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牌人朝不保夕的勞動真相
文／王立柔 攝影／余志偉 封面照片／吳逸驊
很長與充滿悲傷現實的文章。
2015年7月中旬，
我借用朋友的身分證前往聯合派報社應徵「舉牌人」的工作，
展開2個月的化身採訪，總共有6個週末站在台北市內湖區大潤發附近的路口。
令人難熬的其實不是34度高溫，而是一種被放置在烈暑中心、「無所遁逃」的感覺。
無雲的晴空很大很大，我很小很小，周遭的一切遮蔽物都退得很遠，
只能一面尋找最省力的姿勢，一面感覺自己漸漸退化成一隻遲緩的爬蟲類，
孤單地接受這個天氣全部的關注。偶爾與經過的機車騎士對到幾個眼光，
那眼光又倏忽即逝，完全稱不上人與人的互動。
節錄：
第二回：有錢的壞人和沒錢的好人
那一天我回家後，重新翻了翻道格·麥亞當的《自由之夏》。
時序回到1964年夏天，地點拉到美國北方，
將近一千名的白人大學生自願赴密西西比州從事黑人選民登記。
這些年輕人是既得利益但尚未腐化的一群，渾身漲著道德使命感、正義感與理想性，
是一群坐擁豐厚資源的「憤青」，燦爛、自信而趾高氣昂，滿心相信能改變世界，
也相信世界應該被改變。
這些年輕人在書中，亦是這麼被描述的：
「他們很少有人真的了解這個世界與他們過去的經驗有多麼不同。
他們從未見識過啃噬生命的貧窮、政府帶頭違法以及辱沒人性的社會階級限制，
這些都是密西西比黑人日常生活中稀鬆平常的事。
他們也未曾面對令人難以釋懷的恐懼，
以及這些情況必然隨之造成的心理效果──讓人精神萎靡的宿命觀。」
這種「精神萎靡的宿命觀」，講難聽一點或許就是「奴性」，
但觀察到舉牌人的逆來順受之後，這個字眼仍然顯得太刺激了。
畢竟很多現象其來有自。試想，從小生長在金字塔頂端的「人生勝利組」
與人生盡是不如意的「魯蛇」，誰更容易相信自己可以主宰環境？
學法律的菁英與欠缺法律知識的勞工面臨權益受損之際，誰會意識到手邊有武器能進行攻防？
這間派報社裡有個很愛找我講話的陳阿伯，一天到晚抱怨
「這個工作不是人做的！會越做越爛！」但派報社人員對他大聲時，他亦不敢表露情緒。
他最大的嗜好就是隨手翻翻《孽鏡台》
這樣的「佛學」小冊子，裡面記載著「鐵衣」、「刺嘴」、「灌藥」等滿滿的刑罰。
他著迷於地獄，嘴裡常常數著做錯什麼事情要受什麼處罰，
卻鮮少論及做對什麼事情能得到什麼褒賞，更別提這些處罰或褒賞，
都不是活著的時候能領到的，無法影響他眉睫下的生活。
另一位韓裔台籍的王阿伯則是每次聊天，平均三句話就會拉回他的觀世音大道理，
對於任何現象都自有他的一套解釋，比方說容貌姣好的人必定是上輩子不出惡語，
彩券中獎的人不過是等到了他的福分，鴿子之所以是鴿子，則是因為前世「亂搞男女關係」。
有一次，身邊的人幾乎是憂慮地問，「這輩子已經那麼難過了，還有下輩子？」
只見他淡然而篤定地說，「這輩子沒過好，希望下輩子過好一點。」
至於這輩子為什麼「過不好」？
一個人能夠企及怎樣的教育程度、社經地位，不可否認有個人的努力在其中，
但更大一部份是靠著資源堆疊出來的，不管那個資源是經濟還是文化資本。
因此，被這麼多的宿命觀包圍，最尷尬的時刻莫過於他們擁著我，忙著替我「找頭路」。
「你可以去做服務業啊，超市收銀台、餐廳都很好，可以吹冷氣，不用曬太陽。」
「去當空姐啦，那才是適合你的工作。」
「趕快去考公務員，你有念到大學，一定考得上，反正先考上再說，以後就是鐵飯碗。」
