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沒寫日記的期間，早我一屆入學的博班學姊玨（號稱學姊，但我都當她同輩）順利完成了博論答辯（我還花了三天替她親手製作了一頂百分百手工的博士帽），兩名同事跟她比較要好的同事就建議一起去參觀博物館，順道喝個咖啡聊個天。
老實說最近柏林確診人數又開始緩慢爬升，雖然打了一劑疫苗但還是怕怕的，但為了這幾年來的袍澤情誼，還是義無反顧地搭了來回共三個小時的車前往遙遠的彼方。
S-bahn車廂在疫情開始之後，顯得比過往怡人許多：乾淨、明亮，少了塗鴉、異味、地板上不明的液體跟空酒瓶，算是少數因疫情而改善的生活體驗；比起大多在地底下行駛的U-bahn，我一向更樂意搭乘能夠飽覽風光的S-bahn。這趟從柏林東南郊出發，往西北走，接著向西行，再往西南郊前進，沿途景觀變化可以說是從綠意盎然的森林、湛藍的河川，回到久違的大都會拼貼街景，然後又逐漸駛入花、草、樹木與湖泊。
到終點站後，要轉乘一路環狀線公車，一出地鐵站看見要搭的班次就衝了上去，結果踏了一步就被司機善意提醒：站牌在前面。我傻傻地道謝，往候車亭一看，果然還有兩分鐘才要發車。此時我受到後方高起的小公園吸引，往上走了幾步，發現是一處可以瞭望碼頭的平台。但還來不及享受拂來的微風和寬闊的視野，公車已然進站，只得拔足狂奔，差點沒能跳上車。
從小教育使然，寧可提早到半小時，也不要遲到三分鐘，秉持這個美德，我愉快地提前二十分鐘抵達約定地點。結果收到玨悲愴的來電，說是錯過上班車，下班車又取消，決定跟男友兩人步行半小時過來。
我就這麼獨自晃呀晃的，在德國印象派畫家Max Liebermann的故居外圍打轉。透過圍籬，可以清楚看見有對新人穿著婚紗與禮服，正穿越廣袤的後院草皮，往湖泊的方向去。這名猶太裔畫家的故居是一幢氣派的別墅，前庭是一座繽紛燦爛的美麗花園，後院則是設置了露天咖啡座，能將整片草皮、園林，以及其後的湖景盡收眼底。
德國同事Anne跟Antje相當準時抵達，幾分鐘後氣喘吁吁的玨和男友沛也一齊現身。雖然睽違已久，但神奇的是眾人幾乎沒有違和感地互相問候，甫進花園，就聽地主兼主揪Antje簡介畫家的人生。
接著，大夥認認真真地辨認著種類繁多的花草，對長相奇怪的花朵品頭論足，並且強烈懷疑某個植物就是朝鮮薊，還發現了菜園區——旁邊立著小小的木牌，以黑色簽字筆寫上香草的名稱；也看見了匍匐於地上的黃瓜，與結實累累的藍莓，周遭飛舞著胖胖的蜜蜂以及花色斑斕的蝴蝶。走馬看花，時不時閒聊兩句近況，在行經花圃中央的木搭廊道時拍了合照，儼然一群可愛的觀光客，我不曉得原來我也會懷念這種滋味。
逛了沒有多少收藏的別墅一圈，收藏的畫作大多是他那美麗花園的寫生，以及幾幅描繪農人工作的名畫。印象最深刻的是畫作旁標誌著這些農工階層的生活剪影，被當代抨擊為以「無用事物」當成畫作主題。
看完展覽，我們到別墅後的露天咖啡座聊天。其實我很慶幸今天還有兩名德國同事在場，因為縱然我跟玨兩人感情很好，和她男友實在處得不來。沛是一個健談而風趣的男子，跟玨一樣德語流利，在德拿到碩士學位後，也已經在柏林工作了幾年；說他不討人喜歡是在騙人，但他唯一讓我受不了的就是來自北京——據他說法，北京人自然都是中共政權的官方立場。
過去與他的糾葛在此就先略過不提，提到他只是想要為這場聚會畫龍點睛一番：因為新任博士之後要回上海任教，Antje好奇地問他們倆是不是來自同個城市，沛先說了他來自中國首都，接著打趣地說上海就是中國的New York City。
此時Antje純良無害的目光落在我身上，說：「哦！妳也是來自台灣首都對吧？」
我展開燦爛無比的笑靨：「嘿對，台北就是台灣首都。」
絕妙的一手，Antje！
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