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春秋戰國城市發展蠡測

春秋戰國城市發展蠡測

來源: 中國論文網 杜 勇

春秋戰國的城市演變為工商業中心，是城市史上一次質的飛躍。
根據當時城市的主要特徵，
大致可以把它們分為與商業城市、大手城市、中小工商城市、文化城市四種類型。

此一城鄉分離運動的發生，是與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分立局面的形成，技術的進步，城市本身的向心力作用等諸多因素密不可分的。
這對於推動當時的社會進步和經濟繁榮是有積極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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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只有成為工商業中心才算得上真正的城市。
這樣的城市在中國文明社會之初並未出現，因之城鄉分離運動遲遲不曾發生。

三代的城市主要是政治領域中的工具，經濟職能十分微弱，
所呈現的只是城鄉無差別統一的經濟面貌。

然而，當時針指向春秋戰國之時，工商業城市卻如雨後春筍般地成長起來，
從而揭開了中國城市經濟史上五彩繽紛的第一頁。

本文擬就此時城市經濟特徵、類型以及城鄉分離運動發生的原因等問題略陳管見，
以就教於專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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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般說來，作為工商業中心的城市，
總是比鄉村有更集中的人口，更集中的生產力，更高的消費要求，更高的文化水準等等。

馬克思指出：
「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樂和需求的集中，
　而在鄉村裡所看到的卻是完全相反的情況：孤立和分散。」[①]

對春秋戰國時期的城市來說，這種商品經濟特徵有了普遍而充分的體現，
從而使城市與鄉村經濟分離開來，完成了城市自身發展史上一次質的飛躍。

下面分幾個方面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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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城市數量的增多與規模的擴大

春秋戰國的城市，有的是在前代城址的基礎上增修而成，有的則是重新建築的。
西周初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②]，其後還陸續建有封國。

當時立國的一項根本大計就是營建城邑，
所以西周先後有近百個城邑的營建應是沒有問題的。

春秋時期，大國爭霸，戰事頻仍，各諸侯國莫不紛紛築城自衛，致使城市數量空前增加。

美國學者PaHH Wheatly主要根據《左傳》的材料所繪春秋時代城邑分佈圖，
有４６６個分佈點，比西周城邑圖多出３７５個點[③]，
反映了春秋的城市在先前西周的基礎上成四倍的增加。

又據楊守敬《贏秦郡縣圖序》的估計，「秦縣當八九百矣」。
秦統一的時間不長，其縣城應是在戰國原有的基礎上形成的，
所以戰國的郡縣國都合起來也不會少於此數。
這樣，戰國較之春秋的城市又有成倍的增加。

當時的城市不僅數量空前增多，而且規模也相當巨大。
按照周禮的規定，各級貴族所封城邑大小是有一定的等級限制的。

《考工記》載：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
　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
　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

此處講的是周王朝國都建築的規模和佈局，
其面積為方９里即８１平方里。

又據《逸周書作雒》載：
「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立城方千七百（《藝文類聚》等引作六百為是）二十丈」。

孔晁注「大邑成周」為「王城」是正確的。
焦循以為「城方千六百二十丈，計每五步得三丈，
每百八十丈得一里，以九乘之，千六百二十丈，
與《考工記》九里正合，則謂天子之城九里者是也。」[④]

若以１周尺折合０．１９９１米來[⑤]，
天子之城「方九里」約為今１０．４平方公里，
與考古發掘洛陽王城遺址為１０平方公里[⑥]大致相合。
是知天子之都以方９里為建制規模應屬可信。

至於諸侯國都和卿大夫都邑則要小於方９里。

《左傳》隱公元年載：
「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

這是說卿大夫的都邑不超過「百雉」，
此「百雉」為諸侯國都的三分之一，
是知諸侯國都當為三百雉，一雉長三丈，
即方９００丈，１８０丈為一里，則為方五里，約今３．２平方公里。

而卿大夫的都邑大者方３００丈，
次為方１８０丈或１００丈，都在方二里以下，總面積不足一平方公里。

此所謂「先王之制」不管在西周實行情況如何，
但到了東周以後卻因「禮崩樂壞」的衝擊，轉眼也就成了歷史的陳跡。
是時諸侯各國「城郭不必中規矩」[⑦]，不少城市已大大超過王都之制的面積。

據考古材料提供的數據看，超過１０平方公里的東周故城有：
秦都雍城、魯都曲阜、秦都咸陽宮城、魏都安邑、齊都臨菑、楚都郢、
趙都邯鄲、鄭韓故城、燕下都等。

其中最小的秦都雍城面積是１０．５平方公里[⑧]，
居中的齊都臨菑為１５平方公里[⑨]，
最大的燕下都約為３２平方公里[⑩]。

這些東周列國的國都，其建制已超過天子之城方九里的規模，是當時頭等的大城市。

次如考古發現的宜陽城、京襄城、軹城古城、櫟陽城、吳起城、宋國故城、薛城、
侯馬晉故城、中山靈壽城，面積即在３．２—８平方公里之間，屬於當時的中等城市。

至於３．２平方公里以下的小城市，其考古發現的數目更是不勝枚舉。

總之，春秋戰國時期，大中小各類城市星羅棋布，遍及全國，
且有相當數量的城市已衝破禮制的束縛，其建築規模空前地擴大了。
這雖然不能說明城市發展變化的本質，
卻為城市發生本質變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外部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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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城市人口的大量集中

