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乃是古代人類夢想的實現，是迷宮。行而不知的漫遊者，獻身的正是這個現實。」 -班雅明，〈拱廊街計畫〉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台北男同志空間發展與侷限
「你再回去看「自由大道」那部電影，三十年前人家就可以做到這個地步了，三十年後你還可以因為一個紅樓就洋洋得意，有什麼好得意的？」（轉引自羅毓嘉，2009訪談紀錄，史提夫）
十二年前吳佳原在其論文標題用「城市荒漠中的綠洲」來形容台北的男同志酒吧。其實，由往昔到如今的歷程之中，其他零散且隱密幽微難見的男同志空間，對於許多在現實生活中努力生存並苦中作樂的男同志而言，又何嘗不是呢？但，或許由於都市的複雜特性和時空的改變，讓這些點點綠洲能夠逐漸擴大明顯串連而起的可能性，且不再只侷限於完全封閉式的隱晦之處。
由本論文的訪談及研究中可以發現，首先，若要以較為具體且簡要的時間歷程轉變加以區分，再經歷過吳佳原所定義的「TAKE時代」、「名媽時代」與「同志時代」後，筆者將90年代末期以降至兩千年初期稱之為「搖頭電音時代」、中後期稱為「紅樓時代」、末期至今則稱為仍在進行中的「混雜（奇觀）時代」[90]。初期的「搖頭電音時代」應較無爭議，而之所以將紅樓置於中期，原因在於紅樓的興起起因在於「熊族」的聚集，與現今（2010）的紅樓地景有著相當的不同，而當時同志的進駐的確具有最初期不同身體意象展示和實體空間實質開拓的指標性意義，也因此將「紅樓時代」置於此。而筆者最末定義的時程其實極為短暫，約由2008年開始計算，原因在於除了前述80、90年代以降的酒吧各時期代表性店家皆持續仍維持經營著外，新的店家亦逐步開設，而紅樓南廣場內部的商店亦快速變換更迭著[91]，男同志空間參與者的多樣性[92]更逐日明顯，由於以上種種原因，因此將之定義為進行中的「混雜（奇觀）時代」。
由研究中發現，不同於九0年代關於男同志空間的研究中較為明顯的悲情與掙扎，近十年來增加的台北男同志空間與生活，處於一種在各式活動空間上，不可否認多少有所進展與增多，且在都市強調展現其「進步」口號下以往明顯的惡意騷擾開始有條件式的較為減少，但並不表示仍存在的部分或隱性歧視完全消失，而是漸趨以其他的理由加以掩飾或轉化；另外過去較具歷史性的某些男同志空間，雖說對許多較長時間參與其中的男同志而言具有重要的記憶與指標意義，但在時空的轉換下，對較年輕且新進入台北男同志空間或較不依賴這些場域提供的交友及尋找對象功能者而言，其重要性相對較低；這可能同時也反應出各式特定的男同志空間，仍與許多對這些場域並不一定喜愛的男同志生活，有一定的落差與斷裂，且不一定能適應這些空間的男同志初入男同志圈時，面對已成形各空間中的較固定男同志外在分類展演，自我對照下的難以定位。在前文中對於初入各個同志酒吧場所受訪者的描述中多少可以看出矛盾及無奈之處。
此外，雖然男同志在這些空間不一定賺錢，但訪談中強調消費力與經濟對地方的助益日深，並不時提對其中的認同性或情感連結，以及甚至在其他面向上對於金錢的節制以支撐在這些空間中的消費，可能類似Eva Illouz（2007）所言，資本主義並沒有發展出「冷漠情感（cold intimacies）」，相反的，它有助於創造一種「情緒資本主義（emotional capitalism）」，「其中情感已成為一個經濟行為的基本面向，在這種經濟行為中，情緒生活---特別是中產階級的情緒生活---是遵循著經濟關係與交換的邏輯（頁5）。」[93]，且就如同其他各式資本主義與同志消費的相關討論提出的各式警訊一樣，單僅僅靠認同與消費很多時候可能無法提供有力的進程，反而在成型之後被各式害怕改變者急於收編，並成為部分真正握有資本者藉此獲得更多既得利益的工具；而男同志依靠金錢享受在其中的短暫放鬆和有條件式的開放，反而可能藉此迴避或容忍了其他面向上無太多實質進展的現實，間接影響了對外在環境中，國家漠視與對異己的排斥在各邊緣或爭議性場域反而更為發酵且不加掩飾，卻不被重視及提及；這樣的狀況在封閉式場域如酒吧或其他同志正相關消費場所中的展現亦越發明顯。
