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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陳菊《我的4000天與40年:台灣的民主之路》講稿全文

作者:小嵐酢漿草│2018-03-22 03:38:56│巴幣:2│人氣:107
                                                                                                                              
自由民主是台灣最珍貴的資產,更是連結亞洲、獻給國際最強大的價值

陳菊《我的4000天與40年:台灣的民主之路》全文:
陳俊廷/高雄報導 2018-03-21 08:38


感謝主持人的介紹。今天非常榮幸能夠來這裡分享台灣以及高雄的轉型經驗。在剛剛的影片中,大家看到高雄,那是一個文化多元,人民熱情,美麗的港灣城市。歡迎大家來高雄玩。

但是,高雄並不是像天鵝那樣的天生麗質,她經歷過半世紀的重工業污染,曾經是隻醜小鴨。高雄有一條河流叫做「愛河」。美國在台協會(AIT)高雄分處的前任處長杜維浩先生(Bob Dewitt)常常說一個笑話,他說他年輕的時候來過高雄,當時的愛河很臭,他總是先聞到愛河,才看到愛河。但2014年他再度來高雄任職時,愛河已經變成漂亮的觀光景點。

我對高雄有很特別的感情。因為,高雄是台灣民主運動的聖地,我年輕的時候,在這裡發生過「高雄事件」,許多人因為反抗國民黨的威權統治而被逮捕。我也是其中之一,而且被認為是首謀者,面對可能判死刑的威脅。沒想到,後來我竟然成為這個城市的市長。

過去40年,台灣經歷過,從威權到民主的戲劇性改變。過去12年4000多天,高雄也經歷過,從重污染城市到宜居城市的巨大改變。

今天我很高興有機會來這裡,跟各位分享我的40年跟4000天,也就是台灣跟高雄的轉型故事。

《我的政治啟蒙》

1968年,我19歲,還是個學生,就開始擔任省議員郭雨新先生的助理,幫他整理文件。郭先生是當時還很微弱的民主運動的一員。

1949年國民黨來台灣後,就開始實施軍事戒嚴,禁止人民組織反對黨,國會議員都是在中國大陸選出來的,幾十年不必改選。任何人反對政府,即使只是讀一本禁書,講幾句抱怨的話,都可能成為政治犯,被判重罪,甚至死刑。郭雨新先生反對一黨專制,嚮往西方的自由民主。我在他的身邊,逐漸瞭解台灣的政治,也一步一步地捲入歷史的漩渦。

1971年台灣被排出聯合國,台灣人開始有危機感,擔心台灣的前途。「國會全面改選」逐漸變成民主運動的訴求。國民黨被迫開放了少數國會席次讓人民來選舉。當時禁止組織反對黨,我們就自稱「黨外」,就是「國民黨之外」的意思。那時候,每次選舉都變成黨外運動的舞台,得到民眾熱烈的支持。

為了救援政治犯,我在幾位外國朋友協助下,將政治犯名單送到國際特赦協會,結果觸怒了國民黨政府。1978年的某一天,警察突然搜索我的公寓,我躲到彰化郭佳信神父的天主堂裡,但沒有幾天就被發現了。郭神父被驅逐出境回來美國,他三年前過世,願他在天堂安息。這是我第一次被逮捕。據說當時美國政府有對國民黨施壓,我只被關了13天就被釋放。

《高雄事件》

1978年年底,美國跟台灣斷交,跟中國建交。國民黨馬上停止已經進行一半的國會選舉,整個台灣陷入巨大的不安。黨外人士為了自救,發行了美麗島雜誌,宣傳民主的理念。

1979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權日,那天晚上美麗島雜誌社在高雄舉辦遊行,沒想到國民黨藉機大逮捕,這就是影響台灣民主發展最關鍵的「高雄事件」。一百多人被逮捕,其中八位被以唯一死刑的叛亂罪起訴。這八位中有兩位女性,呂秀蓮跟我。呂秀蓮後來擔任過副總統。

我常常被問到台灣女性的公共參與。請看,八名政治犯中,女性佔了四分之一,成績似乎不錯吧?黨外運動有很多傑出的女性,她們的貢獻贏得了民眾的尊敬。有的後來從事社會運動,推動社會改革,有的當選立法委員或者縣市長,現在的立法委員中,女性佔了38%。

那次國際人權日遊行,我們的訴求不過是:解除戒嚴,實施民主政治,讓人民可以組織反對黨,可以選舉自己的國會,卻以叛亂罪被起訴。

過去的政治案件都是秘密審判。但因為高雄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關心,國民黨被迫同意公開審判。我們在法庭上為自己以及為民主辯護,媒體幾乎逐字報導,變成很成功的民主教育。民眾發現,這些所謂的叛國者,原來才是真正的愛國者,更多人同情我們,支持我們。