春秋時期有多少城市人口，還不好估計。
戰國中期的城市人口，或可作出推算。

《戰國策·齊策一》載：「臨菑之中七萬戶」，
這句話出自蘇秦的遊說之辭，是否可靠有不少人懷疑。

其實，從薛城７平方公里尚有６萬人家來看，
１５平方公里的臨菑城住有７萬戶並不是沒有可能。
就是從當時城市人口的密度來分析，臨菑所能容納的城市人口也不會太少。
反映先秦城市人口密度的材料有兩條：

（１）「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
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Ａ）。……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Ｂ）相望也」。
（《戰國策·趙三》）

（２）「率萬家而城方三里」（Ｃ）。（《墨子·雜守篇》）

根據這兩條材料並以每家５口計，可算出３個城市人口密度的數據來：
Ａ４２０４４人／ｋｍ[２]；
Ｂ １２６１３人／ｋｍ[２]；
Ｃ ４３２５５人／ｋｍ[２]。

其中Ａ與Ｃ相當接近，大概反映的是所謂「古者」即夏商時期的情況。
而Ｂ所反映的則是趙奢所處戰國時代中等城市的人口密度。

以此推來，１５平方公里的臨菑城通常可居住１８９１９５人亦即３７８３９戶人家。
但臨菑是當時特別繁華的大城市，街市之途，「車轂擊，人肩摩」[①①]，
人口密度應比一般中等城市為大，所以至少有四萬戶人家是決無問題的。
那種以為臨菑只二三萬戶的估計是過於保守了。

在戰國時期，相當於臨菑這種規模的城市並不少。

《鹽鐵論·通有篇》追述戰國時的大都市說：
「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菑，楚之宛丘，鄭之陽翟，
　三川之兩周，富冠海內，皆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
　居五諸侯之衢，跨街沖之路也。」

上述諸城多因位居交通中心而成為天下名都，
其中只有小部分兼具政治中心的功能如臨菑等。

若加上後一類以及鑄幣城市，
「全國的重要都會大約總數當在五六十個左右」[①②]。
其中又以十個與齊臨菑城市人口相當來計算，
全國則有二百萬人居住在頭等大城市中，
余則以「萬家之邑」為標準，也當有二百多萬人居住在中等城市中。

即使不把眾多小城市的人口計算在內，全國也當有四百多萬的城市人口。
按一般認為戰國人口總數約兩千餘萬來推算，
當時城市人口則佔全國總人口的２０％左右。
可見當時城市人口集中的程度是相當高的。

在城市人口增多的同時，城市居民的結構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由於士農工商紛紛移居城市，城市人口不再以統治集團純消費人口為絕對多數了。

以齊國為例，管仲「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①③]。

韋昭註：「國，國都城郭之域也，唯士、工、商而已，農不在也」。
當然，齊都臨菑城內不可能全無農民居住，
但工商之民已成城市居民的主體似可肯定。

具體說來，「商工之鄉六」，以每鄉二千家計，城內工商居民可達六萬多人。
這在春秋初期著實是個驚人的數目。
這種情況表明，城市人口的集中，主要是工商居民的集中，
它標誌著生產範圍和交換關係進一步擴大，有利於城市加速形成工商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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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城市經濟實力的增強

第一，資本在城市的相對集中。
我們這裡所說的資本，與帶來剩餘價值的資本是不同的。

對手工業者來說，「這些城市中的資本是自然形成的資本，
它體現為住房，手工勞動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襲的主顧，
……是與所有者的完全固定的勞動直接聯繫在一起的、完全不可分割的」[①④]；
對商人來說，是指前資本主義社會靠賤買貴賣以剝削小生產者剩餘產品的商業資本。
這兩種資本在當時都比較發達，從而加速了城市貨幣財富的積累。

城市個體手工業發展起來了，專業化程度也進一步提高，
出現了「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的盛況。
同時，還出現了不少經營鹽鐵業的大手工業者。

諸如：「猗頓用盬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
曹邴氏「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而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①⑤]，等等。

鹽鐵產品是農民生產和生活的必需品，自己不能生產便只有仰給市場的供求，
這樣，城鄉人民之間「以粟易械器」，「陶冶亦以械器易粟」[①⑥]，
便產生了城鄉間對等的商品流通關係。

於是「分工的進一步擴大表現為商業和生產的分離，表現為特殊的商人階級的形成。」[①⑦]

