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四大怨靈」看日本平安時代歷史

一、早良親王

　早良親王是四大怨靈中最早的一個，尚身處奈良時代。當時日本的首都在平城京，即現在的奈良。平城是繼藤原京之後，日本第二個固定的首都，而且此後這裡也連續作為首都70多年。相比於過去幾乎沒有固定都城的情況，這堪稱是一大進步。

　奈良時代繼承了前代的政治主張，繼續推行儒家律令制來鞏固國家基礎。同時也引進了佛教，作為律令制的補充。佛教除了豐富精神世界，對政治領域同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還不是僅僅針對道鏡等幾位得到重用的僧人而言，在直到戰國時代為止的漫長歲月中，「南都北嶺」等掌握土地和武裝的佛教勢力，確實可以實際干預政治進程。至於日本人的世界觀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被佛教思想所左右，這一點恐怕是當時人始料未及的。

　鑒於奈良時代晚期的政局動蕩，桓武天皇萌生了遷都的念頭。遷都的原因有很多，一是佛教和舊貴族勢力強大，二則是平城本身的地理位置。奈良當地河川稀少，水運不便，對於需要養活萬眾的首都而言，這一點是必須考慮的。支持桓武遷都的有以藤原種繼等為代表的公卿，早良親王則是反對派。

　早良親王是桓武天皇的弟弟，早年出家。天應元（781）年四月，桓武登基，立早良為皇太子，並讓其輔政。在人事任免權上，早良與藤原種繼早有衝突，爭權失敗後甚至要求桓武殺種繼，桓武不但不聽，反而開始剝奪早良的權力。桓武天皇突然襲擊式地宣布遷都長岡京（784年），本已讓部分貴族不滿。延曆四（785）年九月，趁天皇不在，早良及其黨羽謀殺了藤原種繼。桓武天皇聞訊立即從奈良趕回，廢黜皇太子早良，將其幽禁，而參與謀殺種繼者皆被誅殺或流放。早良親王也在去流放地途中死去。早良終究無法阻止遷都，而藤原氏也在後世獨霸政壇。

二、菅原道真

　以遷都平安京（794年）為契機，天皇政權重申律令制，日本古代天皇制實際掌權的最後一個歷史階段由此拉開帷幕。然而不論是莊園制的出現、發展，還是對令外官的使用，都體現出從唐朝引進的外來制度水土不服。尤其是從天安二（858）年到寬平二（890）年間，藤原良房和藤原基經連續以攝關的名義掌控朝權，更是對律令制的無情嘲諷（攝政、關白，以及後世的征夷大將軍，都不是律令制下的官職，即「令外官」）。

　菅原道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登上歷史舞台。他自幼聰穎好學，而且文武雙全，「道真一日訪都良香，會良香講射，良香以為彼儒生未嘗操弓，試授弓矢，道真一發即中，觀者驚服」（《大日本史》卷133菅原道真傳，以下引文同）。菅原氏雖然在政壇有一席之地，終究不是真正的世家豪族，再加上道真出任過地方官職，因此對近世積弊有較深的了解。

　寬平三（891）年，道真被提升為藏人頭。藏人頭是藏人所次官，這個機構是在810年設立的秘書機關，「任此職者，或出自潢流，或生於鼎族，未有凡夫儒士而能當此任者也」，可見道真受重用的程度。雖然道真精通漢文典籍，被任命為「文章博士、詔講後漢書」（後漢在當時是指東漢），但得悉唐朝發生內亂，他便力主放棄派遣遣唐使。