被逮捕後,我們完全被隔離,不知道外界發生了什麼事。一直到了法庭上,才知道發生了「林宅血案」。同案的林義雄先生的家被歹徒侵入,媽媽以及兩個七歲大的雙胞胎女兒都被殺死,九歲的長女奐均(Judy)受重傷。法庭上大家都哭了。我知道參加民主運動必須付出代價,沒想到竟然是這麼殘酷的代價。林家24小時都被秘密警察監視,會發生這種事,顯然是要殺雞儆猴,在警告我們。林義雄的媽媽和女兒跟我都很親近,這件事情在我心中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傷痕。好在奐均後來被救活了,她被送來美國,成為一位鋼琴家。我很高興,奐均後來結婚了,先生是牧師,美國人,他們現在住在台灣,有五個小孩。

林宅血案發生後,國際上的壓力更大,國民黨不得不放棄判我們死刑,我被判了12年。美麗島大逮捕本來是想消滅民主運動,沒想到反而刺激民主運動發展得更快。後來每一次選舉,黨外的席次都大幅增加。

1986年初,被關了六年半之後,我突然被釋放。我很快就加入一個秘密小組,計畫組織反對黨。那年9月,民進黨成立。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國民黨並沒有出手逮捕。因為民主運動在台灣已經成為潮流,民眾的支持讓他們有所忌憚。第二年,台灣終於解除戒嚴。民主的曙光出現。

解除戒嚴後,民主運動與社會運動蓬勃發展。1992年底,立法委員全面改選,人民終於可以選出自己的國會。在美國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在台灣卻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

兩年後,陳水扁先生當選台北市長,邀請我擔任社會局長。我從體制外的反對者,變成了政府官員。

《政黨輪替》

從威權轉變到民主,關鍵不只在能否公平投票、贏得政權,而是選輸的執政黨會不會交出政權?真正的考驗就發生在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的時刻。

我們以前連做夢都不敢想的,竟然實現了。那時很多人擔心,執政50年的國民黨會不會拒絕交出政權,甚至擔心會發生軍事政變。2004年陳水扁當選連任時,國民黨候選人拒絕承認選舉的結果,號召他的支持者佔領了總統府前的廣場好幾個月。好在,這些考驗台灣都順利通過了。

民主制度對台灣造成多大的改變?我來跟各位分享兩個實例。

陳水扁第一次當選總統時,我擔任勞動部長,當時叫作勞委會主委,開始了一系列的勞動法令改革:每週工時從48小時降為42小時,週六可以休息。建立就業保險制度,讓失業勞工可以領失業給付。改革勞工退休金制度,讓每個勞工年老時都領得到退休金。我們也立法保障兩性在職場上的平等權。

這些改革過去談了一、二十年都無法實現,為什麼民進黨上台馬上就作得到?這就是民主政治的好處。威權時代的政府高高在上,根本不必聽人民的聲音。民主時代的政府,才會在乎人民的幸福。

第二個例子是台灣的年輕世代。政黨輪替之後,民主的聲音開始進入校園,對後來產生了很大的影響。2014年發生了「太陽花學運」,參與者大多是在解嚴之後出生,心中沒有威權的陰影,在正常教育下長大的年輕人。他們不管來自「外省」家庭還是「本省」家庭,都自認為是台灣人。就好像美國移民家庭的下一代都認同美國一樣。這群年輕人認為,國民黨政府的經濟政策過度依賴中國,已經危害到國家安全,因此他們佔領國會23天以表示抗議。他們的行動震撼了全台灣,甚至鼓舞了香港的年輕人。半年之後香港的雨傘運動,很顯然從太陽花學運得到許多靈感和鼓勵。

太陽花世代沒有族群矛盾,他們坦白、勇敢,是一種全新的台灣人,他們將捍衛未來台灣的自由和民主,我對他們有很高的期待。

陳水扁執政八年後,國民黨再度上台。又過了八年,蔡英文成為台灣第一位女總統。歷經三次政黨輪替,和平轉移政權已經台灣政治的常態。我認為,這是台灣最大的成就。

《高雄市長》

在台灣轉變的同時,我發現,我們這些曾經為民主奮鬥的人也必須隨著改變。二十幾歲時,我跟我的同伴,都是要推翻獨裁政權的革命者。國民黨政府認為我們是叛徒。當時黨外的四個女性,包括呂秀蓮和我,甚至被稱為「四大女寇」,意思是四個女土匪。

2000年的政黨輪替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國民黨下台,輪到我們來建設國家。由革命者轉變成改革者之後,我們發現,改革比革命更困難。以前我們在體制外可以不顧一切地激情抗爭,現在則必須在體制內小心翼翼地推動改革。