如果說，春秋初期經商還不足以牟大利，有如管仲那樣僅能養家活口的話，
那麼，從春秋中晚期直至戰國，經商就成為「用貧求富」的一條通衢大道了。

在這個通衢大道上奔走著一個龐大的商人階級隊伍，
其「家累千金」的佼佼者便成為商人資本最典型的代表人物。

如絳之富商，
「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①⑧]；
完全靠自己的經營打出了天下。

鄭商弦高在西市於周的途中，竟能以國君之禮，
「以乘韋先，牛十二犒（秦）師」[①⑨]，其財力之富厚可見。

子貢「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家累千金」，
以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②⑩]。

范蠡棄官從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范蠡）」[②①]。

白圭經營絲漆穀物，生財有道，享有「天下言治生祖白圭」[②②]的盛譽。

呂不韋「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②③]，以此從事政治交易，位極人臣。

這些富商大賈以及大手工業者活躍在生產和流通領域，
使城市積累起最初的資本，極大地增強了域市的經濟實力。

第二，官府手工業商品經濟色彩的日漸濃厚。
春秋戰國時期，齊國對部分鹽鐵產品曾一度實行過專賣政策，
糧食平糴政策也先後在齊、越、魏、秦、楚等國實行過[②④]，
這種由官府自行經商的活動，自不待言屬於商品經濟的範疇。

我們這裡所要強調的是，在城市手工業中佔有相當比重的官府手工業，
也從過去與市場經濟完全絕緣的狹小天地裡走了出來，
開始涉足流通領域，從而使城市的經濟實力大為增強。

在當時官府所經營的冶鐵、煮鹽、鑄幣等三大新興的骨幹手工業部門，
都有不同程度的商品經濟成份的滲入。

在東周列國的城市考古發掘中，
其官營冶鐵作坊的出土文物除有統治者所需用具和武器外，
還有一個現象曾多為學界所忽視，
那就是為一般民眾所需生產和生活製品的出土，
如刀、削、斧、斨、鑿、錐、錛、鋤、鏟、钁、鐮、犁鏵等。

這些鐵器或鐵范，在燕下都、侯馬、鄭韓故城、
中山靈壽故城、陽城、古薛城等官營冶鐵或銅器作坊遺址中，都有相當數量的發現。

在河北興隆大副將溝曾發現大量戰國晚期鑄造農具的鐵范，
有鋤、鐮、钁、斧，其次是鑿和車具范。

在鐮、鑿、钁、斧等范上，都有「左廩」二字銘文。

廩為糧倉，「左廩」說明：
這批鐵范是燕國地方官府糧倉下設的鐵農具作坊為生產鐵農具用的[②⑤]。

據雲夢秦簡《廄苑律》規定：
「假借器，銷敝不勝而毀者，為用書，勿受責」。

這裡的鐵器為官有鐵農具，並對那些無力購買農具的農戶實行借給制，
只要在生產中逐漸損毀的，官方只需登記上帳並收下廢器，而借器人並不須賠償或受罰。

這說明官營冶鐵作坊生產的鐵農具並非無償送給農民，即使借給也是有條件的，
所以其主要目的應是向農民銷售，以發展生產，增強國力。
這樣做就不免使官營冶鐵業部分地打上了商品經濟的烙印。

官營煮鹽業也有這種情況。
如齊景公時，晏子曾說到齊國，
「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征斂無度，人民苦病。」[②⑥]

杜預註：「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

這是說齊國一度把食鹽產銷之利都控制在政府手中。

在秦並巴蜀之後，
蜀守李冰「又識齊水脈，穿廣都（今四川雙流縣）鹽井陂池，蜀於是有養生之饒焉」[②⑦]。

官府生產食鹽滿足民用，其商品經濟性質是明顯的。
而鑄幣業更是當時官府手工業中一個特殊的商品生產部門。
齊都臨菑城內即有「齊法化」鑄錢遺址一處[②⑧]，
燕下都的鑄錢作坊遺址面積約８００平方米[②⑨]。

從傳世幣上的文字來看，各國尚有不少的鑄幣城市。
如見於魏國方足布、尖首布上的幣文就有梁邑、安陽、安邑陽、安邑陰、
戈邑、皮氏、蒲陂、晉陽、共邑、平邑、山陽、虞、垣、平周、高都、宅陽等。

官府控制這種特種商品的生產，
既是一種營利手段，也對城市工商業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從上述官營冶鐵業、煮鹽業、鑄幣業等方面可以看出，
官府手工業之商品經濟色彩確是日漸濃厚起來，
成為推動城市經濟實力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

第三，市場交換活動的興盛。

城市手工業的發展和部分農產品的商品化，直接促進了市場貿易的繁榮。
春秋戰國時代，「前朝後市」的建築模式還依稀可以看到，
如秦都雍城遺址，其城區中部偏南為宮殿宗廟區，
秦市則位於城內北垣偏東３００米處，
其位置完全符合「前朝後市」的格局[③⑩]。