然而難以否認的是，現今的都市環境無論處於何處都難以完全與資本主義或金錢分離，而在紅樓的研究中亦可以發現，在華人社會中若男同性戀想以純然的「正面潔淨」且「低調配合」的男同志社群形象，進一步獲得認同溝通和正面肯定，可能流於過於天真的看待社會恐同運作模式，反而會增加自身的負擔並將整體社群慢慢逼入死胡同，且忽視了去重視並進一步成為周遭空間中其他較不可見的同志空間與社群連結的代表力量且爭取實質的權利，反而可能是較為可行且具有效果的做法，如同上一章中紅樓有店家招牌提供的能見度便比周遭的官方告示更具效果。
過去（其實現在也還是，只是相比對下好一點），有些時候上男女同性戀者的空間早期大多數無法離開特定的「次文化空間」[94]，並沒有真正顯露異性戀世界裡有效的破壞其規則。陽剛男同志或陰柔女同志在異性戀空間中大多數時間仍然只是被誤認為異性戀；sissy gay man和T仍然會引起異性戀的側目和質疑的眼光，許多的地理學家研究男女同志由於置身於「非同性戀」（straight）空間中，而感到不得其所或是難以融入的情況。雖然同志們某種程度上能夠假裝並適應進而融入異性戀空間，David Bell, John Binnie, Julia Cream and Valentine(1994)在其論文（All hyped up and no place to go） 中，援用Buteler的論點去考慮空間中的性別認同操演。他們認為酷兒認同透過「長期努力檢視目前兩種異性戀的性慾認同-（超級陽剛男同志和超級陰柔女同志），來反抗、逾越和諷仿（parody）主導的異性戀體制」。並認為男女同志對異性戀的模仿，具有徹底轉變男性氣概和女性氣質的穩定性，破除其原始與自然宣稱的潛力。異性戀[95]是一種操演，和同性戀一樣是被建構但卻時常被假定為原始的，因此享有特權。並認為當超級陽剛男同志當眾牽手接吻；亦或是當超級陰柔女同志促使異性戀女性質疑他們對外表的解讀能力或是使異性戀男性無法區分他們的慾望對象，便挑戰並分裂和擾亂了異性戀空間建構。[96]當所有邊緣或非主流的人們感受到那股排擠或敵意、或被刻意忽略的格格不入感時，最終我們仍然必須去正視這個問題，並試圖尋找與創造維持出一個較屬於自身並舒適自在的「地方」和「空間」。而紅樓若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與價值，便需要多少背負除了尋找或營造出屬於一個特定屬於同志並能「安適其位」（in-place）的公共地方和空間外，並能進一步正視或試圖挑戰社會的壓迫，才能真正在情感連結消費與被消耗中同時具有反抗及挑戰力量，否則在華人社會的視而不見狀況下，即便男同志擁有了再多的消費空間與奇觀，筆者仍難以將之視為一個具有酷兒特性能帶來實質改變的空間。雖說在（殷寶寧，2006）論文中將過去的女同志酒吧解釋為另一個公共領域[97]，但其仍進一步說明了：「支持在公共領域中進行陣地戰之同志運動的重要前提，乃是在都市情慾地景中的同志出櫃與現身（coming out），以在一個沒有社會位置的情境中開創社會空間。」，否則紅樓恐怕恐成為雖帶動發展或為當地注入活力，卻甚至連在當地不具實質影響力的男同志村，無法再進一步爭取官方文本及地區的正式肯認。
第二節 男同志空間與跨國活動
另外，在研究中發現，許多受訪者言談中，多數或多或少皆會提到亞洲其他鄰近地區的同志場所及活動旅遊等相關訊息，不論是曼谷、日本、新加坡....或其他，也皆會提及這幾年參與台北男同志空間的外國人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如同紅樓廣場一部份的消費力亦來自於國外的同性戀社群。
而多數日常生活中的「地域化」（localization）事實或許無庸置疑，這也是我們和地方產生舒適連結和歸屬感的重要途徑之一。但是，這個世紀全球化的效應和因為科技而縮短的各地資訊文化距離，又帶給了我們什麼衝擊和影響？根植在特定地方的固著性（immobility）會消失嗎？很多時候可能只是變成一種地方與全球相互影響的拉扯與混雜與改變，卻仍無可避免保有著自身的問題與特色。Marcus曾說：「差異、多樣性並非來自地方社群的健全與真實性，根植於傳統、抵抗並適應一個力量日益強大的現代社會體系，而是弔詭地源於全球化變遷本身的狀態」（1994：42）[98]。
