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想寫這一篇，是因為這幾天看到土耳其的政變新聞，以及ㄧ些關於土耳其軍方政變傳統的討論。不過這篇文章內容完全不會提到土耳其就是了。這篇文章的重點，在於討論宗教國家到底是怎麼出現的。
大部分的人聽到宗教國家，想到的可能都是「生活要遵守宗教戒律」這種籠統的概念。但是，宗教國家按照政治內情，其實還可以再進行分類。像是泰國這種「宗教對社會有重大影響，但不會直接干預政治」，可以算做廣義的宗教國家。而比較狹義一點的宗教國家，則有中世紀歐洲「宗教重度介入政治」的國家、或是古代的猶太王國、中世紀的阿拉伯帝國那種「宗教與政治領袖合一」的國家。這幾種國家的內情都多多少少不一樣。而今天要討論的，則以後面兩種為主。
在古代，宗教非常的重要，像是古希臘的城邦間因為諸神的祭典而停戰、古埃及法老自稱是太陽神轉世等等，不過大多數宗教並沒有完全介入政治，人們雖然信仰神，但不會事事把神掛在嘴邊。那個年代多的是廣義的宗教國家，但是能算進狹義宗教國家的大概也只有一個猶太王國而已。
這就是為什麼在那個年代猶太人被所有周邊的民族當成怪胎：他們是個優秀的民族，卻堅持著要實行政教合一的政體，嚴格的遵守其他人覺得莫名其妙的戒律，固定在一塊土地上不願移動，極度排斥周邊其他的民族。這種徹底政教合一的國家在那個年代是特例，因為在那個被統稱為「希臘羅馬時代」的時期，只有猶太人是這麼嚴苛的宗教國家，徹底實行著政教合一的制度。
宗教國家之所以會被發揚光大，在人類歷史上佔據如此重要的地位，還是得說到赫赫有名的君士坦丁大帝身上。
在羅馬史上，假如要談「政治」高手，那麼大概只有奧古斯都一個人能居於君士坦丁之上。前者將共和轉換為帝國，開啟了三百年的盛世；後者則讓羅馬帝國徹底轉型，雖然帝國在那之後只苟延殘喘了一百六十年，君士坦丁的所作所為卻可以說開創了接下來將近一千年的中世紀歲月。
而這個劃破時代的變革，就是「米蘭敕令」。
實際上，米蘭敕令並未直接把羅馬變成宗教國家。米蘭敕令主要的目的是取消先帝戴克里先鎮壓基督教的命令，宣布全部的宗教一律平等，並且把之前沒收的教會財產歸還給基督教。不過，這一道敕令的意義在於羅馬帝國給了之前一直被視為「非法宗教」的基督教正式地位。
羅馬和基督教的矛盾其實跟羅馬與猶太教的矛盾是類似的。猶太教拒絕融入羅馬社會，也拒絕履行國民的義務。羅馬人給予猶太人自治的權力，但是每次猶太民族主義高漲的時候，羅馬就不得不出手鎮壓。基督教則是抗拒對羅馬皇帝宣示效忠，羅馬人宣示效忠的習慣是要求在皇帝的雕像前面燒香敬拜，只要你在宣誓時願意拜皇帝，你平常要拜宙斯拜太陽神還是拜石頭都無所謂，但基督教這個一神教拒絕偶像崇拜，才造成了這樣的矛盾。
君士坦丁挑選作為國教的，就是這麼一個宗教。值得討論的事情有三：為什麼要把羅馬轉變成宗教國家？為什麼是挑選基督教？轉換成宗教國家後，出現什麼始料未及的影響？
過去基督教的說法是君士坦丁在與政敵決戰前聽到了神的聲音，帶領了軍隊打勝仗，從此篤信天主。我覺得，這種說法還蠻看不起君士坦丁的，也可以凸顯中世紀那種尊崇神明，貶低人性的文化。君士坦丁是個不折不扣的優秀政治家，搞政治的人有個共同的特色，就是做決定時背後都有利益考量。二流政客考量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一流的政治家則會將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結合在一起。從政治的角度，配合當時的局勢，不難看出君士坦丁為什麼會大力的扶植基督教。
在這之前，要先說明一下羅馬的皇帝是個怎麼樣的存在。
羅馬的皇帝，並不是電影中那種說一不二，想打仗就打仗，想處死誰誰就得死那種擁有絕對權力的存在。羅馬的皇帝登基要得到元老院以及人民的同意，上任後元老院和軍隊也可以制衡皇帝的權力。這不代表皇帝一定得刻意討好元老院，不過皇帝幹得太過份，軍隊可以起義，元老院也可以發動不信任案把皇帝抓起來，甚至是用暗殺的方法讓皇帝退場。