「近三萬平方米的市場面積，以及咸陽器物長途販運到這裡交易，
說明當時雍城的城市經濟十分繁榮，商品生產相當發達」[③①]。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有些大都市的市場已開始突破傳統的「前朝後市」的建築模式，
如臨菑的市置於非宮城所在的大城東北部[③②]；
紀南城楚郢都的市在城東部；
鄭韓故城的市在郭城中段偏西處；
燕下都的市在東城（內城）南部[③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時「多市制」已經產生。

記載齊國存在「宮中七市」[③④]和「國之諸市」[③⑤]。
齊國陶器還有「中市」、「右市」等印文，
燕國亦有「左市」印文，「可知當時大都邑設有幾個市」[③⑥]。
鄭國的都城內也有多處貿易市場，
特別是「逵市」[③⑦]之稱尤饒興味，當是大道逐漸發展為商業區而得名。

市場上「湫隘囂塵」[③⑧]，
從事商品交換的人相當多，「朝則滿，夕則虛」[③⑨]。

「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④⑩]。
「楚之郢都，車轂擊，民肩摩，市路相排突，號為朝衣鮮而暮衣弊」[④①]。

繁榮的市場貿易活動並不單純以滿足統治者的奢侈需求為限，
而與人民大眾經濟生活緊密相連。

齊景公時，以晏子之宅近市，每天髒亂嘈雜不堪，「欲更晏子之宅」，
晏嬰拒絕說：「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④②]

這說明身為「小人」的平民大眾無日不與市場發生密切關係，
即使象晏嬰這種自謂「小人」而實非的統治階級成員也是依賴於市場而生活的。

不只如此，市場所得的工商業稅利即關市之征，還成為政府的重要財源之一。

當王室和各諸侯國相繼鑄造金屬貨幣以取代實物貨幣後，
徵取「關市之征」也就有了便利的物質手段。

過去「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④③]，
現在一變而為「*[亻+甾]價之關，暴征其私」[④④]。

晉文公「輕關易道」[④⑤]，臧文仲「廢六關」[④⑥]之征，
都說明關市之征有日漸加重的趨勢。

齊桓公十九年，管仲「弛關市之征，五十而取一」[④⑦]。
這２％大概就是春秋時關市之征的常例稅率。

戰國時，有「什一，去關市之征」[④⑧]的記載，
表明稅率指標從２％提高到１０％了。

這就反映出當時市場交換關係的發達，
使統治者要從中分肥的慾望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強烈得多。

綜上所述，春秋戰國時期，城市數量增多，規模擴大，
出現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樂和需求的集中」，
工商業日益繁榮，城市的經濟實力大為增強。

只有到這時，城市才成為獨立的經濟實體而具備與鄉村經濟相分離的條件，
真正發展為有大量８商品集散的經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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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春秋戰國時期的城市雖已成為工商業中心，但其模式和程度並不完全相同。
依其主要經濟特徵，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種類型。

⒈與商業城市

一說到商業城市，人們便以為，
在那些列國都城所在的中心，居住著龐大的統治階級寄生群，
由於他們奢侈性消費生活的需要，使城市出現了畸形的商業繁榮。
這樣看也有一定的道理，不過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我們也應看到，還有些城市政治中心的作用並不突出，
只因為處在四通八達的交通線上，也就發展成為相當繁榮的商業都會。
最有說服力的材料莫過於「陶、衛」興盛的事實。

陶在西周春秋時是曹國的都城，但曹國一向渺無聲譽，僅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小國。
由於鴻溝運河系統的開鑿，陶便處在「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的「天下之中」[④⑨]，
它南通吳越，北適燕趙，東接齊魯，西連韓魏，成為列國矚目的水陸交通樞紐。

齊魯的絲麻，鄭魏的五穀都在這裡集散。
范蠡居陶，「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⑤⑩]，富甲天下。
陶的興盛既由經濟因素所致，政治變遷對它的影響相應就小得多。

春秋末年，曹為宋國所滅，戰國時又被齊秦爭來奪去，
卻並未削弱其經濟中心的地位，仍是飲譽遐邇的經濟都會。

衛國這時也成為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國。
衛都濮陽通過濟水可與定陶聯絡，又是齊秦東西幹道的必經之地，
還是大梁與邯鄲之間的交通中間站。

