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他的電話號碼毫無印象。
看著手上被黑色原子筆寫下的一串號碼，雖然那是自己右手被插著針管吊點滴而留下的歪曲字體，我卻仍備感陌生。無論是字體或號碼都是，連自己的手機有沒有記錄進他的號碼都不知道。
這也能算是科技冷漠嗎？因為習慣了打網路電話？
我眨了眨眼，「要打給我哦。真的要打給我哦！要記得打給我！」不斷重複、深怕我忘記的叫喊彷彿仍迴盪在耳邊；而現今的我，身後推著輪椅的已經不是熟悉的人，而是陌生的急診護理師——將我送到只有病患願意主動向外接觸才能接觸他人的這裡——雖然在最嚴重的深處，依然是直系親屬通過護理站直接告知病患才能會客的房間——
他們都離開了，而我昏昏沉沉地，藥效還沒有被清除乾淨，連站起身都腿軟；靠護理師的幫助才離開輪椅一秒、能說是用倒的才倒上病床。
夜深，很靜。觸目所及除了自己的衣服以外都是白色，熄上的燈也讓我意識到自己終於不是半夢半醒在明亮嘈雜的急診間；但連手上的黑色都沒能再看一遍，我便又不受控地失去意識。
最後的感受是沉重的右手滑落床邊，晃呀晃地。
亮起燈的瞬間我也被嚇得睜開眼。
「吃飯了。」還未意識隨著步伐響亮擺動的聲音是何，堪稱刺目的藍遊走在病床旁，並在櫃上各放一個便當盒和主食碗。掀起眼皮、觸及燈光而反射性緊閉以後，大腦才晚一步意識到自己不在自家、也不在誰家，連乾澀的唇也洩不出任何「把燈關上」的相關字眼，彷彿嘴巴已經被潛意識控制了不能自制似地，什麼聲音也沒有發出來。
對食物一點興趣也無。右手中指與無名指一扯便會牽動細針，疼痛雖細小卻不容自己忽視。算不上完好但僅手心有一串數字的左手也沒有舉起的氣力……
亮起的日光燈大概是想示意裡頭的病患，早上了。又是新的一天。
還來不及聯想到什麼，頭一偏，意識遠去。
似乎已經習慣視線被刺目白光阻擋，我轉過身想用棉被蓋住自己，手才剛要將棉被放下，便是一股鑽入皮膚的刺痛傳達到腦中——
這下不清醒也難。再度躺正、將右手懸空在床邊以後，刺痛很快無所蹤。目光轉向另一邊又疊上一個便當盒的櫃子，呆呆想了幾秒掀開來看（沒錯，連橡皮筋都沒有，而且只能用塑膠湯匙）才發現是早餐和午餐。
原來已經過半天了啊。我這麼想著。
一袋生理食鹽水可以讓我進廁所頻率比平常多上好幾倍，但從急診室至今我已不知道打了多少袋進我的身體裡；所幸點滴架是可移動式的，不至於麻煩別人……儘管得忍到身體可以適應自己站起、自己邁開步伐才能下床為止。
迄今我仍堅守著其實早已崩毀的自尊。若無太大動靜，外頭的護理師是不會在意的。
今天是第幾天呢？連午餐的飯盒都是冷的，現在又已經幾點了？今天是幾號？這裡是哪裡？沒有向外的窗戶，沒有手機，沒有手錶，甚至也不能自己走出去——鐵門是上鎖的，而外頭則是人聲鼎沸的護理站——
沒有人會回答我的疑惑，也沒有人能使我開口。我猜想我進來這裡一定不只一個晚上又一天了，因為還記得在某個仍在迷迷糊糊的晚上（關上燈後），我的胸口和左側腹部被貼上了生理觀測儀的貼片，貼片上則夾著連接著儀器的線，只要一拆下它就會「嗶——嗶——」地叫個不停。
我猜想這必定會引來護理師的關切，所以我一聽見那聲音便立刻放了回去，於是又開始新一輪死命憋住的生活，也不知道糾結什麼，就是不願意開口求助。
白天線會被拆下，我能自由活動，不過我的活動範圍也僅止於病床和廁所。點滴好像永遠掛不完似地，永遠都有下一袋。也是這樣我才逐漸摸到觀察室的規律，白天會開燈，晚上會關燈；早、中、晚都會送食物進來，不吃會被早上巡房的醫生關切。而測量血壓與心跳的機器則會比食物更早一些進來，可說是照三餐量。
血壓還算正常，心跳卻不。壓脈袋總是要在我手臂上繞好多圈，記錄下身體狀況的護理師也會皺起眉頭像在認真地思考著什麼。
這些可能會與人接觸的時候，我總是從病床上坐起，交叉著雙手手指，靜靜看著手上逐漸淡去的數字。我一遍一遍在心裡有一搭沒一搭地唸著這串數字，一邊聽著可能醫生或護理師問我的話；許多問題都能用點頭或搖頭回答，但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明明就站在我面前，我卻感覺距離他們好遠好遠，聲音飄渺；有時沒聽見，疑惑的眼神看去，醫生就會耐著性子再問一遍。
問題千篇一律，我逐漸能夠下意識選擇點頭或搖頭，繼續一邊看著這串數字發呆。
這幾乎是我現今唯一與外界唯一仍有聯繫的「東西」。無論這是誰留下的數字，我珍惜著它，每次要洗手或碰到、摩擦到時都會盡可能避免——因為我甚至不能借一隻筆重新補上筆跡，而我自己也沒有那個氣力沿著筆跡再寫上一次。
但是，每當我閉上眼時，卻沒有辦法憶起這串數字。不管在心裡默念了多少次都記不起來。
我只好盡可能地繼續看著，繼續在心裡念。盡可能在護理師為我安上生理觀測儀前解決掉所有尿意。這些天是許多年以來唯幾次，不需要吃藥便能沉沉睡去的日子。
