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將成為怎樣的全球性大國？十年前，這個問題或許不會有今天這樣的急迫性。十年後，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首先，自從2008年西方爆發金融危機以來，美國衰落之相日益突出；其次，同樣自那場危機以來，中國不斷崛起。這十年裡，中國經濟規模翻了一番，而美國經濟大約只增長了10%。
這些變化也帶來另外一些結果，在新一代領導人領導下，中國的對外政策發生變化，從鄧小平時代的“韜光養晦、決不當頭”發展到今天變得外向得多、開闊得多。
西方最致命的毛病在於，在思維深處是不理解中國的。我們的思維範式認為西方是具有普世性的，終有一天世界上所有人都應該、必須且必然變得和我們差不多。老實說，這種提法已無法維持。
我說四點：
第一，我們一提到國家就會想到民族國家，但中國絕不能被簡單劃歸民族國家範疇。在我看來，不應僅僅將中國看作民族國家，還應將其視為文明國家，其傳承是文明的傳承。
第二，我們總認為中國是個中央集權化程度很深的國家。中國有14億人，不可能事無鉅細都由北京決定。中國在漫長的歷史中總結出一個經驗，唯一可以既維持統一又確保國家機器正常運作的辦法是對地方差異給予足夠尊重，或者說“一個文明多種制度”。
第三，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我們認為治理在本質上便是普選權、多黨制，中國卻不一樣。
第四，西方和中國對普世性的理解大不一樣。歐洲將普世性看作一場傳播福音的佈道，要改造世界。中國不認為普世性的表現是自身的外化，而認為自己是中央王國，是天朝，是文明的終極形式，因此根本沒必要離開中國。
所有國家的擴張都遵循一個規律，首先是經濟，經濟不強何以成為強國？但在此以外，回顧中國和西方的歷史便會發現一個顯著差異。在西方傳統裡，軍事實力、政治權力和政治控制力非常重要，中國則不一樣，在從14世紀中期到19世紀中期的500年時間裡，中國唯一一場大規模對外戰爭是跟越南打的，而同樣在那500年裡，僅僅在英國和法國之間，就爆發了142場戰爭。
我認為中國作為全球性大國有以下幾大特徵：一是中國的經濟實力。到2030或2035年，中國貢獻的GDP將達到全球總量的1/3，中國經濟規模將大於美國和歐洲的總和。二是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我認為中國對外關係中戰略優先級最高的是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三是“一帶一路”。中國已投入巨資，許多國家對這項倡議展現出巨大熱情，因為它們看到了改善當前處境的機遇。我想這大約能反映出各國對“一帶一路”的態度。四是中美關係。我認為中美關係已經駛入未經勘測的水域。
西方不能繼續自以為是天下第一、故步自封。我認為美國最大的挑戰在於學會適應新的世界，接受中國作為一個實力相當的競爭對手，確定新的合作與對抗形式。
(作者是英國劍橋大學高級研究員，本文節選自2月底他在第32屆卡姆登年會上的演講稿)
這些變化也帶來另外一些結果，在新一代領導人領導下，中國的對外政策發生變化，從鄧小平時代的“韜光養晦、決不當頭”發展到今天變得外向得多、開闊得多。
西方最致命的毛病在於，在思維深處是不理解中國的。我們的思維範式認為西方是具有普世性的，終有一天世界上所有人都應該、必須且必然變得和我們差不多。老實說，這種提法已無法維持。
我說四點：
第一，我們一提到國家就會想到民族國家，但中國絕不能被簡單劃歸民族國家範疇。在我看來，不應僅僅將中國看作民族國家，還應將其視為文明國家，其傳承是文明的傳承。
第二，我們總認為中國是個中央集權化程度很深的國家。中國有14億人，不可能事無鉅細都由北京決定。中國在漫長的歷史中總結出一個經驗，唯一可以既維持統一又確保國家機器正常運作的辦法是對地方差異給予足夠尊重，或者說“一個文明多種制度”。
第三，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我們認為治理在本質上便是普選權、多黨制，中國卻不一樣。
第四，西方和中國對普世性的理解大不一樣。歐洲將普世性看作一場傳播福音的佈道，要改造世界。中國不認為普世性的表現是自身的外化，而認為自己是中央王國，是天朝，是文明的終極形式，因此根本沒必要離開中國。
所有國家的擴張都遵循一個規律，首先是經濟，經濟不強何以成為強國？但在此以外，回顧中國和西方的歷史便會發現一個顯著差異。在西方傳統裡，軍事實力、政治權力和政治控制力非常重要，中國則不一樣，在從14世紀中期到19世紀中期的500年時間裡，中國唯一一場大規模對外戰爭是跟越南打的，而同樣在那500年裡，僅僅在英國和法國之間，就爆發了142場戰爭。
我認為中國作為全球性大國有以下幾大特徵：一是中國的經濟實力。到2030或2035年，中國貢獻的GDP將達到全球總量的1/3，中國經濟規模將大於美國和歐洲的總和。二是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我認為中國對外關係中戰略優先級最高的是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三是“一帶一路”。中國已投入巨資，許多國家對這項倡議展現出巨大熱情，因為它們看到了改善當前處境的機遇。我想這大約能反映出各國對“一帶一路”的態度。四是中美關係。我認為中美關係已經駛入未經勘測的水域。
西方不能繼續自以為是天下第一、故步自封。我認為美國最大的挑戰在於學會適應新的世界，接受中國作為一個實力相當的競爭對手，確定新的合作與對抗形式。
(作者是英國劍橋大學高級研究員，本文節選自2月底他在第32屆卡姆登年會上的演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