帝國的全盛時期一樣有皇帝暗殺、軍團叛變的事件，不過通常在短暫的混亂後政局就恢復穩定。然而，到了衰退的三世紀，皇帝被暗殺，總督或軍團長起兵叛變的事件層出不窮，短短五六十年間，包含共治皇帝在內，竟然換了超過二十個皇帝，軍團叛變更是家常便飯的事情。這個時代問題在於許多皇帝出身行伍，沒有足夠的權威，在其他的軍官或總督眼中就變成了「你能當皇帝，我憑什麼不行？」，進而衍生成這樣的亂況。
瞭解三世紀的慘狀後，不難想像君士坦丁大立扶植基督教，讓基督教國教化的目的，就在於維持羅馬政權的穩定。假如皇帝的權力是人民和元老院給的，那麼人民和元老院自然能收回去。不過假如皇帝的權力是神賜予的，那麼只要打出神的名號，對於信徒們自然會有比較強的壓制力。
這就是君士坦丁要讓羅馬帝國變成宗教國家的意義：穩定帝位，穩定政局，杜絕層出不窮的政變、兵變。從這個角度來看，不難理解為什麼君士坦丁要將基督教合法化，然後在帝國東方大力扶植基督教。雖然他在世的時候並未將基督教立為國教，但是建立君士坦丁堡、召開尼西亞會議等舉動，已經為這件事情打下了足夠的基礎，後續動作就交由他兒子以及其他的後繼者進行。
至於為什麼我會在一開始說君士坦丁的動機絕對是政治意圖而不是信仰虔誠，就稍稍賣個關子，在文章後面進行解答吧。
第二個問題，為什麼是基督教？羅馬原本就有自己的宗教，為什麼偏偏挑了一個基督教來改造帝國？
這是因為基督教與古代希臘羅馬的宗教有著非常巨大的差別。多神跟一神是一個不同點，但是真正的不同之處，在於神明的性質。希臘羅馬的諸神是守護神，他們會幫忙人類，也會開人類玩笑，不過卻不會強行決定人類的命運，因為命運是一件連神都管不到的事情。而基督教的神則不一樣，天主是絕對的，會給予好人獎賞，給予壞人報應。假如要來強調絕對的權威，那麼具有絕對力量的天主自然是比希臘羅馬諸神更好的選擇。因為一神教的神雖然喪失了人性，確有著絕對的強制力。
實際上，猶太教在這方面也有一樣的特質，但是只怕從頭到尾君士坦丁都不曾考慮過猶太教。第一個原因是猶太教與基督教相比極度的封閉，基督教向任何人傳教，猶太教則認為猶太人才是神的選民，拒絕向其他民族傳教。第二個則是一個很有趣的細節：猶太教的入教儀式是行割禮，對成年男子而言實在是一個心裡壓力很大的儀式，而天主教入教儀式是洗禮，發明一個這麼簡單卻又有神聖感的儀式的人真的是個天才。所以，雖然當年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內充其量只能說是個「不能忽視的少數」，卻因為這些條件而成為了君士坦丁改造帝國的工具。
那麼，君士坦丁的羅馬改造，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將羅馬改造成宗教國家，有沒有出現君士坦丁意想不到的問題呢？
在君士坦丁死後，他的兒子繼續打壓所有的「異教」，禁止舉辦古希臘羅馬的祭典。而除了他的姪孫短暫的推動古希臘羅馬文化復興以外，其他皇帝都延續著君士坦丁的宗教路線。最後是另一個被奉上「大帝」稱號的狄奧多西在他任內宣布基督教成為唯一合法的宗教，徹底的把羅馬變成了宗教國家。
至於這個改革有沒有穩定政權呢？在某種程度上是有的。三世紀羅馬那個皇帝頻繁更替的狀況，除了在西羅馬最後二十年以外沒有再出現。狄奧多西的兩個廢物兒子什麼都不會，卻分別能安坐皇位十八年和二十八年，也是拜君權神授這樣的概念所賜。
過去的皇帝需要力量、權威、正當性三種要素，力量是皇帝本人的能力，權威是皇帝的聲望、家世，正當性是人民和元老院的同意，現在全部都不用了，皇帝是個廢物也無所謂，只要神說你是皇帝，你就是皇帝！至於國家怎麼辦？不用擔心，外面有將軍會處理，皇宮內有宦官管理，皇帝只要等著人家的服侍就好了。
然而，歷史並沒有照著君士坦丁的意思走。前面說過，一個政客會同時考慮著私人利益與國家利益，從私人層面來看，他的皇朝只不過三代就結束了，而從國家利益來看，西羅馬最終逃不過滅亡的命運。而我認為，君士坦丁錯估最嚴重的一點，大概就是宗教與政治的關係了。
