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安國跟李廣,在史記中都享有一人獨傳的特權。
其實這就表示出,司馬遷對這兩個人的敬重。
韓安國傳更寫作「韓長孺列傳」,但史記卻沒有說明,長孺是韓安國的表字。
當然,長孺確實是當時常見的字。
項羽本紀。
陳涉世家。
韓長孺列傳。
在三個不同體裁裡,司馬遷各用了一次以字為題的手法。
或許可以想想,這三個人的共通性是什麼?
比方說,他們都是「應該」要上某個大位,但時運不濟,最終有實無名。
項羽行帝皇之事,但終究是沒有成為天下共主。
陳涉揭竿起義,但義軍領袖之名為楚國所盜。
韓安國代行丞相事,最後仍是與丞相之位失之交臂。
除了這個種類,史記通常是:
一,帝王本紀:諡號國號,無姓無名。高帝本紀之類。
二,姓氏+職務世家、列傳。蕭相國世家,李將軍列傳。
有趣的是,呂太后本紀的命名法,比較接近世家類。
三,個人全姓名列傳。
同樣有一個介在「個人全姓名列傳」和「姓氏+職務世家」的中間者。
絳侯周勃世家。
會規畫出本紀、表、書、世家、列傳這樣格式的司馬遷,要說他命名時只是隨便開心就寫,就太小看人了。
跟項羽和陳涉相比,司馬遷倒是很清楚的表現出,他自己對於韓安國的肯定。
「安國為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合,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
韓安國貪財,但卻能推舉比自己更好更優秀的人才。
其實我們完全可以看出,韓安國在武帝一朝,必定是個經常收受賄賂的人。
但實際上,除了這句話,司馬遷一點都沒有記錄韓安國貪財的事實。
也就是一筆帶過。
韓安國推薦的壺遂,對司馬遷來說,更是重要的良朋益友。
「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更記錄了自己跟壺遂討論,為何要做《史記》。
壺遂稱司馬遷為「夫子」。
一般相信司馬遷大約是元狩年間在朝廷當官,並且參加西南開發。
他的年紀一般只能推估,畢竟他沒說自己二十歲去巡遊天下花了多久。
韓安國則大概在六年以前的元朔二年去世。
史記的孝武本紀有寫到,漢武帝開始用年號,是元狩年末。
「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元狩云。」
不過正文裡大多漢武帝的年號,是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
當然,那三元是有司建議,漢武帝不需要100%採用。
但這至少可以對應出,史記的孝武本紀,首建年號是在元狩六年。
其明年,漢武帝欲行封禪,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等議。
這個時候,是西元前116年,太史公是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
若司馬遷所敘無誤,司馬談「發憤且卒」。
司馬談卒八年後則為太初元年,是西元前104年。
一般認為司馬談卒於西元前110的元封元年是錯的,這應該是抓「五年而當太初元年」,以及「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閒」產生的謬誤。
再回推,司馬遷並沒說爸爸在武帝封禪當年過世。
所以正確時間應該是西元前113~112年。
但我們仍可回推,元鼎元年是司馬遷結束西南開發回京的一年。
大宛列傳有云:「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
漢書記:元朔三年秋,罷西南夷。
元朔六年,張騫封侯。
這表示張騫是在這三年間回來的,回推十五年之內都符合建元年間出發的說法。
那麼,司馬遷是不是這三年間參加了西南開發?
事實上,西南夷列傳有稍微精準一點的資訊:
「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
也就是通西南這件事,不是張騫一回來就說的,事實上是張騫通西域時留下的人又回來了,才提到西南通道這件事。
「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閒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
這次出使卡在昆明,然後記事從缺,下次就是南越叛亂。
南越是元鼎五年反亂的。
太史公自序說:「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所以司馬遷是元狩元年出發,元鼎元年回來。在西南待了六年。
而元狩元年的司馬遷,至少超過二十歲。
事實上,在史記的孝武本紀,也出現過這樣的跳躍。
發生在元光元年之後。
基本上整個元光跟元朔的時間,在孝武本紀裡面相當之不清不楚。
根據漢書考證,史記的孝武本紀大概到元朔四年才能對得上時代。
這邊我們或許就可以估計,司馬遷是元光二年到元朔四年(西元前133~121年)之間在巡遊天下。
意即西元前133年,司馬遷二十歲。
生於西元前153年左右,正好是七國之亂剛結束。
比目前常見的推論大了八歲左右。
沒有李廣那麼老,跟衛青的年紀可能差不多。
這樣計算的話,當司馬遷成為太史令,被壺遂稱為夫子的時候,大約已經是「五十知天命」的年紀了。
大概考到這裡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