如此有利的交通條件，使濮陽商業的發展與陶也不相上下，
故時人有「富比陶、衛」[⑤①]之稱。

由於鴻溝運河系統水道縱橫，新興的經濟都會尚有獲水睢水之間的睢陽，
獲水泗水之間的彭城，以及與睢陽、彭城同在此一大水道網附近的陳與壽春。

此外，
「西賈上黨，此賈趙中山」的溫軹，
「東賈齊魯，南賈梁楚」的洛陽，
「北卻戎翟，東通三晉」的櫟陽[⑤②]，
這種陸路交通線上的商業城市亦為數不少。

拿櫟陽來說，它作為秦國都城的時間只有三四十年，
自不是什麼重要的政治中心，卻「亦多大賈」，有著繁榮的商業活動。

「從調查所獲的各類現象和實物標本來看，
這個城市似乎是先起造各類建築，以後才圍做城郭的」[⑤③]。

這些情況表明，並不是所有的商業城市都是在政治中心的卵翼下成長起來的，
也有一些城市由於交通便利，工商業的發展和人口的聚集，而逐漸發展演變為經濟都會的。

⒉大手城市

當時的大手工業主要集中在採礦、冶鑄、煮鹽、造幣等生產部門。
無論是官營或私營手工作坊，規模一般都比較大，手工工人動輒上千人，
其中相當數量的是有一定依附關係的「自由」勞動者。

在私營手工作坊，「采鐵石鼓鑄、煮鹽，一家聚眾或至千餘人，
大抵盡收放流人民，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⑤④]。
這些「依倚大家」的手工工人主要應是雇工，奴隸勞動的數量不會太大。

據統計，十一世紀英國西部一些鐵礦業中心城市如格洛斯特有３０６５人，
赫裡福德有１２００人，德羅威奇有１０００人[⑤⑤]。

像這樣的工業中心城市在春秋戰國時期決不是一個很小的數目。
如趙都邯鄲故城內，曾發現冶鐵、制陶、石器、骨器等手工作坊遺址多處，
其中三處比較大的煉鐵作坊應是官營的，
而那些有少量鐵渣的地方，則應是私營冶鐵作坊所在[⑤⑥]。

郭縱就是當時邯鄲經營冶鐵業的大手工業者。
傳世幣中有「甘單」（邯鄲）字樣的尖足布，
說明邯鄲不僅是一個冶鐵中心，還是一個重要的鑄幣城市。

猗頓經營池鹽的猗氏這個地方，可視為一個鹽業城市。

巴邑有寡婦清家族世代經營丹砂礦，應是一個礦業中心城市。

楚國的宛更是一個重要的鋼鐵生產基地，「宛鉅鐵釶，慘如蜂蠆」[⑤⑦]，
其兵器之鋒利使強秦深感不安。
後有大私商孔氏在此冶鐵為業，「家致富數千金」。

而「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溪、墨陽、谷陽膊、宛馮、龍淵、大河；
皆陸斷牛馬，水擊鵠雁，當敵即斬」[⑤⑧]。
棠溪屬韓，以它為中心鑄造兵器的城市就有五六個，從而形成了一個重要的冶鐵工業帶。

黃國故城僅２．１年平方公里，卻有十二處青銅冶鑄作坊遺址，範圍大的佔九處，
以生產禮器、兵器為主，當屬官營手工作坊；
範圍較小的以生產日常生活用品為主，應屬民營作坊[⑤⑨]。
所以它也算得上一個大手工業城市。

此外，當有數十個鑄幣城市亦屬此類。

⒊中小工商城市

這類城市以郡縣所在地為多。
它們遠離內河通商大道，也沒有大型的礦冶手工業，
於是與大量的貿易往來無緣，經濟的色彩較為濃厚，
屬於當時城市發展中步伐比較緩慢的一類。

如扶溝古城，平面呈不規則長方形，現存牆基寬２０米，高２—８米不等。
城內總面積４０萬平方米，建築有序，街道規整。
城牆外仍保留著城濠遺址，寬２０—４０米，低於地平面２—１０米，
濠內至今綠水清澈，環城而流。

在這城牆和城濠的後面，也有各種手工業生產和商品交換活動。

從城內清理出的一座東漢時期的冶鐵爐看來，
估計冶鐵、冶銅及其他自產自銷的民間手工業在東周時期就一直比較興盛。
加之城內出土有大量的戰國貨幣，可知此地亦有較為興盛的商品交換活動[⑥⑩]。
這種城市就是比較典型的中小工商城市了，並且在當時整個城市數量上居壓倒優勢。

⒋文化城市

春秋戰國時期，學在官府的壟斷局面被打破，
民間私學迅速興盛起來，有文化知識的士人也就驟然增多。
這些用文化知識武裝起來的人，便成為城市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孔門高足子貢除為官從政外，
還「與時轉貨貲」，「億（臆）則屢中」，聚斂了大量的財富。
孔子在曲阜辦私學，有教無類，規模甚大，有所謂弟子三千，賢人七十。
鄒之孟子遊學論道，「後車數十乘，從者（弟子）數百人」[⑥①]，其盛況空前。

韓宣子曾出使魯國，「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
歎曰：「周禮盡在魯矣」[⑥②]！

可見魯國文化之盛。

像鄒魯這種城市可謂典型的文化城市：
「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
只是到了戰國後期，在商品經濟大潮的衝擊下，風氣才漸有改變，
「多去文學而趨利者」[⑥③]，淡化了鄒魯文化城市的特色。

