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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嘉靖年間北虜南倭的危局

望燁 | 2022-08-10 21:47:58 | 巴幣 104 | 人氣 218

前言：
在B站等網站，一些歷史UP多把倭亂講成純粹是日本人主導，且明代文人多倭寇與中國海寇分開區別。一開始我有點懷疑，中途查找原文時也一度相信，直到查到〈明代官方語境中的 “倭寇” 與 “日本”——以《明實錄》中的相關語彙為中心〉這篇論文，才確定了明代嘉靖年間在大項上確實是用「倭寇」對東南海患做為統稱，並以「真倭」、「奸民」等詞進行細分。
故而儘管當前史學界對於嘉靖倭亂到底應當界定為「中國內亂」（復旦大學樊樹智〈倭寇新論〉）或傳統定義上的「倭人勾結海寇」仍有爭論，但以〈明代官方語境〉一文及其於史料對照後，竊以為無論何種學派為真，都不應將所謂「倭寇」簡而定義成日本入寇。

以下正文：

　　由於土木堡之變對武勳集團造成的打擊，以及衛所兵制的逐漸腐敗，明代武備日漸廢弛。久疏戰陣、剋扣軍餉、尋常兵丁淪為農奴等弊病如病毒般，自權力中心的京營，蔓延到各邊鎮、內地衛所。如孝宗實錄中便曾記載做為九邊重鎮的遼東鎮，出現因雨災城堡墩牆坍塌過半等武備廢弛之景[1]，或京營將士淪為勞役而至士氣低靡之態[2]。

（薊鎮）

　　到了明世宗嘉靖皇帝在位時，明軍武備廢弛之況未有起色，更有病入膏肓之勢，乃形成北虜南倭之患。在北，有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興兵進犯大同、薊州，演變成長驅俺答長驅京師的庚戌之變[3]，而明軍不能敗之。且以此為起點，十餘年薊、遼邊患不止，屢有邊將殉國，如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懷仁川指揮僉事王恭、指揮王相等人戰死[4]、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薊鎮參將趙傾葵[5]等戰死、宣府參將李光啟被俘後不屈而死。以嘉靖二十九年為起點至嘉靖三十四年，短短的五年間，見諸於《明史》，從五品以上戰死的武將就多達十一人，其中，副總兵、總兵便多達四人[6]。

　　而做為大明重要財源的東南沿海，同樣不太平。在明初，日本沿海大名常因對中國商品的渴求，又無貿易來源等問題，鼓動、組織武士為禍中國沿海[7]。到了成祖永樂年間，明廷與日本室町幕府建立了以朝貢為形式的勘合貿易體系，期望透過每十年一次，對日優渥的商貿遏止倭亂，但成效不彰[8]。如景泰四年（1454年）朝貢的日本船團便因所得利潤不如預期，縱兵於臨清大加搶掠[9]。

（儘管明廷意圖透過朝貢貿易督促日本政府管制海寇，但朝貢貿易顯然不能遏制倭患）

　　此外，日本國內正值亂世，各大名爭權奪利，十年一次的勘合貿易極為容易受到日本不穩定的內部紛爭影響。最終，日本國內動亂造成的影響，在嘉靖二年的勘合貿易中，演變成了波及寧波、導致明軍含備倭都指揮在內的數名武官戰死的寧波之亂。在時任兵科給事中的夏言建言下[10]，明廷最終於嘉靖八年(1529年)廢浙江市舶司。而後，在嘉靖十八年（1539年）明廷拒發新勘合、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拒絕日船入港，官面上的最後一次勘合貿易也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告終。

　　在失去官方貿易途徑下，海禁的限制使得明朝民間海商開始改以走私等途徑進行貿易，最終演變成為患中國沿岸的海寇。而勘合貿易終止，更使得日本大名大友家、大內家等失去直接與明廷貿易，獲取大量財富的商貿手段，遂開始入寇東南。