我擔任勞委會主委時就已體認到這個事實。2006年底我當選高雄市長後,這樣的體會就更加深刻。

高雄是台灣南部最大的都會,高雄港是全世界第13大的港口。從日本時代開始,高雄就是一個工業城市。二次戰後又在這裡興建了煉油廠、煉鋼廠、造船廠,成為重工業中心。我擔任市長最大的挑戰就是要解決過去幾十年留下的污染,並協助產業的轉型。

我們開闢了許多公園、綠地、和濕地,逐漸恢復長期被破壞的環境生態。河川經過整治,水質大幅改善,愛河就是一個例子。

過去高雄很多地方會淹水,甚至淹到半層樓高。我們挖了15個大滯洪池,平常是公園,四週有斜坡以及慢跑的步道,暴雨來的時候就可以滯洪。現在那些地方都不再淹水了。

高雄有280萬人口,市民大多騎摩托車或者開車上下班,造成嚴重的空氣污染。我們目前已經有兩條捷運,正在興建一條環狀輕軌,加上新的捷運路線,我們馬上就會有完整的大眾運輸路網。全市38區,每區都有公共汽車,還有5千輛公共腳踏車。高雄的交通將越來越方便,也越來越乾淨。

高雄的貨櫃港現在已經移到南部的新港,舊港有許多廢棄倉庫,改造成藝術家工作室、博物館、小商店,形成了「駁二藝術特區」。高雄有很多東南亞新移民,為了推動多元文化,學校提供了課程讓新移民的小孩可以學習母語。高雄逐漸從重工業城市轉變成有多元產業與多元文化的現代都市。

我的團隊有很清楚的方向:恢復被重工業破壞的環境生態,營造一個不會淹水,交通方便,有多樣化的工作機會與多元文化的宜居城市。高雄的轉型還在進行中,但大家都已經在說「高雄變漂亮了,高雄跟以前不一樣了」。

《台灣的新挑戰》

在威權時代,我作的事情像是在搞革命,希望建立一個各種言論可以百花齊放的社會。在民主時代,我作的是推動改革,努力營造一個人類與自然可以共存共榮的城市。不同時代需要不同的領導者。我們的總統蔡英文就跟我很不一樣。

三年前她也曾經在這裡演講過。她並不是「女土匪」型的人物,她很穩健,也很專業,但她堅持改革的決心,跟我一樣堅定。

蔡總統上台後,啟動了年金改革、並且開始追討不當黨產。這些都是不改不行,但又是最困難的改革。

譬如年金改革。台灣軍公教退休金遠比勞工退休金優厚,有的將退休金存入銀行時甚至享有18%的優惠利息,非常不合理。蔡英文發動的年金改革,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但少數的反對者卻激烈地抗爭。

又譬如追討不當黨產。威權時代的國民黨將許多國家資產變成黨產,總數超過幾十億美金,使得國民黨變成全世界最富有的政黨,也造成選舉時的不公平競爭。追討不當黨產也得到大多數人民的支持。

必須解決威權時代遺留下來的不公平制度,台灣才能正常化。轉型過程中雖會遇到阻力,但我相信,蔡英文總統會以她溫和而堅持的方式,獲得最後的成功。

兩岸問題也一樣。蔡總統以其穩健的風格堅持台灣的主權,但也對中國釋出和平交往的善意。她啟動國防改革,強化台灣的自我防衛能力,希望能與美國、日本及其他國家合作,共同維護亞洲的區域安全。

《台灣價值,是新的亞洲價值》

回顧我自己的一生,充滿著驚奇。

我因爲發生在高雄事件而坐牢,沒想到後來竟然成為高雄市的市長。

高雄事件中,黨外的領導者全部被抓。沒想到民主運動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吸引更多人投入,終於結束了威權統治,讓台灣變成民主國家。

年輕時代的我,反對一黨專政,夢想台灣可以跟西方國家一樣有言論自由和民主制度。在當時那是跟天上星星一樣遙遠的夢。沒有想到,那個夢竟然實現了。

現在的台灣有完全的言論自由,可以民主地選出國會議員以及總統。現任總統是女性,高雄市長、高雄市議長、台北市議長都是女性,國會議員也有四成是女性。台灣是亞洲最自由、最民主的國家。

民主得來不易,鞏固民主也一樣困難。我們在改革威權時代殘留下來的不合理制度的同時,也必須面對國外來的威脅以及劇烈變動的亞洲局勢。

台灣的民主逐漸成熟,民進黨已經蛻變成為一個穩健的改革政黨。我相信,我們有能力面對當前的挑戰。

但是,台灣需要國際社會的支持。我年輕時候兩次被逮捕而能夠安全度過,以及台灣能夠脫離威權而有今天的自由民主,都必須感謝國際上正義力量的支持。今天的台灣,更需要國際社會的支持。