當然，這類城市在當時還不多見。

儘管列國都城已成文化中心，但由於其他經濟特徵更突出，故不以文化城市名之。

如齊之稷下先生有鄒衍、淳於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
「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⑥④]，文化氣氛相當濃厚，
但臨菑主要還是一個「甚富而實」[⑥⑤]的商業城市。

又如呂不韋入秦執政，「亦招致士，至食客三千人。
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
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
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⑥⑥]
咸陽城有不少文化人士風流雲會，著書立說，盛極一時。

但其商業都會的特點卻相當明顯：
「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玩巧而事末也」[⑥⑦]。

馬克思主義認為城鄉分離是物質勞動與精神勞動的最大的一次分工，
這種分工在春秋戰國時確是前所未有地擴大了。

以上各類城市的個性經濟特徵是鮮明的，
但作為工商業中心這一本質特徵卻是共同的。
只不過我們還不能把當時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水準估計過高。

一方面，這種發展在春秋初期才剛剛起步，
從春秋中晚期直到戰國始得有較大突破而趨於繁榮。
另一方面，城市經濟的發展還有它極不成熟的地方。

其主要表現是：

（１）依附性。

當時的城市基本上是各級政府機關的所在地，
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受統治者權力的支配，甚至決定著城市發展的方向。
如尹鐸被委任治晉陽時，
他向趙簡子請示究竟視晉陽「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⑥⑧]
為前者，城市可發展為經濟都會；
為後者，則發展成軍事基地。
統治者既可「通商惠工」，也可強本抑末。
這說明這時城市還不能不受統治階級利益的制約，
在政治上表現出極大的依附性。

（２）消費性。

當時較大的經濟都會多為列國的政治中心，
居住著龐大的統治階級寄生人口，
致使各種工商業都在不同程度上被納入其奢侈性消費軌道。
大量純消費人口湧入城市，是不利於城市發展為生產型的經濟都會的。

如「孟嘗君相齊，封萬戶於薛」，這時薛的人口還不多。
後來，「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
不僅增加了城市的寄生人口，而且嚴重影響了社會教化，
「其俗閭裡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⑥⑨]。

（３）原始性。

當時大多數中小工商城市商品經濟不太發達，工商業與農業尚未完全分離開來。
就是一些大的經濟都會，居民中也有一定數量的農業人口，
到處瀰漫著古代城市鄉村化的情調。

考古發現表明，臨菑故城內還有大片空地存在，當為園囿農田之域。
洛陽「絕大部分仍然是空曠荒涼之地，其居民大半為農業人口」[⑦⑩]，
經濟上的原始性相當突出。這些情況表明，
如果我們把當時的城市發展水平估計過高，
乃至認為具備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條件，那就與實際不大相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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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城市經濟中心的形成，
原來城鄉無差別統一的生產範圍分裂為兩個不同的依靠交換而聯繫的生產範圍——
城市和鄉村。

「一切發達的、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分工的基礎，都是城鄉的分離。
可以說，社會的全部經濟史，都概括為這種對立的運動。」[⑦①]
那麼，這時出現城鄉分離運動的原因是什麼呢？

我以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⒈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馬克思說：
「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⑦②]

從春秋時期開始，
黃河流域由使用木石工具的鋤耕農業發展為使用鐵木工具的犁耕農業，
土地私有制也逐漸代替作為公社份地的井田制，
村社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不斷高漲，
這就為農業生產的發展開闢了新的天地。

據學者研究，
戰國中晚期每個農業勞動力每年生產成品糧２０２７市斤，
接近西漢２１５１市斤的水平；
每人佔有成品糧５６３斤，
接近西漢５９３市斤和宋代６０５市斤的水平[⑦③]，
可見農業勞動生產率確有大幅度的提高。

這樣，糧食生產除能維持村社農民本身的生存外，
還能養活大量的統治階級寄生人口以及依靠商品糧為生的工商業者。

沒有農業生產的發展，並保證城市商品糧的供應，
城市人口的大量集中便失去了物質保障。

一個宜陽城「材士十萬，粟支數年」[⑦④]，可見城市儲糧之多。
田單等人堅守莒和即墨兩城，「距燕軍，數年不下」[⑦⑤]，
城內若無足夠的糧食儲備也是不可想像的。

總之，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促使社會分工的進一步擴大，
為工商業城市的形成創造了根本的經濟前提。

⒉政治分立局面的形成

從春秋開始，周天子的地位便一落千丈，形成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局面。
各大諸侯國再也不受周天子的控制和約束，
為爭奪財富和領土展開了激烈的爭霸和兼併戰爭。
戰爭之連綿不絕，使築城成了立國的根本。

