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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達人專欄

後續-遊牧史觀點的反思

坪圳氏共和國人 | 2021-04-08 01:01:41 | 巴幣 130 | 人氣 517

  之前沒有提到的,是關於滿洲(Manchu)的崛起。
 
  一三五一年,「紅巾之亂」爆發,元朝應聲崩解。雖然以中華史觀的角度來看,繼元朝之後誕生的乃是明朝,但在今日東北這個地區,產生了權力上真空地帶。
 
  在這個空白地帶腳踏實地、不斷累積力量的,就是女真人。一六一六年,女真族領導者努爾哈赤,在此建立「後金國」,自稱大汗。「後金國」這個名稱,當然也蘊含了自己乃是「建立金國的女真人後裔」所保持的自我認同。
 
  一六三五年,努爾哈赤的兒子皇太極,將蒙古國最後大汗-林丹汗驅趕到今日的青海省草原地帶,並奪獲了大汗的玉璽。
 
 
  順帶補充一下,玉璽是支那歷代王朝的皇帝,代代相傳的御用玉璽。在一三六八年,明王朝統一支那地區,並將蒙古帝國政權驅趕到萬里長城以北時,元朝的大汗並沒有放棄玉璽。換言之,明並沒有獲得構成脈絡相連的支那歷史當中,極度不可或缺的「傳國玉璽」;從這點來看,明並不能被稱為正統王朝,這也是遊牧民在編年史當中的認知。
 
  明自己也很清楚這一點,而且抱持著一種自卑感。正因如此,在《明實錄》中,反覆記載他們為了奪取玉璽,派遣兵力深入北方蒙古草原的紀錄;但是他們這番努力屢遭挫折,在毫無辦法下,甚至做出假造一顆新玉璽的荒唐之舉。
 
  從蒙古大汗手裡一直握著正牌玉璽來看,也可說元朝尚未滅亡?在這種思維下守護的玉璽,於一六三五年落入皇太極手中。至此,皇太極名副其實,成為歐亞東部草原的大汗,他遵循著遊牧民自古以來的既位儀式。
 
  隨著玉璽的讓渡,蒙古人與滿洲人成了合作夥伴。大清借重蒙古的力量征討支那,並創立了大清。順道一提,「新疆」一詞是在一七五九年。當時住在那一帶的蒙古人與突厥人歸順於大清,成為新加入大清的領土和領民,稱為「新疆」,也就是「新獲得的土地」。
 
 
  雖然文殊菩薩的信仰自古以來一直存在支那北部,不過在不斷遭受鎮壓的情況下,這種信仰的核心逐漸轉移到東北。一六三六年定國號為「大清」(Daiqing)之後,過去被稱為「女真」的人們,其稱呼逐漸變成了「滿洲」。所謂滿洲,一般認為就是源自於文殊菩薩之名。
 
  文殊菩薩是左手持經典、右手持劍,掌管智慧與學問的神明。重視禮節與學問的遊牧民,毫無困難地接受了祂的教誨,受到文殊傳授智慧的人們,便是滿洲人。
 
 
 
  正如大清的皇帝在遊牧的民間被稱為「大汗」這個再清楚不過的事實般,滿洲社會也沿襲著遊牧民的傳統,大汗是由各部族之長選舉產生,以部族會議領袖的身份,強力維繫著各部族的團結(杉山清彥《大清帝國的形成與巴旗制》)。
 
  大清是由八個有力的部族結合而成,也就是所謂的「八旗」。他們擁有各自的旗幟,分別是正黃、正白、正紅、正藍,以及旗幟外面加上邊框的鑲黃、鑲白、鑲紅、鑲藍,滿洲人利用旗子的不同,來表現各部族差異。
 
  大清先是統一東北,然後將蒙古納入支配下,之後他們更越過了萬里長城,征服了明;不過在征明之際,其體系已經變成了由滿洲八旗、蒙古八旗,以及漢軍八旗所構成。
 
  令人感興趣的是,滿洲八旗真的是純粹由滿人所構成的嗎?關於這點,答案是否定的。正如第一篇提到加入遊牧民的方法,成為旗人的重點,在於接受滿洲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以滿洲人一員的身份生存下去,與出身漢人或蒙古人並沒有關係。換言之,這是一種跨越了人種與民族的價值觀。
 
  作者在一九九0年代,在阿爾泰山進行調查時,曾經和當地遊牧的哈薩克人接觸。在那些人當中,作者發現有個人不管怎麼看,都是漢人的樣貌,於是便試著問他:「你是支那人嗎?」結果他馬上回答:「不,我是哈薩克人。」周圍的人似乎也把這件事情,看得是理所當然。



 
 
  黑龍江省的哈爾濱,這裡有座直接從日本統治時代的「大陸博物館」而來的黑龍江省博物館。在其中的展示場中,有一位人物的相關事物-十九世紀的吉林將軍富明阿墓中的出土品。
 
 
  在袁崇煥與努爾哈赤、皇太極之間,有一段有名的軼聞。
 
  由於袁崇煥的守勢相當堅固,所以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無法越過萬里長城,為此,他們採取謀略手段,散布謠言說袁崇煥已經和滿洲人私通。
 