　寬平九（897）年，任權大納言、右近衛大將、菅原氏長者。深得宇多天皇信任的他，在醍醐天皇登基後，「詔同藤原時平參決萬機」。道真官至右大臣，雖然排位在左大臣藤原時平之下，但以文章和能力取得天皇賞識的他，隱然凌駕於藤原氏。醍醐天皇甚至與寬平法皇密議，打算「天下之政，卿（道真）宜專奏決之」。史書評價其「諳練治體、裁決如流、綱紀振肅」。然而其改善民生的措施觸犯了公卿貴族的利益，道真明知如此也從來不避權貴，自然讓那些世家大族不滿。不論藤原時平個人是否嫉妒道真，貴族們團結在他們的代表——藤原氏的周圍反對道真是必然的。這就導致了位極人臣的道真最終落得流放、客死的結局。

　藤原時平沒有像良房、基經那樣取得攝關的稱號，盡管這根本不妨礙藤原氏掌握政權。時平同樣采取改革措施，並通過編纂《古今和歌集》使平假名得到主流社會的重視，這不僅促進了延喜改革，也對後世日本文化的獨立發展有著莫大影響。

三、平將門

　藤原氏自己身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不可能阻遏莊園制的發展。於是平安時代的社會矛盾繼續發酵，接下來朝廷要面臨的問題就是國司土著化和武家的興起。

　在律令制框架下，對地方官有嚴格的限制。國司要按一定年限調任，並且不能帶親屬賓客上任。然而到平安時代中期，這些規定逐漸被打破。桓武天皇的後裔高望王被賜姓平，從此扎根於關東。他的三個兒子平國香、平良將、平良兼都擔任地方職務，成為一方武士的領袖。武士階級需要來自皇室和貴族的代表，而桓武平氏、清和源氏，以及後來的奧州藤原氏等都脫離了原先的貴族體制而成為武家領袖。

　平氏內部的爭鬥演變為一場廝殺，承平五（935）年，平良將之子平將門與源護及叔父平國香戰，國香被其侄所殺（據《大日本史》卷137平貞盛列傳所引史料補充，國香兵敗自殺。以下引文出處皆同）。平國香之子貞盛從京都返回常陸，與叔父平良兼合兵攻平將門，不利敗走。937年，平將門被朝廷大赦，在地方上私自用兵、殺死疆吏、擾亂一方治安，朝廷卻不能追究。當時藤原氏主導的攝關政治已經成熟，地方上的豪族通過賄賂攝關家而換取朝廷對他們的縱容。

　同一年，平將門調停了武藏國豪族之間的紛爭，對他的調停不滿的一方遂上京指控平將門謀反。自恃強力的平將門又在常陸「多管閑事」，為了支持因不納貢租而被國司追捕的藤原玄明，他干脆起兵攻下了國府。之後便一不做二不休，陸續向周邊數國進軍。據說，平將門自稱新皇，設立官署，此事真偽已難以考證。

　早年在京都時，平貞盛早與平將門不和，曾對敦實親王預言：「它日為天下患者，必彼夫也」。此番又加殺父之仇，更是不共戴天。天慶元（938）年，平將門已經為亂，平貞盛怕自己久居東國會被朝廷懷疑，同時也是為了謀取討伐將門的大義名分，他決定上京。得知此事，平將門率軍追擊至信濃，平貞盛苦戰之後僅以身免。

　只身逃亡京都的平貞盛得到朝廷的支持，他再次率軍討伐將門。這一次他避免與將門正面交鋒，平將門找不到敵軍主力決戰，「因散還其眾，率千許人出下野」。平貞盛抓住機會，與下野的藤原秀鄉發兵四千人反擊，平將門的武運漸衰，日暮途窮。天慶三（940）年二月，叛軍被擊破，平將門也被平貞盛所射殺。平將門死後半個月，朝廷任命征東大將軍討伐叛軍，但橫行東國的叛黨不是死於朝廷，而是死於其他武家之手。這恐怕才是「承平·天慶之亂」真正的意義所在。而平貞盛一脈（伊勢平氏）也將在日後繼續發揚光大。