「你在這邊久了，說不定派報社願意用你，讓你進辦公室做。」
每次被這些「熱心」夾擊，我都含糊其詞搪塞過去。其實在劇本裡，
我不至於設定自己到一個太慘的角色，也沒有隱瞞「大學學歷」這件事，
而只要一提到大學，他們往往毫不掩飾地驚嘆「哇！好厲害喔！」「好棒喔！」
「聽妳講話就知道教育水準很高。」
第一次聽見這些話，有那麼一點毛骨悚然，因為這些聲音裡面，
完完全全只是一種善意的羨慕和讚賞，不帶任何一絲絲的妒忌、不平衡或怨懟，
只希望趕快把我推到我「應得」的位置上，這些人彷彿完全相信自己本來就是另一種生物，
本來就活該在一個瀕臨生存底線的世界……那是一種「相信自己只值這樣」的狀態。
最受階級之害的人，常常就是最信奉階級的人，這件事本身又是階級的後果。
於是這群勞工一面拿著有問題但他們看不懂的契約，被資方欺騙著說毫無保障，
流放在制度的高牆之外，對於能象徵牆內的一切事物，又仍然那麼廣泛地崇拜著。
比起兩位寄熱望於輪迴的阿伯，
有一位舉牌人阿給（化名）對於自己的一生，有比較不那麼虛幻的分析。
「我學歷只有高中，考不上大學，也沒有其他專長⋯⋯我覺得我就是一無是處，
一生整個很失敗，好像一直都沒有想清楚，沒好好規劃過前途，不斷走岔、走岔。
現在這個工作願意用我，我已經很感謝了。」她的眼神飄往遠處，更像在對自己說話。
「你指的『失敗』是什麼？」
「就是像現在這樣，需要靠別人的救濟才能過日子，也不確定有沒有錢可以養老。」
「唉，看看那些富商、政治明星，理論上是『成功』啦，
但哪一天被發現賣黑心食品的賣黑心食品，貪汙的貪污，
名聲掃地、鋃鐺入獄，這樣他們算成功還是失敗？」我試著安慰她。
「可是他們有錢哪。」阿給注視著我，淡淡地回了這麼一句。
阿給並不是勢利的人，她自己就忍受過許多勢利的人，包括虐待自己的手足，
以及她遇過的壞老闆，
「我可以看得出來，他們都是很現實的人，
很重視錢，就是太重視錢了，對人說翻臉就翻臉……
只是我也搞不懂這社會是怎樣，好像比較有錢的人都是這種嘴臉？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像他們這樣的價值觀，反而是有錢的？」
她的聲線平穩，沒有不滿的起伏，只是直直地向她身處的世界發射一個純粹的疑問。
這令我想起最近填過的一項網路問卷，旨在探討人們對於「魯蛇（Loser）」
以及「溫拿（Winner）」的定義及看法，最後一題問著，你認為怎樣的人算是溫拿？
我寫在問卷上的答案是，「大家都口口聲聲說要『做自己』，
但如果有選擇的話，還是想成為的那種人。」
靈光一閃，我沿著阿給的疑惑丟回這個問題，
「『有錢的壞人』和『沒有錢的好人』，你願意當哪一個？」
「沒有錢的好人。」阿給在一秒之內就回答我。
即使在派報社的日子結束以後，我還是常常玩味著這個答案，
玩味著何謂選擇，何謂尊嚴，何謂贏家。
我不曉得阿給的答案，究竟證明了「仗義半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的理論，
又或者她仍然相信自己只值這樣、「太守本分」了呢？
第五回：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我們永遠很難把人『救』到我們滿意的程度，
但如果連一家（公司）都改不了，就會變成通則，就會永遠都改不掉了。」
這句話出自工傷協會成員劉念雲口中，是我在這系列訪談裡印象很深刻的一段。