「凡欲安君治民，興霸稱王，從近制遠，必先立城郭設守備」[⑦⑥]。

統治者要真正使城市堅不可摧，
還必須「通商惠工」，大力發展工商業，以增強城市的經濟實力。
又由於各國會盟和戰爭的需要，無不重視交通道路的整治。

如魯襄公時，鄭國子產至晉國，
就曾責備晉國不能續文公之業，「以時平易道路」[⑦⑦]。

「吳城邗，溝通江淮」[⑦⑧]，更是運河開鑿的巨大成就。

西周的主要交通線僅限於宗周與成周之間，
所謂「周道如砥，其直如矢」[⑦⑨]。

到春秋戰國時，則形成了四通八達的水陸交通。
如「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⑧⑩]。

列國注重對交通的開發，便利了商旅往來，
適應了城市相互之間和城市與外界之間商業往來的需要，
加速了城市向經濟中心邁進的步伐。

⒊技術的進步

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對自然界的認識逐步深入，科學技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

單從礦冶方面來說，不僅採礦知識有了增進，冶煉技術也有了劃時代的突破。

《管子·地數》載：
「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
反映了人們在探礦方面取得的成就。

在大量的找礦實踐中，人們發現了礦苗與礦物的共生關係，
即「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鈆（鉛）者，其下有銀；上有丹礦者，其下有金；
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⑧①]

所謂「山之見榮」就是礦苗的露頭。
鐵礦表面高價氧化物呈赭色，鉛與銀共生，這是為礦床學所證實了的。

尤其是在冶鐵技術方面，這時已取得三項重大進展：
一是生鐵冶鑄技術的出現，使生鐵可以作為原料直接鑄造器具以用於各個生產領域，
二是鍛鋼技術的出現，給社會生產提供了銳利堅韌的鐵製原料；
三是鑄鐵柔化技術的出現，增加了鐵製品的強度和韌性[⑧②]。

這就極大地推動了冶鐵手工業的進步，使不少工礦城市迅速發展起來。
如戰國時陽城（今河南登封告成鎮）西北部的「少室之山」，
人們發現「其下多鐵」[⑧③]，確為建國後的地質勘探所證實。
有此豐富的鐵礦資源，陽城便形成了一個重要的冶鐵手工業城市。

⒋城市本身的向心力作用

城市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它自身就會產生一種推與拉的力量，
導致鄉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去從事工商業活動。

由於城市商品經濟對鄉村自然經濟的衝擊，便產生一種推的力量，
使部分債台高築的破產農民湧入城市，去謀求生存之路。

齊國刁閒使用「賤奴虜」以「逐漁鹽商賈之利」，
其中或有這種破產農民得以「自饒而盡其力」[⑧④]。

同時，城市的富有生活和從業門路的廣泛，也產生一種拉的力量，
誘使一些鄉村青年男女去城裡尋求富裕的生活道路。

如呂不韋就曾對他的父親說：
「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國立君，澤可遺後世。願往事之。」[⑧⑤]

看來，呂不韋早年或許是一個務農的青年，
他從「力耕疾作」到「往來販賤賣貴」，
再到「建國立君」，不僅擺脫了農耕不得「暖衣余食」的困境，
而且使他由一介布衣而位至卿相。

還有一些不安於貧窮的農村女子也有流入城市的，甚至不以出賣色相為恥。
如有名的「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
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⑧⑥]

城裡還招來了任俠奸人，也集中了高談闊論的學者名流。
社會階級構成愈益複雜起來。
可見城市商品經濟產生的這種推與拉的力量，反過來又促進了城市本身的進一步發展。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春秋戰國時期城市經濟起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果我們只把它作為政治和軍事中心的附產物來看待，就不免失之偏頗了。

從整個人類歷史的發展來看，
城市和鄉村一經分離，就顯現出尖銳的對立形式。

這種城鄉利益的對立具體表現為城市中的各級統治者在政治上控制鄉村，
在經濟上剝削鄉村，並使「農村人口陷於數千年的愚昧狀況，
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專門手藝的奴役，
它破壞了農村居民的精神發展的基礎和城市居民體力發展的基礎。」[⑧⑦]

從這個意義上說，城鄉分離和城鄉利益的對立便成了需要消滅的社會差別之一。
但我們如果從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歷程看，
城鄉分離運動的進步作用還是不能完全抹殺的。

有人認為中國的城市始終是社會經濟發展的贅疣，
我以為這是誤解了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的原意。

馬克思說：
「古典古代的歷史是城市的歷史，不過這是以土地財產和農業為基礎的城市；
　亞細亞的歷史是城市和鄉村無差別的統一
（真正的大城市在這裡只能乾脆看成王公的營壘，看作真正的經濟結構上的贅疣）。」[⑧⑧]

