯姻造成的彈性流動外，多少也歸因於日本人個性的緣故，人情界與報恩長年以來束縛社會的韁繩，反而成為激勵民族主義萌發的鞭梢。
民族主義是個好東西，從上上世紀到本世紀，這個聲音幾乎要變成塞壬的白噪音一樣，不斷引誘著船上掌舵的船員，即使二戰的下場，多少讓這聲音有所警戒，然而任何一個渴求力量的國家，都會願意付出相當的代價換取聲音諭示的前景幻象，國富民強、團結一心的想像共同體。
菊與刀儘管讓日本知識界多少有些顏面喪失的羞愧感──本國的民族性格是由從未跨足當地的接收者定義──，然而也不得不承認，在這本書中，日本是一體的。
露絲所做的，也就是將發生在日本的生命實體留下的痕跡，投射到頁紙上，他使用最適於漫談的散文文體，將引用材料耐心磨成細砂，撒在問題與答案中間，不過這個印象也可能只是作者運用複雜技巧的結果，一個敘述上精心設計的詭計。
迫於無奈，露絲在這份分析報告中，捨棄實地考察所能獲得的統計數據、地理分布、歷史脈絡、經濟活動與生產方式等等，馬克思主義學者極其重視的下層建築論述，直接從文化制度方面下手。
在書中談論日本人時便產生了奇特的現象，經過西方思想洗禮的日本人不在場，德川幕府之前的日本人也不在場，文中作為當代日本人證詞的是，夏目漱石的成長小說《少爺》裡主人公與山嵐絕交的片段，可是即便引用日本評論家的評論，也無法說明夏目的《少爺》並沒有與如芥川的《羅生門》一樣，飽含對當時日本知識份子蒼白苦悶靈魂的批判。
露絲的整個論述樞紐集中在「恩」上，日本的人們在施恩與報恩故事中，展現蓬勃的活力，不同於西方人只有在反抗規則、率性而為時才感覺到無限強烈的生命力，日本人則是在糾纏於多股線條的衝突中，以自我犧牲換取瞬間碎散的生命實感，被暗殺的幕末新選組第一任局長芹澤鴨，據傳聞曾留下一首詩，透露出當時武士渴望的激烈生命價值
霜雪猶未至，繽紛早花開。縱使花落盡，猶聞梅花香。
另外日本對「報恩」的矛盾情感，更集中凸顯在民間傳說中，《白鶴報恩》或者《鶴女房》中儘管施恩者略有出入，但報恩的白鶴要求「絕不能偷看織布時的情況」表示著報恩的舉動具有禁忌的隱密本質，此外更廣為人知的《浦島太郎》中乙姬餽贈給浦島太郎藏著百年光陰的時間匣子時，也提出「無論遇到甚麼情況都絕對不能夠打開」的警告，一旦違反報恩者的要求，恩情斷絕不在話下，還會產生報恩者轉而懲罰違反要求施恩者的滑稽現象，這部分在菊與刀中並未提及，算是題外話就到此打住吧。
找到「恩」在日本人文化中不可取代的核心位置後，之後對恥辱的敏感、有限性的愛戴、各得其所的安置、諸界各自不同的訓練要求，就像是拿去了電阻的電流一樣，展現出認知上的一貫性，西方人印象中頑固「卻能迅速適應最激進的創新」；忠誠「卻陰險狡詐、眥睚必報」；禮貌「卻蠻橫粗魯」；英勇卻懦弱；軍紀如鐵又常以下剋上，這些難解的矛盾突然都有了同源的解釋。
這歸功於露絲解讀日本文化中的恩時，是解釋為具有相當於資本社會貨幣一樣的效果，恩的交換過程既是慷慨的餽贈，也是沉重的負債關係，配合上地位、諸界、以及責任的細分，理想上發自關愛情感的行為，變得跟實體貨幣一樣，更注重還債的規則、價碼與期限，當他們認真對待一個情感，並且試圖賦予其更精細的實踐方式時，社會的活力反而往注定僵化的形式上一路狂奔，這也是為甚麼日本既狂熱守舊，又積極發展各種形式上的改變，如果手腳溫熱，也就沒有人會注意失溫的心臟。
時過境遷，菊與刀的評論者早已發現這本戰後解讀日本最權威的研究中，各種材料上與觀點上的瑕疵偏誤，缺乏對亞洲──尤其是中日歷史脈絡──的深入理解；文中敘述日本對老人的態度過於理想化，從現代日本社會嚴重的老人歧視問題便可以看出謬誤；民間與軍方立場差異；資本主義導入日本後思想上的洗牌；民族性格的推論缺乏歷時性；村里歧視村人的村八分現象等等，也許這些發現都是露絲在說出「本書的壽命大約是十年左右」時就已經預見的，但奇蹟的是，即便在保留諸多細節缺失的情況下，菊與刀依然說對了日本民族性格最核心的一點，「面對羞恥時一顆極端敏感的心」。越多日本學者評論此書，就越加證明露絲的正確，日本人確實十分重視外人對自身的觀感。
二戰後美軍參考菊與刀的見解，快速掌控日方高層與媒體輿論，在所有人都不曾設想的情景下，那個在二戰中，即便歐洲戰場軸心國已然全線崩潰依然負隅頑抗的日本人民，竟然在未發生革命與有組織的暴動情況下，和平且溫馴在美軍的命令下，於廢墟中默默做起了戰後重建工作，除了當時美蘇兩強之間的國際博弈外，也許這本以虛構、不存在的日本人為解讀對象的研究報告，確實向西方訴說了一個實際存在的日本人，如何理所當然地思考一個日本人所會思考的。
關於這篇感想，一部分是因為發現N寫的心．戰場中埋下的彩蛋外，另一方面也是想要嘗試撰寫評論，練習練習，可是實際進行真的，超級不順啊ヾ(;ﾟ;Д;ﾟ;)ﾉﾞ
除了翻了又翻，重點寫了又寫還是不知道該怎麼敘述以外，寫時也常常一句話沒寫完就覺得乏味，只好暫停動作，就這樣被文字給瘀傷了好幾天，才斷斷續續寫了出來，因為這樣的原因，悶了好久想想其實還蠻好笑的。
因為看得文化學著作不多，也多是通俗易懂的大眾作品，所以論點常常不能貫徹到最後，鰻令我汗顏的，不過《菊與刀》確實是一本非常優雅易懂的人類學著作，作者幾乎避免使用任何學術上艱深的用語，推論深入淺出，也因為作者詩人的身分，使的文章節奏從容不迫，相當耐讀，大家有興趣不妨買一本閱讀。
話說本來是想要在文中順便提一下美國描述大蕭條時代失敗著的文化著作《Born Losers》，中文翻譯是《失敗萬歲》，這本著作因為聚焦在一段特定時間內，且擁有大量真實材料，顯得濃度更純，並且更加有趣，作者更是一個十足的幽默散文行家，希望以後可以有機會寫一篇這本的感想_(√ ζ ε:)_
創作內容
一點點《菊與刀》的評論感想
《助手先生》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