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官僚體系為明清時代社會流動之最終目標，何炳棣《明清社會史論》第三章主要探討向上流動的態勢，並以科舉考試為主要切入點，其中史料的選擇與解讀相當重要，許多有爭議或容易失真的史料，皆捨去不用。
有關於名人的定義，如一些傳記忽略傳主之家世背景，選人標準有偏見，並是主觀而浮動的；墓誌銘的本質是歌功頌德，且早期事蹟難考；方志所附之傳記簡單粗略，且有受人託付立傳、親近之人所寫之弊病。並以過庭訓、李桓所撰之材料為例，兩部傳記集子，或是省份收錄失衡，或是含有地域主義，資料也不夠周全，若是貿然以此為資料統計，產出的結果可能失真。於是便以進士為衡量標準，以求精準量化。
《進士登科錄》此一材料載明了中試者的履歷、祖宗三代官位記錄，並撫以舉子之間私下印製的《同年齒錄》，此一材料為應試多年後編寫，雖然部分年份的齒錄因時過境遷才成書，而在部分同屆應試者的資料有所脫誤，但擇良善之本納入參考，可以與《登科錄》相互參照，更精準得出應試者的家世背景，甚至可以透過「追贈」制度，推導出旁系親人的仕途情況。
然而要精準梳理社會流動脈絡，仍因史料的侷限性而有所缺陷，如舉子實際的經濟地位與旁支親戚互助支援的關聯，以及國家財政困難的捐納官銜行為。因此除了進士名冊，亦酌收舉人與貢生名冊填補資料深廣度，以及考證生員名冊，以資料上的簡短傳記了解士人家族在科舉體系之狀況。
根據資料可以將進士分為四類。一為祖上三代毫無功名，家境清寒之士；二為祖上三代有初級功名，為社會流動之過度群體，不應高估此一階層的經濟實力，仍將之視為平民；三為祖宗三代有高於生員的功名，亦包含捐納官銜在內，與明代之監生、清代之貢生，可視為下級官僚階層；四為高級官僚階層、王公貴族，有蔭子權力。
其中一二為定義上的平民，三四則為官僚階層，然因三的定義較寬鬆，不容易體現該階層的向上流動性，可能其父產業規模不大，只以捐納得一小官，而子孫中了進士，向上流動的躍進性則無法清楚體現。
總體言之明初的科舉生態，對一二類出身的學子極端有利，佔了不少進士中試者的名額，到了明中葉，第三類的應試者逐漸抬頭，甚至晚清時期，一二類的學子以舉人為主，因為進士層級的戰場已經難以競爭。
上述討論，參照沈登苗之〈也談明代前期科舉社會的流動率——對何炳棣研究的思考〉，當中提到明前期對於清寒士人的有利表象，可視為元代輕視科舉的「後遺症」，除了政治上因為種族政策導致的用人排擠外，「儒戶」家庭的影響亦需考慮，這些儒戶延續了南宋士人的讀書風氣，並在元代得到保障，因此在《明清社會史論》第三章討論的明初流動問題，這些一二類舉子，雖然表面上出自於平民家庭，事實上可能已有家學淵源，只是因為元朝的用人政策，使這些應試者的先祖無法得到政治地位。本文亦計算了明朝前中期科舉中試者對後代影響力的概率，與何炳棣研究大致吻合，一二類在進士的比率上逐漸衰退，第三類則是逐漸上升，並在弘治年間之後，整體比率呈現穩定。
根據〈中國科舉制中的地區、家庭與個人〉，可以發現從唐宋元明以來，科舉對於公平的追求標準是浮動的，從個人平等、種族平等到地區平等，並又在地區平等之中細分出行政區的平等，又額外考慮人口因素與考生實力，隨著王朝的環境不斷演變。明代將科舉分為中南北卷，規定各省舉人解額，對於文化進步地區的學子並不公平，應試者因為地區的不同，中試難度有所差異，在應試者素質較高且人口稠密的地區，官宦世家的優勢便體現出來，亦限制新人的階級流動。
參照《明清社會史論》第五章〈影響社會流動的因素〉，明朝將教育體系與科舉制度結合，並以府州縣學制度管納生員名額，然而隨著人口成長，除了領有國家補助的「廩餼生員」外，亦另開「附生生員」、「增廣生員」，雖有汰除制度，但在後期也給予老生員與平民區隔的福利，如繇役優待、生員服裝等。
我想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在縣學階段以前的初級教育，因為出身的不同，是否影響了生員類別，書香世家有較好的實力，因此可以拿取國家補助，而清寒之士只得以附生生員身分，除了面對應考、學習，又得承受經濟壓力，呈現蠟燭兩頭燒的局面。
明初的社會流動，何炳棣在《明清社會史論》第五章有提到，明朝建立社會流動的劇烈性可觀，然以明太祖選材管道的多元性，如監生任官、薦舉制度，若單以科舉為標的，我認為勢必會喪失一些數據，若加以完善，也許就可以回應沈登苗文章之問題。
我個人認為何炳棣將流動標的侷限於科舉進士，不全然因為史料的侷限性，因為參照劉至琴〈晚明城市風尚初探〉，明太祖將階級禮法嚴格實行於社會，即使是巨賈富商，亦不可僭越，在建築、服裝上都受限制，之於官僚系統仍有上下尊卑貴賤之分。
而何氏文中雖透過《同年齒錄》初步理清祖上擁有捐納頭銜的應試者，但若是有一富商沒有頭銜，而其子依然受相較於清寒之士良好的教育，但可能歸納在第一類的進士中試者，我認為仍有值得探討的地方，畢竟一般的平民與擁有資本的商人，向上流動的意義仍大不相同。
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