台灣現今對於同性戀的理論和泛稱，無論是「同志」、「酷兒」或是圈內特定族群的「熊族」稱呼等，皆是由外地引進進而援用。而台灣能見度最高的男同志文化演進，似乎也跟著外地（大多數是西方白人社會）而有所變動。一方面，由於國界的模糊和資訊傳遞的快速，同志社群（community）可以不必位居於同一個地方而存在，透過網路的乃至於其他方式得以連結，單一的地方感逐漸模糊，而具備一定資本和消費力的區域或都市，這樣的連結和移動似乎更為快速[99]，這樣的發展在同志社群中的能見度最高的中產階級男同志社群上更為顯而易見。而另一方面，由於社群也有內部結構，不同區域的同志由於空間、社會文化芬圍、與外界聯繫度的不同，仍然一定會有著不同程度和差異的地方感。
也因此，筆者想到的是，如此章節一開始所描述的這樣頻繁跨國流動，或許某部分亦映照出在亞洲各地環境中，男同志實際一般日常生活中所受到的壓抑性及對未來的不確定性之感，若一個環境或都市可以提供足夠的實體安適空間與實體社群連帶性，各式僅僅只是為了到達另一個國家，參加一個數小時舞會或活動的動機，真的能夠具有如此強度讓男同志社群中的許多人願意壓縮其他面向的時間與金錢爭相參與的吸引力嗎？還是這樣的移動與參與中，亦包含了一種對於和各自原生地壓抑的無法改變及對生活煩悶的逃避，以致於將期待轉移至鄰近類似區域舉辦活動中所附帶的開放自由想像及情慾流動？
「比如說現身，在國外現身當然很容易，主要是不用面對來自家庭的壓力。……就算宗教上極度反對同性戀，可是整個文化還是很支持個人講出自己的意見。然而台灣的邏輯就是大家互相妥協。……台灣比較是一種遣在退讓式的互相尊重，所以也不鼓勵大家明目張膽講出心中的想法。」 (朱偉誠，2000)
華人同志所處的環境，實際上常常是連最不具社會挑戰性的同性戀伴侶家庭形式展現都難以被容許。例如描寫新加坡華人同志處境的電影《海南雞飯》中，大兒子決定舉行公開[100]的同志婚禮的新聞出現被報導時，原本對於他同志身份假裝視而不見的母親大發雷霆，並且強力反對，最終兒子只好取消；而樣的電影表現形式也說明了所謂的相互妥協，最終部分其實只是同志本以為可和異性戀相互理解最終卻仍被迫屈服表面好聽說法。而片中末尾，雖為新加坡影片，片中身為男同志的兒子卻是在台灣公開出櫃，或許亦可視為電影對於當地至今仍無法友善接納男同志的改變期待轉嫁；然而，弔詭的是訪談中卻也聽過台灣的男同志提及其認為新加坡的男同志大型活動更為好玩或可看到更多不同的人。這樣的狀況在筆者聽聞受訪者談論其他鄰近國家男同志場域，無論是何地皆時常發生，而弔詭的是受訪的台北男同志所提及的這些非白人鄰近亞洲、且相對移動較為相對輕易且廉價的國家，實際上並沒有哪一地真正擁有較為友善的同志相關政策或法令相關保障。〈Authenticating Queer Space:Citizenship, Urbanism andGovernance〉中在討論分析中便提到了「消費者公民權因此排除了某些身份，也就是並非人人得以擁有之，並且其空間及行為總是因此具排他性。例如在男同志旅遊議題中，全球城市及其酷兒旅遊的概念便有問題，因為酷兒的移動能力和國家的操控能力經常被過多和過少地強調；前者總是過於樂觀，後者則是忽略現實。」（David Bell and Jon Binnie，2004）
也因此，若依據上述所言，即使有些男同志較有能力能依靠跨國活動與社群連結提高其生活豐富程度或開放性，但若只是為了避開骨子裡的無可言說與生活上的受挫，筆者仍很難相信這樣的跨國想像與經濟力能帶來多少進一步的關於同志其他需求的實現[101]。同志空間與跨國連結若是雖配合當地地景狀況，但多少是同性戀有意識的塑造而成，那其中所包含的意涵及期望的進程亦需要有意識的爭取及自主決定才有可能使其連結產生價值與效力，才能夠對抗在華人社會中普遍習慣抑制異議與轉用各式不相關理由阻止同志爭取權益的心態。而亦有受訪者表示，較多的跨國活動及認識外國人及想法交流，可能可以賦予男同志更開放的想法與生活經驗。若無如此交流，所謂的跨國移動，產生的可能只是如同哈維在其文本《後現代性狀況》中所主張的，在千禧年末，影像和奇觀是凡俗無奇的都市經濟基礎。資本主義累積的機制，只是在這些奇觀光彩奪目的背後，一如往常乏味的持續下去。或是淪為非公共的性及其空間，在假「友善同志」之名實則仍歧視的社會狀況下更行日漸被邊緣化，無論各地的同志在此皆成為一種被消費的象徵，並且僅能顯露出對消費有利的面向的集體催眠。