就媒體的角色而言，無法直接參與運動尋求改變，
但想知道一般勞工面對職場問題時，到底能不能透過體制內的途徑，順利救濟自身權益？
於是，在結束勞動局的訪談之後，《報導者》於10月22日悄悄開啟了這項實驗。
我就跟一般民眾一樣，用自己的名字前往台北市勞動局的網站，
透過「勞資信箱」對聯合形象有限公司（聯合派報社）提起申訴。
一開始，一切看起來似乎很美好⋯⋯
在這封申訴函裡，我首先質疑聯合派報社與舉牌工簽訂「承攬契約書」是否恰當？
我指出，派報社實質指揮、監督舉牌工的工作流程，明確規範集合、簽到、休息時間
及工作方式等，明顯與承攬性質不符，有「假承攬真僱傭」、迴避《勞基法》雇主責任之嫌，
譬如說聯合派報社目前就沒有替舉牌工投勞健保，國定假日的薪資也沒有依法加倍。
我也提醒勞動局，這家派報社在簽訂書面契約時，只要求舉牌工簽訂「乙方」，
自己卻保持「甲方」空白，更不允許舉牌工持有契約，那未來如果遇到爭議，
派報社或許就能逃脫責任？
非常欣喜的是，我很快就在10月30日收到勞動局的回函：
「有關您申訴『聯合形象有限公司』涉違反勞動法令一案，
本局已派員實施勞動檢查並依法妥處。」
哇，申訴後才一個禮拜，就已經實施勞動檢查了！
高興之餘，11月5日的時候又打電話向承辦人程德貞詢問案件進度。
電話那邊傳來一個溫柔有耐性的女聲，在這通談話裡，她又詳細詢問我舉牌人的工作日程、
是否要簽到、幾點簽到、簽契約的頻率等細節。
她也告訴我，勞動局人員10月底前往聯合派報社進行勞動檢查時，
要求派報社出示勞工的出勤紀錄，派報社卻說還沒準備好，
於是勞動局要求派報社11月12日之前補資料，
若勞動局最後發現舉牌工與派報社的關係真的是僱傭，而非承攬，就會依法開罰。
由於我的申訴函提到有關勞健保的事務，勞動局也依權責歸屬，
把這起申訴轉給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衛福部中央健保署處理。
到這裡為止，一切看起來都很美好，社會的運作彷彿就跟中學公民課本教的一樣，
有一定穩當的程序，人民可以經由這個程序獲得該獲得的保障。
檢舉後兩星期，派報社解散？
直到11月20日我再次收到台北市勞動局勞動檢查處的信件，才打破這個幻夢。
「有關您申訴『聯合形象有限公司』涉違反勞動法令一案，處理情形如下：
查該事業單位目前業已登記解散，致使本局無法實施勞動檢查⋯⋯」
這間派報社解散了？晴天霹靂之下，我跑到經濟部的網站查詢，
聯合形象有限公司的「公司狀況」確實寫著「解散」。
沒過幾天，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衛福部中央健保署的信件也分別來了，
內容一致都是
「查該公司104年11月6日業經主管機關核准解散在案，
本案因申訴主體已不存在，無從查處。」
我第二度打電話給這個案件的勞動局承辦人程德貞，想釐清事態何以崩壞至此。
她在電話那端依然溫柔有耐性，對於自己負責的案件也記憶鮮明，
我只講了申訴的公司名字，沒給案號，她就歷歷數說來龍去脈。
她表示，勞動局人員10月底前往聯合派報社的時候，派報社說暫時無法提供資料，
勞動局就給他們兩週的寬限期，沒想到期限還沒到，
派報社就在11月初的時候打電話告訴勞動局說，他們其實正在辦理解散手續。
等到11月中，也就是提供資料的真正期限到了，
派報社負責人李正言還親自到勞動局一趟表示，派報社已經於11月6日解散完畢。