　　於是，部分中國海寇頻繁私通日本大名、海寇，與其狼狽為奸，為亂東南沿海。明史在描述嘉靖三十四年倭亂時便有云：「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11]，顯示在嘉靖年間的倭亂有別於以往。在嘉靖年以前，所謂倭亂大多由不滿勘合貿易結果，或貪婪想獲取更多財富的日本大名、海寇所主導，而較少中國海商及海寇參與[12]；在嘉靖年的倭亂則呈現倭寇、中國海寇混雜的情形，而在明代的官方記載中，則大多以「倭寇」統稱，並用「真倭」、「倭奴」、「倭夷」等詞加以細分，稱呼日本海寇，另有「奸民」等詞稱呼從倭的中國海寇[13]。

　　必須強調的是，儘管盤據中國沿海的數萬倭寇中，可能僅有約數千人為日本海寇[14]，且亦有學者認為應將嘉靖倭亂界定為單純的中國沿海內亂，但倭寇仍不宜認為純粹是中國沿海海商、海寇主導，而有不容忽視的日本大名與日本海寇背景。如根據對〈抗倭圖卷〉與《倭寇圖卷》的考據，在嘉靖三十四年至嘉靖三十七年的四年間，大友義鎮、大內義長等日本大名便曾派遣船團請求勘合貿易，在遭到明廷拒絕後，船團任務便轉為走私、劫掠，在與汪直等中國倭寇首領勾結下肆虐東南沿海守備薄弱之處。[15]此外，在嘉靖三十一年的入寇中，《明史記事本末》亦有「倭勇而戇，不甚別死生。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的典型日本戰國無賴樣貌的記載。[12]

（嘉靖三十四年，倭寇甚至流竄至南京一帶[12]）

　　中國海寇與日本海寇、大名的勾結，使得嘉靖三十一年起（1552年），倭亂之盛屢震中央，至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更有小股倭寇流竄南京，屢敗明軍，橫行數千里才被剿滅之事（註一）[16]，東南海防足以糜爛稱之。

　　而早在倭亂徹底糜爛的嘉靖三十一年之前，明廷亦非沒有嘗試弭補東南海防的有志之士。如於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倭亂方興未艾時調任浙江巡撫的朱紈，便透過嚴明海禁，加強海防等政策，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沿海的倭寇，更曾攻破位於寧波外海的海寇據點雙嶼島，後捕殺海寇首領李光頭、許棟等十六人。然而，強硬的海禁政策對於以海貿、捕魚為生的福建居民而言無異絕其生路，更加激化沿海居民的矛盾[12]，且更強烈的威脅到了當地仕紳的利益。最終在嘉靖二十八年遭閩籍御史彈劾構陷，朱紈憤而服毒自盡。而其組建的四十餘艘捕盜船船隊，也為浙江按察司海道副使所解散，東南海防再度廢弛。[17]

　　在朱紈死後，東南海防每況愈下，終在嘉靖三十一年演變為朝廷無法忽視的動亂。然而，儘管明廷曾起用如王忬、張經等能臣，但抗倭戰爭長期受到北虜寇邊與奸相當權影響。如王忬便因北方邊事告急，在戰情未穩定的情況下被調離職務；而張經則為工部侍郎趙文華指始胡宗憲彈劾構陷，於嘉靖三十四年遭到處斬。[18]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儘管嚴黨禍國，但構陷張經、繼其督輔東南之責的胡宗憲並非無能之輩，而王忬等人起用的俞大猷亦非凡俗。更為重要的是，在張經冤死的同一年，一紙調令將一位來自山東的指揮僉事調為浙江都司僉事、參將[19]，其名將在未來數十年內威震東南、薊北。

　　其名為，戚繼光。

參考文獻：

[1]《明孝宗敬皇帝實錄卷之一百七十六》

[2]《明孝宗敬皇帝實錄卷之一百四十二》

[3]《明史本紀第十八　世宗二》二十九年

[4]《明史本紀第十八　世宗二》三十一年

[5]《明史本紀第十八　世宗二》三十四年

[6]《明史本紀第十八　世宗二》二十九年至三十四年

[7] 《明史紀事本末第五十五卷沿海倭亂》

[8] 時曉紅. 明代的中日勘合貿易與倭寇[J]. 文史哲,2002(4):141-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