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的認知裡面，日本偷襲珍珠港給孤軍面對日軍侵略長達四年的中華民國一個勝利的契機。這個論點本身沒有錯誤，因為日本固然沒有辦法拿下整個中國，但是以當時中華民國的整體國力來看，國軍也沒有能力將日軍趕出中國大陸。假如連單純收復東北三省，甚至於將日軍從關內逐出的能力都沒有，中華民國又有什麼能力橫越大洋，進攻日本本土呢？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本擁有全世界第三，亞洲第一的海軍實力。光是航空母艦，聯合艦隊就有將近29艘的數量，這是就連今天的中華民國海軍都不可能擁有的強大戰鬥力。所以若無美國的參戰，中華民國不可能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這已經是舉世公認的事實。那麼，世界四強地位的取得與台澎的回歸是否只是列強國家仁慈的施捨呢？答案其實是否定的。
中華民國的軍事貢獻？
美國總統羅斯福因為家族與中國有一段特殊的歷史淵源，所以他始終對中華民國的抗日戰爭持同情態度。然而光是同情，並不足以讓強調現實主義的美國人力挺20世紀初仍是「東亞病夫」的中國成為世界四大警察。我們必須要瞭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勇抗敵的國家不是只有中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希臘與菲律賓都有偉大的反抗運動存在，但是這些國家沒有成為四強。
所以，羅斯福總統願意冒著被史達林與邱吉爾嘲笑的風險力挺蔣中正出席開羅會議，並讓中華民國取得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地位的原因，還是在於國民政府確實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立下了重大貢獻。那麼中國的貢獻到底是什麼呢？從軍事上的角度來看，國軍確實是牽制了100萬的日軍，為美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的重整爭取到了寶貴的時間。
只是在戰場上，卻很少有出現國軍徹底殲滅日軍一個師團的情況發生過。而且這類型的重大戰果，往往要有中央軍嫡系部隊的參與才能取得。比如說1938年10月的萬家嶺大捷，就是因為有俞濟時將軍指揮的74軍參與而取得的重大勝利。在這場戰鬥中，國軍幾乎殲滅了日軍101師團與106師團，但是本身的傷亡卻是15,000人，而日本人的死傷卻只有12,624人。
接下來，類似這種全殲日軍師團的情況，要等到美援物資進入中國戰場以後才發生。一是在1943年底到1945年初的緬北戰役中，全副美式裝備的中國駐印軍徹底殲滅了日軍的18師團。另外一場則是1944年夏季到1945年冬季的滇西大反攻，由半美式裝備的中國遠征軍消滅了佔領怒江西岸的日軍第56師團。這是整整八年抗戰下來，國軍所能取得的最輝煌戰果。
然而即便是在美國陸軍航空軍全面提供的空中支援下，中國遠征軍在反攻怒江西岸的過程中死亡的人數仍遠高於第56師團。只有完全接受美援裝備的中國駐印軍，在緬北戰場上贏得壓倒性的勝利。這些史詩般的戰鬥，確實是中華民國在戰後贏得世界四強地位的本錢之一，但是卻絕對不是主因。畢竟雲南與緬甸反攻的戰鬥規模，是遠遠無法與馬尼拉、硫磺島與沖繩島的戰鬥相提並論的。
更重要的是，還有不少學者對中國牽制100萬日軍兵力的論點提出質疑，認為當時的日本也沒有足夠的船隻將這些士兵通通運到太平洋戰場，因此國軍的努力無關緊要。此一觀點確實偏頗，但一個人人公認的事實是，中國在盟軍擊敗日本的過程中，發揮的最大作用不在軍事。就連前國防計畫局編譯室主任鈕先鍾老師，也不認為國軍是打敗日本的主要力量。
中華民國的經濟貢獻？
如果不是軍事，那麼中華民國的最大貢獻是什麼呢？難道是經濟？鈕先鍾老師曾經指出，日本在中國戰場上一天花費的資源就可以用於打日俄戰爭三年。山口大學名譽教授纐纈厚，也認為日本戰敗最主要的原因是投資了太多經費在中國戰場上。纐纈厚表示，從1941年到1945年之間，日本在中國戰線投入的軍費總計為415億4100萬日元，占該期間軍事費用支出的57%。
而以英美為主的南方戰線合計為184億2600萬日元，僅占該期間軍事費用支出的25%。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為了避免戰線拉太大，大幅減少了對國軍部隊的正面進攻，因此這麼多的軍費主要還是用於維持中國佔領區的治安。尤其是蘊藏大量煤礦，更被日軍視為了與英美作戰的戰略大後方。所以在此區域活動，以中共8路軍為主的敵後游擊隊就成為了令日本人最頭痛的對象。
為了剿滅8路軍以及其他系統的抗日游擊隊，日軍將大量資源投入於開展「治安強化運動」。為了爭取中國人的民心，還必須要想辦法補助汪精衛政權轄下的華北政務委員會，提高此一附庸親日政權的軍事、政治、經濟與社會力量。日本人投下的鉅額成本，確實成功撲滅，甚至於收編了許多國民黨系統的武裝團隊，但是8路軍的抵抗卻沒有一天停止。