媽媽來看過我，十五分鐘的時間，坐在護理站裡。
她問我還能適應嗎，我點頭。
她問我有沒有需要什麼東西，我搖頭。
沉默了幾分鐘，我說，「筆。」
她意會過來，告訴我只能拿鉛筆，寫完要還回去。
於是我搖頭，拒絕了媽媽要幫我借筆的提議。鉛髒。
而且寫不上手。我沒有什麼想寫的。
是不是做了道德觀念認為是錯的事情就應該被觀察懲罰？是不是做了旁人無法理解的事情就應該被關起來、只有直系親屬能夠探訪？
不，錯的應該不是我做的事，而是我影響的。我浪費了醫療資源，浪費了家庭資源，浪費了所有資源，影響了周遭的人，只為了救回一個沒有社會價值的人。這是應該被懲罰的。
拉著點滴架回到病床上，它幾乎陪伴了我整個住院時光。吃過這裡的飯，透過會客時間了解這裡到底是哪間醫院，經過保全的帶領才知道自己住在護理站裡頭，且出入房門需要鑰匙和門卡，在自己所住的觀察室外還有所謂的「外圍病房」，是沒有鐵門緊鎖的病房。
我逐漸清醒，得以思考，也慢慢意識到自己現下的狀況。
作為觀察室裡最冷靜的病患，掛完了點滴、做完了抽血檢查，最後也與父母和醫生一同進行會談後，我在下午便轉進了外圍病房。
離開護理站以後，我最先注意到的是在出口的幾台公共電話。在我知道自己不會往外打任何電話的情況下，爸爸依舊塞給我一張電話卡，裡面有一百元可以打，說一定會有用到的機會。
撇除掉根本沒記下除了父母以外任何人電話的原因，我也沒有特別想跟誰說話，甚至，我根本不知道即使打通了電話，我開不開得了口。
又變回了一句話都說不好的樣子。
——「要打給我哦。真的要打給我哦！要記得打給我！」
他說的話是認真的嗎，即使我什麼話都說不出口？即使我這麼做——甚至讓他親自叫救護車、親自陪我到急診急救——已經完完全全踩到最初認識時他所說的：「我最討厭『不珍惜』自己生命的人。」的底線，也是？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理解，但在我對這段回憶有印象時，他沒有因此對我生過氣。可能以前會因此吵架、對彼此立場的不認同而難過到哭，可現今——真實發生在他身邊的現今，他沒有生氣。
然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因此離去。
外圍病房稱不上老舊，也稱不上新穎，勉強維持在可以接受在此生活幾天的界線；手上的針已經拔掉，再過一天就不會因為壓到而痛了。
拿起筆寫字時也不會再因扯動細針而疼痛，可以用正常的姿勢寫字。外圍病房准許病患拿原子筆，於是我認認真真地補好了幾近消失在手心上的字跡。
既然可以再補上顏色，我便也沒那麼擔心數字會完全消失。思考著到底要不要打電話過去的想法很快被我否定，混亂地想著「他一定在忙吧」、「不要打擾他」以此讓自己別去想任何……任何他永遠不會接公共電話打去的匿名號碼的可能。
自己都已經造成這麼多麻煩，就不要再打擾他了吧。
外圍病房的會客時間有一個半小時，在下午六點到七點半之間。父母和妹妹的來訪讓我平穩過了頭的情緒稍稍有一絲波動，甚能扯起還算真誠的笑容回應。
他們問我電話卡打了嗎，我搖搖頭。
外包裝都還沒有拆開，被我放在置物櫃的最深處。雖然置物櫃本來就空蕩蕩地什麼東西也沒有。
如果不打電話，那為什麼還把手上那串號碼留下來？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給自己一個希冀、給自己一個機會，說不准明天或後天，想到就毫無預兆地打過去了。
雖然可能性是零。我無比清楚自己現在的狀況，說要有衝動的可能大抵也是幾週以後的事。我只一味地默念著、補上字跡，然後在等待入睡的深夜仍無法記起。
在這裡時間過得好慢好慢。想到什麼就寫些什麼，一樣的三餐、一樣的三餐前身體檢查，一樣的早上醫生巡房；差別只在於能不能自由進出房間。強烈的藥效逐漸被代謝完全，我又變回無法不靠藥睡著的日子，悲劇的是才剛代謝完的這幾天，醫生也沒有要給我開安眠藥，甚至以前所有藥的劑量的一半的打算。輕得我毫無所覺。
原先就冷靜沉默地難以察覺藥效。我回到躺在床上發呆的日子，但比起死寂的觀察室，隨時都有人來回走動還有電視的聲響，我難以適應也難以入睡。
其實內心暴躁得不得了。我好想跟誰說說什麼，好想觸摸到誰，好想被誰安撫性地摸摸頭，更想被誰在無意識的夜裡擁入懷裡安眠。
但是，不可以。即使他這麼說過，我也不能貿然打過去。這說不定、他說的話說不定只是，客套而已。
確定補好的字跡清晰可見，我閉上雙眼假寐。
在他來訪前，一切都還不可確定。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打什麼，總之睏了，看看就好，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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