整個申訴案件就此結案。
聽到這裡，我耳邊隱隱響起勞動局長賴香伶在上一次訪談時說的話：
「要一個事業單位因為被抓到、被罰，從此以後就變得完全合理，
在歷史上從未發生過，一般來講，資方不但不會怕，
還會不斷換名字、換老闆，尤其像派報社這種設立成本很低的公司。」
於是我又在電話中向承辦人質疑，
「這種狀況，不都是公司換個名字繼續開嗎？」
「我們目前查的狀態是解散了，針對你要申訴的部分無法續查⋯⋯」
「請問勞動局之前有遇過這種狀況嗎？這不是很常見？」
「我們這裡是勞動檢查，基本上沒辦法去追究後續狀況是怎樣⋯⋯」
「那我（勞工）如果真的跟公司有爭議要怎麼辦，
之後要走調解程序嗎，但派報社現在又不具有公司身分，有辦法找他們來嗎？」
「嗯⋯⋯確實有困難，因為他們已經處於解散，就算他們不出席也沒有辦法。」
「這樣不是惡性倒閉嗎？」
「可能也算吧。」
承辦人苦笑著說。而她稍後也坦言，
「就算查到有違法事實，他已經處於解散狀態，我們也不能再處罰他」。
無力地結束這段談話，不到5分鐘，我忍不住又播了一通電話回去。
「我只是感覺好像使不太上什麼力耶！
他們11月初都跟你們說在收了，勞動局好像也無法及時做什麼？」
「嗯⋯⋯確實這部分是這樣，因為他們是有限公司，除非是獨資，
然後你們後來也找到他們後來的流向，才可能續查。
譬如你未來發現有同一個雇主，也能夠舉證說他是另起爐灶，有相關事證，
你就可以用新的事業單位來申訴。」
我終於靜靜地掛上電話，感覺先前訪問過的勞工團體的「預言」一項一項被印證：
勞工必須一次又一次主動申訴，勞動局才會積極續查。勞工在過程中得自己想辦法舉證。
事實上，勞動局長賴香伶在前陣子的訪談裡也有一則預言：
勞檢人員前往事業單位進行第一次檢查時，總是遇到對方推託，
然後勞動局就得給對方2個禮拜的寬限期。
問題是，在這兩個禮拜裡，勞檢人員並不會再主動追蹤受檢單位，
那麼受檢單位若要動手腳、就地解散，究竟要如何防範？
就算勞工查出這間公司有借殼還魂的事實，對「新」公司提起申訴，
會不會又是同樣的公式再演算一次？
11月底的週末早晨，我悄悄到派報社所在位址查看。
鐵門拉下了，招牌卸下了，但門前仍聚集著大批舉牌工，由一樣的派報社總監指派工作。
這間宣稱11月6日就已解散的派報社，明擺著與被檢舉前幾乎一樣的風景。
隔了幾天，我以記者身分打電話給聯合派報社。
有趣的是，這間「解散」的公司電話也沒換。
「喂你好，是聯合派報社嗎？」
「是。」咦，不是解散了？
「我們從勞動局那邊得知，你們最近遇到一次檢查，
不知道後來狀況怎樣，聽說你們解散了？」
「對，解散了。」咦，怎麼又解散了？
「所以你們現在不叫聯合派報社？」
「對。」
「那現在的名字是？」
「就沒有了。」
「所以你們現在沒有在營業了？」
「對。」
撒完一連串的謊之後，對方匆匆結束了這通電話。
從假承攬、真僱傭，到假解散、真運作。這些真真假假，
主管勞工權益的行政單位並非沒有遇過，卻始終拿資方沒皮條。
但如何明辨，或許只是多到現場一次，以及多打一通電話而已。
唉 .... 仗義半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
創作內容
仗義半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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