四、崇德院

　自攝關政治形成慣性以來，天皇被追謚為「院」，甚至從皇宮御所遷往藤原氏府邸。藤原氏對於平安時代的貴族文化興盛做出重大貢獻，至今留下的許多日本古代名著都與他們有關。然而與此同時，掌握攝關之權的藤原氏也日益平庸，再加上外戚地位的動搖，攝關政治也終於走向了滅亡。一般認為，自應德三（1086）年白河院退位就開啟了「院政」。平安時代的普遍趨勢是官職世襲化，在莊園制和武家興起的背景下，國家公權逐漸被上下尊卑的私人關系所取代，而天皇退位後成為上皇，再以皇族家長的身份「指導」在位天皇的做法，也正是「公權私化」的最高體現。因此表面上看似乎是天皇換了個馬甲給攝關家來了個釜底抽薪，其實院政的實質只是和攝關政治同樣背離律令制的以毒攻毒罷了。

　崇德院名顯仁，是鳥羽天皇的長子，五歲登基為帝。由於美福門院藤原得子受寵於鳥羽上皇，她的兒子成為了近衛天皇（1141年）。被強迫退位的崇德院自然心有不甘。久壽二（1155）年，近衛天皇去世，為了繼續把持朝政，鳥羽上皇讓崇德院的弟弟即位，是為後白河院。

　此時在攝關家和源、平二氏內部，都發生了分裂。失去關白之位的藤原忠通借力於鳥羽上皇和美福門院，奪回首輔之位。而自白河上皇開設院廳以來得寵的北面武士，以伊勢平氏和河內源氏為佼佼者。成為平氏首領的平清盛與其叔父平忠正不和，源為義因專橫跋扈不為鳥羽上皇所喜。和源為義鬧翻的兒子源義朝，逐漸在關東站穩腳跟，並以鐮倉為中心，籠絡了一大批關東武士。為此，源為義派兵討伐自己的兒子，不僅戰敗，而且還被迫在鳥羽上皇的壓力下讓出源氏長者之位（1155年）。

　至此，對陣雙方已經就位，保元元（1156）年7月2日，鳥羽上皇病逝。以後白河天皇、平清盛、源義朝、足利義康、藤原忠通等得勢者為一方，以崇德上皇、平忠正、源為義、藤原賴長等失勢者為另一方，在京都爆發了前所未有的戰亂，是為「保元之亂」。

　本就兵力占優的後白河陣營采取了夜襲和火攻的手段，一舉擊潰了崇德上皇一方。戰後，後白河天皇逼迫源平二家將參與叛亂的同族誅戮，平忠正、源為義及許多站錯了隊的二氏之人，都被平清盛、源為朝等親族「大義滅親」。崇德上皇則被流放。這位自登基至退位，從未成為真正的「治天之君」的男人，心中怨忿可想而知，躋身四大怨靈之列，那是理所當然。

　以上簡介並沒有勾畫出平安時代及這四人生前活動的全貌，但通過四大「怨靈」在世時的身份，似乎可以看出整個平安時代政壇上層變化的軌跡：代表皇族的早良親王（後來被追贈為崇道天皇）、代表儒生士大夫的菅原道真（後世的學術之神），都不能阻擋藤原氏專權的步伐。而京都的貴族政治爛熟之際，也是武家崛起之時，平將門的失敗，換來的是更多武家豪族的興盛，事實上打敗平將門的是其他關東武士，而非在其死後才下決心東征的朝廷。武家勢力的強大，以至於他們在後世成為白河、鳥羽、後白河三代院政的武力支柱。保元之亂中失敗的崇德院，並不是第一個遭到流放的天皇，而戰勝他的後白河天皇，在平治之亂後失去了貴族公卿的棟梁，平清盛由此登上權力頂峰。隨後木曾義仲、源義經，以至於源賴朝先後憑借武力奪權，最終在後白河死後由院政完全過渡到了武家幕府時代。此後一直到明治為止的歷代天皇，幾乎都和崇德院一樣，被武家勢力所架空。而在政壇變動的表像之後，則是律令制的崩潰、莊園制的發展等不可違抗的洪流。日本歷史也由古代進入了「中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