  疑心病重的明朝皇帝,對這個謠言照單全收,於是將袁崇煥處以凌遲之刑,也就是活生生將他身上的肉一塊塊割下來。結果,袁崇煥的家族就變成了流浪之民。這跟漢朝對投降匈奴的李陵一族採取的懲處作法如出一轍,透過極端殘忍的嚴罰思想來統治人民,也是中華文明的特徵之一
 
  袁崇煥的兒子袁文弼加入了後金國的軍隊,他發揮了遺傳自父親的能力,屢屢立下軍功,並被錄用為漢軍八旗。袁文弼取了一個滿洲風的姓-「富」;但是,他原本的袁姓也有流傳下來,其六世孫-富明阿又有一個名字叫「袁世福」。
 
  富明阿的長男壽福在甲午戰爭中與日軍戰鬥,義和團之亂中又與俄軍奮戰,最後舉家自盡。換言之,他們是一直到最後都為大清竭盡全力的家族。

   
      說到這個,努爾哈赤之所以能與明朝抗衡,其中一個因素,在於他藐視明朝的海禁政策,利用撫順半島地緣優勢;對外輸出人參、貂皮等貴重名產,藉此換取戰爭所需的火炮、軍需物資。不僅搭上了大航海時代的順風船,開放包容的大清,也與封閉守舊的明朝形成強烈對比。
 

      


 
 
  感想:作者楊海英博士對於歐亞遊牧史、東亞支那史都有相當程度上了解。不知道是個人立場或是遊牧民的傳統觀點,可以感覺到作者在介紹遊牧文明的優越性、獨特性的同時,也非常鄙視、厭惡南方的支那。而且已經到了將遊牧經濟生活型態當成「信仰」的地步,稱那些像是「秦人」等從遊牧轉職農耕的民族集團為「背叛者」。諸如此類,偏頗觀點不知有無學術公平性?
 
  在該書第二章「草原上誕生的文明」就有提及:對於狩獵採集民保持強烈敬意,是遊牧民的價值觀。原因在於,遊牧民對於能比自己更長距離保持移動的狩獵採集民,是當作擁有大量資訊的知識份子來看待的。另一方面,對於完全固定不動的支那人農民,遊牧民把他們當成比自己更保守的存在來看待。「山不動,人動」這句俗諺,在遊牧民中廣為流傳;它的意思是,不動的人是保守的,受固定的觀念所束縛
 
 
  後面還有的是:城市的商人在遊牧民看起來,是比農民更低劣的存在。在遊牧民的理解中,城市是把人集中起來、固定在那裏不動的裝置:在那裏做生意的人,都是對金錢執著的人。(歐洲、東亞南亞各大文明都表示躺著中槍!
 
  不過,遊牧民「過著以移動性為基礎的生活,所以在財富的累積上自然有所制約。故此,遊牧社會乃是沒有極端階層姓的平等社會構造,也不會像農耕社會那樣,產生貧富嚴重落差的現象」;這點則是引用松原正毅先生的實地考察後的結論,也很有道理(《遊牧帶給我們的訊息》)。
 
  在抱持這種價值觀的遊牧民族文明受到認可前,中國都是用農民史觀、農耕民族的視野來看遊牧民,並對之多加鄙夷。然而,遊牧民覺得他們是能動的,農耕民則是固陋的,並覺得農耕民族是在歪曲遊牧文明。
 
  這正是今日的蒙古與中國之間,產生文明爭論的一大要因。
 
 
  筆者我認為,與其探討雙方的差異並試圖化解,探討東亞窪地所群聚、發展的文明到底為何如此異於他國,也許才是問題關鍵所在。
 
 
 
  個人對照其他資料、相關歷史節目紀錄片後認為:遊牧民、狩獵採集民固然都是古代以降的高知識專業人士;也是人身遷徙、財務自由度較高的一種經濟生活型態。但是楊海英博士也在書中坦承遊牧民生活的致命弱點就是暴風雪,對抗天災的能力跟事先預備存糧的農耕民相比,很明顯差了一大截。
 
  關於農耕文明的缺點,以色列歷史學家哈拉瑞先生,在其暢銷作《人類大命運》系列中就曾提到「農業革命帶來的缺陷遠遠超過優點,單一作物的種植雖然讓人口增長,卻導致營養不均衡,甚至不如狩獵採集的生活。農業能有效累積財富,卻也首次拉開貧富差距,不僅讓人類神話演變成自認有別於萬物、受到眾神寵愛。也創造了一群自命不凡的特權菁英階級……」總而言之,徹底顛覆傳統史觀總是讚美、甚至認定農業出現後人類才有文明的這種概念。狩獵、畜牧當然也是人類文明,只是分工合作程度上、生活經濟型態發展上的差異不同罷了。
 
 
  在這個講求文化多元主義的時代,容許不同的史觀有其觀點立場,重新解讀已知的歷史事實,不僅可以擁有更加全面開闊的視野,更可打破「歷史是由贏家所撰寫」這個長久以來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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