君士坦丁的本意是用教權穩定政權，卻沒料到在接下來的一千年之中，教權凌駕到了政權之上，這不是任何君主所樂見的事情。從後世的我們看來，這原理再簡單不過了，既然君權神授，那麼神當然能收回神所給予的東西。問題是神不會講話，那麼事情就演變成了誰掌握了神的話語權，誰就有了世間無上的權力。所以，國王與皇帝可以決定臣民的生死，但是主教和教宗卻可以決定皇帝和國王的命運！
在中世紀，有一起很有名的事件叫做「卡諾沙之恥」，講的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的故事。皇帝想要對國內主教的任命動手腳，和教宗起了衝突，皇帝召集了支持自己的主教們開會宣布教宗不合法，而教宗則開除皇帝教籍。這命令一出來，神聖羅馬帝國內的貴族立刻活躍起來，他們按照他們的「優良傳統」，準備把皇帝搞下台。皇帝不得不前往卡諾沙，在冰雪之中跪了四天懇求教宗的寬恕，恢復教籍。這個故事中透露出政權和教權的高下，皇帝雖然有兵，但是教宗一開除你的教籍，你的國家立刻雞犬不寧。而事件之後亨利雖然帶兵復仇把教宗趕跑了，但是神聖羅馬帝國卻也陷入了長期的混戰。
教權大於政權不是在西元十一世紀才發生的，早在西元四世紀就有這樣的故事。前文提到的狄奧多西大帝就曾經被當時的米蘭主教開除教籍過。
米蘭主教聖安布洛修斯是個十分重要的人物，羅馬徹底的基督教化的最後一步就是在他手中完成的。他是個半路出家的政治人物，在米蘭當市長的時候，奧里斯教派的主教剛被趕下台，但是三位一體教派卻沒有合適的人選來擔任主教，於是激進的教徒推舉深得民心的他為主教，而那時候他根本還不是基督徒。他在一個禮拜內快速的經歷了教會的各個職務，登上了主教的位置。
而政治歷練豐富的他，有著敏感的政治嗅覺，立刻瞭解了如何讓這個職位發揮作用。他先是藉著自己豐富的文官經驗輔佐狄奧多西，跟狄奧多西拉近了關係，然後利用這層關係大力的推動基督教合法化。然後，他以天主代理人的身份，對皇帝的許多作為提出建言。由於狄奧多西在登基不久候一次重病中受洗成了基督教徒，所以主教的話他可不能輕易的置為耳邊風，安布洛修斯藉此徹底的打擊異教勢力。
一個著名的例子是某次帝國東方的基督教激進份子毆打猶太教徒，燒毀了猶太教的教堂。狄奧多西要求基督教徒們賠錢給猶太教重建教堂，但是安布洛修斯卻在禮拜的時候大聲疾呼不應拿神的錢財去賠償不信神的人，逼迫狄奧多西撤銷這道命令。另一次是在君士坦丁堡的馬車競賽群眾發生暴動，軍方鎮壓手法過於粗暴，安布洛修斯要求皇帝道歉，但狄奧多西根本不理他，於是安布洛修斯宣布皇帝不准進入教會。在抵抗了八個月後，皇帝只好脫去身上的皇袍，在教會門口請求主教的原諒，重新洗禮加入基督教。這個跟卡諾沙之恥有八成像的情節，不用等到十一世紀，早在西元四世紀就上演了。
話題又要拉回君士坦丁身上了。君士坦丁和他的兒子在位期間該殺的人沒少殺過，不過從未受到教會這樣的責難。為什麼呢？原因很簡單，他們都在臨死前才受洗，在這之前他們並不是天主的羔羊，自然也不用理會「牧羊人」主教的話。從這個舉動就可以看出君士坦丁的打算了：他只把基督教拿來當成穩定國家的工具，要說什麼深信基督教自然也談不上了。他的政治敏感度極高，非常清楚自己假如太早加入教會，那麼會被教會的激進派份子搞的綁手綁腳的。而死前加入教會的原因，則是為了幫兒子取得教會的支持。
君士坦丁的改造，讓羅馬變成了宗教國家。他的皇朝結束得很快，帝國也沒有永遠長存，卻讓基督教從此在歷史上取得了極為重要的帝位。只是，基督教在未來對政治的影響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他將十字架鑲在皇冠上增加權威，卻沒料到最後十字架最後變成了束縛住皇冠的枷鎖。
創作內容
《橫越世界的門》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