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彼此的傷痛，如何在世界彼端再開啟對話
寬恕與贖罪的距離
每當無差別殺人事件發生後，加害者選擇無語，被害者業已沉默，只剩下被害者家屬和社會不斷以仇恨來撫平傷口。惡的滋生蔓延整個集體情緒，社會公審和千夫指手段是最好的慰藉，輿論成為最佳報仇利器。司法作用不僅彰顯公平正義，它更是修補已被撕裂的集體情感，重新連結已關閉對話的窗口。不論是「補償正義」或「報復正義」，都難以弭平社會集體的創傷。也許那些加害者是罪有應得，但不代表社會角落被遺忘的人同樣承擔標籤，他們是罪人但未必是壞人，有人因生活掙扎鋌而走險，另有些人因家庭暴力陰影而複製暴力，還有一些人長期活在被否定狀態下成長，即便家庭和經濟看似正常，然而心理扭曲侵蝕造就往後的悲劇。
我們不是要同情原諒加害者，而是需要關懷那些潛藏社會邊緣、身心達到臨界崩潰的人，他們就是我們社會未曾注意的裂縫。雖然沒辦法完善教育體制和社會安全網的漏洞，但至少可以讓大眾有意識正視社會所面臨的沉痾，罪愆和痛苦的抽離不是忽略自我情緒，而是認知到被憤怒支配的代價，無法解決真正的問題，就無法找出一個可能的答案。答案意義不是對於已逝之人交代，而是對社會諒解和家屬心理的寬慰。
純粹的邪惡
有所謂與生俱來邪惡的人嗎？在詹姆斯‧法隆(James Fallon)天生變態(The Psychopath Inside)一書裡，探討犯罪者本身是否存在天生的犯罪基因？特別是他們腦部構造是否迥異於常人？結果盲測實驗中，無心發現自己腦部結構跟犯者者腦部缺陷相似，也發現自己歷代族譜都有犯罪行為人，這代表什麼？意味著他帶有犯罪基因，但卻未誤入歧途。法隆有穩定的工作，美滿的家庭，這似乎歸功於他有著一段幸福的童年，且受過良好的教育，以及家庭給他的溫暖，愛的力量真能抑制犯罪基因的發作嗎？假若是，為什麼出生正常中產階級家庭，沒有經濟和教育的匱乏，還是培養出冷血的殺人魔？
或許如同霍華德·S·貝克爾(Howard S.Becker)局外人(Outsiders)一書所提，我們都存在犯罪的念頭，只是大部人能接受良好社會規範，而一些人卻落入社會偏差，這些偏差份子又被社會標籤強化他們的行為，從接受自我角色導致到自我實現(self-fulfillingprophecy)的犯罪行為。在常模裡，總有既定的社會期待，如職業、學歷、收入標準等，並主觀把某些行為規範化為偏差行為，如刺青、吸菸等，對於未達預期者通常被列入失敗行列。
類推法隆的闡述，也許人類像或多或少都帶有不良基因，但後天環境跟社會標籤建構的影響，強化或誘發犯罪的可能，例如劇中李曉明和陳昌，可能在成長過程裡遭遇他人鄙視輕蔑，於是不斷自我否認謊言中，實現對於社會的反噬。在善與惡天秤裡，我們因為好的機緣被推了一把而傾向善良，但同時某個時間點也可能向下沉淪，引發邪惡也許就是人與人互動產生下的結果。假若我們相信人性良善一面，那是否再願意拯救他們流離失所的靈魂？
媒體介質的失靈
媒體推波助瀾輿論，輿論又強化媒體支持。拜科技進步，讓社會訊息呈爆炸性增長，但同時錯誤訊息(misinformation)和假訊息(disinformation)也隨之擴張。唾手可得的訊息影響使用者習慣簡化思考，快速簡便單一的答案成為時下生活文化，但結果就是產生一推內容農場(Content Farm)無用的資料，在速食節奏社會裡，已慢慢改變我們思辨模式。傳統媒體面臨網路媒體的崛起，為了更有效提供即時新聞，素材的蒐集和求證品質反而每況愈下，同業互抄與網路取材也就屢見不鮮。
媒體本身為傳遞消息的介質，應忠於客觀事實的陳述，然而卻成為製造單一事實的價值判斷。我們很難得到事情的全貌，在一知半解下做出過度推論，容易形成獵巫行動的批判，而媒體似乎是最佳的發聲筒。事後真相揭露再來口誅筆伐，或亡羊補牢澄清都已經太遲了，因為傷害已造成，這種傷害讓我們成為社會的共犯。
《我們與惡的距離》每集開頭藉著一則新聞報導，隨後呈現下面惡意謾罵留言，可知新聞媒體對觀眾認知影響有多大，而觀眾的想法又如何反饋媒體助長歪風，這也是現在大眾傳媒惡性循環的困境。而戲裡的演出正是傳達最沉痛的指控與省思。
彼此心中的對話
整齣戲把殺人效應、媒體亂象、精障汙名化，精準且深刻做出批判，不避諱採用敏感社會話題作為故事藍本，赤裸呈現我們不願思考面對的問題，並讓事件原貌攤開直搗社會的刻板印象、先入為主的觀念，大眾如何惡由心生般的人言可畏攻擊，才是真正撕裂社會情感來源。劇情以三條故事線交叉，描述各家庭面臨自己不同的課題，他們是彼此傷口製造者，也是救贖者，只是命運把主角群痛苦、衝突繫在難解議題上，沒有解套沒有答案，唯有時間治療和自我療癒，以及彼此放手。
《我們與惡的距離》代表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對話發生齟齬，不再理解以成見隔閡他人，用「惡」態度傷害對方，也傷害自己，讓社會人心瀰漫著怨懟、對抗，放任邪惡槲寄生蔓延，充斥著我們不願見的未來。若彼此拋棄成見，正向溝通，不再以「惡」對待，也許答案可能就存在我們手中。
有一段時間我很少接觸台灣戲劇，因為本土鄉土劇大都以家族鬥爭或情感爭風吃醋，甚至耍狠來吸引觀眾目光，這些讓劇情流於表面，實在乏善可陳。然而，《我們與惡的距離》卻有別於其他寫實劇，不僅深度探討爭議的社會問題，更剖析各個立場的視角，包含他們的想法和處境，使得議題深透人心產生共鳴。特別劇中人物角色成長曲線，帶來更多思考與改變。如宋喬安怎樣面對傷口，擺脫被害者家屬的標籤，讓我們學習到遭遇創傷，如何處理情緒而走出陰霾；而從李大芝身上看到在他人鄙夷中，如何學習選擇不再逃避面對大眾的勇氣；應思悅則教我們的課題是，如何對家人和朋友的包容，接納他們以及付出關懷的行動；最後王赦則是如何在猶疑不斷時，找回擇善固執的初衷，堅持自我核心價值的追求。
我們常常陷入謊言舒適圈裡，不是透過貶低別人來維持優越感，不然就是傷害他人來忘記自己的痛苦，這反映現在的社會氛圍。代表我們走不出情緒的囹圄，困在集體的創傷中。惟有面對事實，戳破謊言和標籤，才可能真正個人成長，也正是這部戲想表達的意涵所在。
創作內容
抒詩文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