第三節 外顯空間中常見的男同志與不常見的女同志
此篇論文最主要的研究場域皆是以男同志聚集之空間為主，但在結語的最末節中，筆者擬約略的對於男同志與女同志空間的歷史連結性及差異性試圖做一簡要的敘述。首先，由台北女同志的相關研究中可以發現最早期的男同志酒吧當時的參與者多為男女同志混雜，劃分並無今日明顯，而在中程時期女同志酒吧與較舊型的男同志酒吧多位於具有夜生活及八大行業的區域塊。相較於男同志酒吧，或許由於過往對於女性生理身份的保護原因及嚴肅性[102]與敢在夜晚出外尋找同路人的行動自主性相對較低等等原因下，女同志酒吧的營運狀況多數一直較男同志酒吧更為艱難。
然而近十年間之後狀況多多少少有些改變，首先，引入與男同志酒吧相似的Disco舞廳狀態而非多以坐檯或卡拉OK等經營型式開始發酵並成功，女同志亦開始固定舉辦大型PARTY[103]；另外有趣的是，在酒吧的選擇地點上亦可看到男女同志間仍具有一定的聯繫性及關連性，例如因不堪臨檢已停業的卻被女同志導演選上成為拍片場景的Corner's[104]，或現今仍在經營中的Taboo其地點前身男同志酒吧。然而這些或許亦可以推論，女同志在外在聚集性實體空間的擴展及獲得上仍較男同志緩慢及艱困，且及時內在歷程有著些許的不同，但某些時候仍會相互參考並依循著類似的模式前進。然而由於相較之下外在空間的稀少及可能更為散落，且女性整體經濟力仍較低於男性的狀況下，不可否認女同志在一般公開場域或新聞及記錄中的社群能見度遠低於男同志[105]，例如西門町附近的過往男同志空間歷史可能仍較可輕易的被指出，但聚集於西門町巷弄中青少年族群茶坊「異人館」的女同志歷史或附近的女同志相關商店、服務業上班族群卻鮮少被納入西門町同志歷史發展過程的一部份。
另外在筆者對於西門紅樓南廣場的觀察中，消費者中的女同志[106]的身影並非完全不可見，較常可見於最前方的小熊村及位於最末的後半部數家較小的咖啡/酒吧，而原本紅樓二樓亦開設了一家女同志酒吧但近期據聞因私人因素已歇業。如同阮慶岳所言的現實處境：「同志空間浮現在現代社會的時間仍十分短暫，……又因發展深度與廣度的不足，目前多半只能提供解決同志文化中，最燃煤的緊急需求的功能。」，而這樣的描述對於女同志外在空間可能更為接近。或許如同早期男同志酒吧中男女同志交雜的狀況，如能在紅樓發展類似的狀況，反而更能有效降低現今女同志文化中的社群的不可見性，並共同分擔支撐起一個空間創造的各式壓力與培養地景中的異質性與多元性。
最後，能夠肯定的是，這些同志長期消費力量的展現和對於空間使用的隱性爭奪，可能原初背後的政治或運動動機及企圖都不大，卻也的的確確某程度上增加了同志們在異性戀空間中的能見度和被重視性，但就如同本論文中前述的分析，若無其他面向的配合及同志社群本身的意識覺醒，單憑著此處無關性及情感主體的假安逸消費幻象，實際上可能亦沒有帶給男同志本身更多的快樂與平靜及真正期望人生的獲得，產生的可能只是更多的消耗或價值疑問罷了。當然，例如前文提及過的可見招牌便是一個很有能見度的代表，若能更有意識的進一步聚集、爭取較為外圍或具可見度的開業地點、與附近商家達成共識等等，這樣的空間會更具有力量，進一步能爭取其它實質面向和非商業空間的權益。在訪談中亦有受訪者認為紅樓給予他的感覺像是一個社區，因為他與許多朋友目前亦同時居住於西門町周邊。但現今現實的，同性戀在此區域中仍不具決定性的影響力，也因此在同志利用消費取得空間的同時，不應遺忘爭取真正的尊重而非習慣官方漠視，亦不應為了錢或表面和諧釋出自主性，否則這樣的空間便失去了在提供同志所需空間的同時，更具有酷兒顛覆與挑戰的意義，也失去了促進台北同志社群藉由特定空間的獲得與改變，進一步藉此爭取權力與權利的良機。
創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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