台灣的民主文化和自由風氣已經成為香港、中國、以及東南亞各國年輕人的嚮往。台灣價值,是新的亞洲價值。台灣雖小,卻可以在亞洲扮演很大的角色。

維持台灣的自由民主對整個亞洲非常重要,不但符合台灣與美國的共同利益,也是我們共同的責任。我希望美國與台灣能夠更緊密地合作,共同捍衛印太地區,乃至全世界的和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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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民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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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共 2 篇留言

早上好幼女我有penis
台灣不是國家,中華民國也不是。
台灣是地名,並且並沒有任何建國運動,或說力度太低,並且不受國際重視。

而中華民國為什麼不是國家,解釋起來篇幅比較長;國共內戰,國民黨戰敗撤台並失去中華民國合法政黨之地位,共產黨借機政變取得中華民國所有政權,並且立即把中華民國改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此時中華民國正式成為歷史。

國民黨撤台後,就當時的時空背景來講,是極有可能再度建國的,但因為多方失勢,國民黨並沒有很好的掌控台灣的內部主權,並且身為“前中華民國”的流亡政府,並不是合法國家的政黨,所以無法擁有合法的外部主權,雖然現在“前中華民國”已經掌握了台灣地區的內部主權(不存在的國家取得台灣的內部主權...?怪哉),但是早已失去擴張外部主權的最佳機會,建國的可能性跌至谷底,再加上“前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對於國土的解釋,有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疆域之慮,更是令“前中華民國”的合法性遭受嚴重質疑。

如果認為國民黨就是中華民國,國民黨撤台就等於中華民國政體換來台灣,此認知是錯誤的,中華民國並不是黨國,雖然當時背景特殊,中華民國為國民黨一黨獨大,但是國體在原則上屬於民主國家,國民黨並不能代表中華民國;舉個簡單的例子,如果中華民國真的是一個擁有台灣國土的小國,而民進黨與國民黨發生內戰,並且國民黨戰敗,民進黨強取中華民國的所有政權後,廢除中華民國並建立台灣民主國,國民黨撤至台北,並宣稱台北是中華民國。在這個例子裡,你不覺得哪裡怪怪的嗎?民進黨政變成功,取得了中華民國所有的政治權利,中華民國的憲法中解釋到台北處於中華民國的疆域範圍內,所以照理來講,國民黨並不能自顧自的宣稱自己把中華民國的政權帶至台北,並且台北是其領地。

懂了嗎?台灣人都在笑中國人接受了洗腦教育,被愚民政策耍得團團轉,但是我們台灣的教育也沒有好到哪,因為當時國民黨在台灣實施軍國政策,教育內容充滿誘導,解嚴後,在“台灣主權”部分的教育並沒有被改善,為的就是“前中華民國”在台的內部主權能夠合理化,但是眼光放遠一點,捨棄狹隘的思想,你會發現你根本就被洗腦了,台灣人的意識形態早就被朔造得歪七扭八了。

03-25 06:14

早上好幼女我有penis
另外因為講到台灣早年的軍國主義,所以我想談談中國目前的局勢,我雖然排斥共產黨(但我不排斥共產主義,因為那是人類社會的最終夢想,而且中國目前是在政治上施行極權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並不是共產主義國家),討厭極權主義,更討厭威權主義,但就理性來看,極權,甚至是威權,對當今的中國來說確實是必要的政治過程。中國目前處於高度發展狀態,並且落後於人太多,人口總數又龐大,再加上地區性的獨立運動此起彼落,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推動民主,將會把民主的弊端完全體現出來,像是政策的協商成本太高就是一個非常致命的弊端(時間、人力物力),而且人口總數與協商成本呈正相關(想想14億人口投票盛況),如果協商成本過高,就會綁手綁腳,無法快速有效的推動國家發展,並且民主國家在反動勢力的處理上,耗費的成本也比極權國家要高,“短期”成效也更差,這些弊端對未開發國家或開發中國家非常不利,觀察非洲那些民主國家就可以窺知一二,所以我認為極權是中國目前的必經之路。但是我想,轉變很快就要來了,中國最近修憲,把極權主義轉型成真正的威權主義,此引響不是造成中國的民族主義再度膨脹,就是民主運動活躍起來的契機,未來幾十年,中國的轉變應該會很劇烈。

如此,看回台灣,雖然我認為國民黨該為戒嚴的行為負責,並且誠心道歉,撤掉中正紀念堂與消彌軍國主義殘留下來的影子,但是我另一方面也認為那是台灣的必經之路。

這些是我的看法,希望能令你跳脫單一的意識形態,用各種角度深入論證各個道德觀的存在必要,與它在怎麼樣的時空背景下能夠令社會更好的運轉。最後,雖然我們皆擁抱民主,但不要忘了在思想上適時的與民主為敵,因為更好的普世價值皆是誕生於批判中,就像民主也是前人透過反覆辯證與批判而得的道德觀。

03-25 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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