十分清楚，只有城市與鄉村不曾分離而處於「無差別的統一」狀態，
才能看作社會經濟結構上的贅疣。

三代的城市或可作如是觀，
但春秋戰國時代的城市卻是需要我們正確估價的。

是時，城市已發展為多功能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特別是城市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活躍，
不僅促進了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革和生產力的發展，
而且推動了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和產業結構的調整，
加大了城鄉經濟雙向交流的力度，進一步改善和豐富了城鄉人民的經濟生活。

儘管當時城市經濟的發展還不可能改變全國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格局，
但它對於推動社會進步和經濟繁榮畢竟是有積極作用的。
所以我們再也不能把這時的城市視為社會經濟經結構的贅疣了。

註釋：

[①]《馬恩選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５６頁。

[②]《荀子·儒效》。

[③][①②]參見許倬雲《周代都市的和商業的發達》，《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八本第二分。

[④]焦循《群經宮室圖》卷一。

[⑤]吳承洛著、程理浚修定《度量衡史》，商務印書館１９５７年版，第５４頁。

[⑥][⑦⑩]《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２４２頁。

[⑦]《管子·乘馬》。

[⑧]《秦都雍城鑽探試掘簡報》，《考古與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２期。

[⑨][②⑧]群力《臨菑齊都故城勘探紀要》，《文物》１９７２年第５期。

[⑩][②⑨]《河北易縣燕下都故城勘察和試掘》，《考古學報》１９６５年第１期。

[①①][⑥⑤]《戰國策·齊一》。

[①③]《國語·齊語》。

[①④][①⑦]《馬恩選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版，第５９頁。

[①⑤][②⑩][②①][②②][④⑨][⑤②][⑥①][⑥③][⑥⑦][⑧④][⑧⑥]《史記·貨殖列傳》。

[①⑥]《孟子·滕文公上》。

[①⑧]《國語·晉語四》。

[①⑨]《左傳》僖公三十二年。

[②③][⑥⑥]《史記·呂不韋列傳》。

[②④]詳見拙作《工商食官解體說獻疑》，載《四川師院學報》１９９３年第４期。

[②⑤]鄭紹宗《熱河發現的戰國鐵工具鑄范》，《考古通訊》１９５６年第１期。

[②⑥][④④]《左傳》昭公二十年。

[②⑦]《華陽國志·蜀志》。

[③⑩]宋鎮豪《中國古代「集中市制」及有關方面的考察》，《文物》１９９０年第１期。

[③①]《秦古雍城發現市場和街道遺址》，《人民日報》１９８６年５月２１日。

[③②]劉敦願《春秋時期齊國故城的復原與城市佈局》，《歷史地理》１９８０年創刊號。

[③③]賀業鉅《春秋戰國之際城市規劃初探》，載《中國古代城市規劃史論叢》，中國建築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③④][⑦④]《戰國策·東周》。

[③⑤][③⑧][④②]《左傳》昭公三年。

[③⑥]裘錫圭《戰國文字中的市》，《考古學報》１９８０年第３期。

[③⑦]《左傳》昭公二十八年。

[③⑨]《戰國策·齊四》。

[④⑩][⑥⑨]《史記·孟嘗君列傳》。

[④①]《太平御覽》卷７７６引《新論》。

[④③]《禮記·王制》。

[④⑤]《國語·晉語九》。

[④⑥]《左傳》文公二年。

[④⑦]《管子·小匡》。

[④⑧]《孟子·滕文公下》。

[⑤⑩]《史記·越王勾踐世家》。

[⑤①]《戰國策·齊六》。

[⑤③]《秦都櫟陽遺址初步勘探記》，《文物》１９６６年第１期。

[⑤④]《鹽鐵論·復古》。

[⑤⑤]參見馬克垚《西歐封建形態研究》，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３１２頁。

[⑤⑥]《河北邯鄲市區古遺址調查報告》，《考古》１９８０年第２期。

[⑤⑦]《荀子·議兵》。

[⑤⑧]《戰國策·韓一》。

[⑤⑨]楊履選《春秋黃國故城》，《中原文物》１９８０年第１期。

[⑥⑩]《扶溝古城初步勘察》，《中原文物》１９８３年第２期。

[⑥②]《左傳》昭公二年。

[⑥④]《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⑥⑧]《國語·晉語九》。

[⑦①]《馬恩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３９０頁。

[⑦②]《馬恩全集》第２５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８８５頁。

[⑦③]吳慧《中國歷代糧食畝產研究》，農業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９５頁。

[⑦⑤]《史記·田單列傳》。

[⑦⑥]《吳越春秋·闔閭內外》。

[⑦⑦]《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⑦⑧]《左傳》襄公九年。

[⑦⑨]《詩·小雅·谷風之什》。

[⑧⑩]《戰國策·魏一》。

[⑧①]《管子·地數》。

[⑧②]參見《新中國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３２—３３３頁。

[⑧③]《山海經·中次七經》。

[⑧⑤]《戰國策·秦五》。

[⑧⑦]《馬恩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３１６頁。

[⑧⑧]《馬恩全集》第４６捲上，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４８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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