論消滅日軍的數量，中共確實無法與國軍相提並論，但是經濟上與心理上帶給日本人的打擊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畢竟日本人在佔領區所能控制的地區只有以大型或者中型城市為主的點，還有以鐵路線為主的縣，但是卻沒辦法掌握以鄉村為主的面。在兵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8路軍擅長於分散攻擊落單的日軍巡邏隊伍，給他們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
根據美國戰略情報局的文件分析，中共在華北戰場上給日軍帶來的心理壓力遠高於在滇緬戰場上，有著空中與砲兵支援，駕駛著美製M3A3與M4A4戰車的中國駐印軍。畢竟在正規軍與正規軍的較量中，生死只是一瞬間的事情，但是在與游擊隊的交戰中，比的卻是哪一方有更多的毅力與耐心。顯然，對於遠赴海外作戰，且不知道自己何時會死的日本兵而言，這是個非常難熬的心理壓力。
然而，世界上沒有一場戰爭是可以單靠經濟的消耗與游擊戰來取勝的。無論8路軍與新4軍令日軍陷入多大的精神泥沼之中，如果沒有美國龐大的軍事與經濟力量介入的話，中華民國與日本帝國最多就是維持永久僵持對立的局面。時間久了以後，汪精衛政權與滿洲國也會慢慢為國際社會所承認並贏得合法地位。最終，可能還會形成南京與重慶的「東中國」與「西中國」永久分離的態勢。
東北三省與內蒙古可能都將永遠脫離中國版圖，延安的中共也可能在蘇聯鼓勵下又另立一國。不論怎麼樣，中國也都不會在美國沒有參戰的情況下成為戰勝國，更何況收復依據《馬關條約》割讓給日本的台灣與澎湖。所以軍事與經濟的貢獻，都只是羅斯福認可中華民國的部份原因，而不是主要原因。假如研究抗戰史的學者，不把眼界拉高到政治上的格局，就永遠看不到中國的貢獻究竟在哪？
中華民國最大的貢獻來自於政治
中華民國在擊敗日本的過程中，唯一一個不可取代的作用是政治上的作用。而人類歷史上的任何一場戰爭，最終的勝負都是靠政治，而不是純軍事與經濟力量決定的。那麼，中華民國又在政治上扮演了什麼令羅斯福、邱吉爾還有史達林都必須要刮目相看的貢獻呢？這個貢獻，就是成功避免了日本人把太平洋戰爭扭轉成黃種人抵抗白人帝國主義的種族主義戰爭。
在討論這個問題以前，我們必須要把昔日對抗日戰爭的傳統認知通通拋棄掉。過去的宣傳過度強調日本的目的是要消滅中國，讓中國人在世界上完全的亡國滅種。然而實際上，日本人就算真的有這個想法，恐怕也沒有辦法實現。假若看過「九一八事變」策劃人石原莞爾的《最終戰爭論》，就可明白日本不僅沒有想要消滅中國，甚至也不把中國當敵人來看。
沒有錯，石原莞爾認為東北三省應該由中華民國的掌控中獨立，變成一個由日本控制下的滿洲國。然而，這個滿洲國的目的並不是日本人用來消滅與瓦解中國的跳板，而是日軍用來抵禦蘇聯共產主義在遠東擴散的防線。在石原莞爾的認知中，日本在奪下東北三省與熱河的控制權後，就必須要信守「不擴大主義」的原則，停止繼續向關內侵略。
與此相反的是，對於在與中共交戰中的中華民國，日本還應該要積極拉攏。最終的目的，應該是要建立一個涵蓋日本、中華民國與滿洲國的「東亞聯盟」以全面對抗蘇聯。可能到這裡為止，大家認為日本侵略中國的目的只是要對付蘇聯而已。不過石原莞爾的野心可能還要更大，因為他認為日本最終的目標，是要做為東方王道文化的代表，與做為西方霸道文化的代表美國一決雌雄。
換言之，在日本人征服世界的藍圖中，中國不僅不是敵人，而且還是共同對抗蘇聯與英美列強的天然盟友。尤其是在經歷了華盛頓海軍會議與九國會議的兩次羞辱後，曾經信奉「脫亞入歐」思想的日本人認為自己黃種人的身份無法獲得西方國家的認可，更是致力於拉攏中國與泰國等東亞少數主權獨立國家抵禦白種人的勢力。
只是在崇尚力量的日本人眼中，這個「東亞聯盟」的領袖必須是日本。光是這樣的認知，已經讓中國人無法接受，更何況此一「東亞聯盟」的代價還是要讓東北三省永久脫離中華民國。蔣中正深知，日本帝國如同當時的納粹德國一樣是根深蒂固的法西斯國家，不可能平等對待中國，因此對於所謂「東亞聯盟」的誘惑從來沒有上當過。
極力避免中日全面開戰的同時，蔣中正透過與德國強化國防關係，與英美強化經濟合作關係，並且與蘇聯和解的方式整軍備戰，激怒了受到石原莞爾影響下的日本少壯派軍人。他們認為中國寧願與壓迫自己200年的西方國家合作，也不願意與跟自己同文同種的日本攜手，是一個大家庭裡面弟弟不聽話，甚至於忤逆哥哥的行為。
面臨中國人越來越激烈的反抗，這些少壯派軍人終究揚棄了石原莞爾的「不擴大主義」，對中華民國發起了不宣而戰的全面侵略。只是即便如此，日本仍不認為自己與中華民國是相互交戰的「敵國」。在佔領區內，他們陸續成立了華北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與華中的中華民國維新政府，而且還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近衛聲明》。
等後來發現這些前北洋政府的官員不得民心後，日本又拉攏國民黨元老汪精衛在南京成立新的國民政府來與重慶的國民政府分庭抗禮。在日本的認知中，所謂的「支那事變」只是日軍協助南京國民政府的一場「平亂戰爭」而已。剛開始針對的，是有蘇聯與英美支持的重慶政權，後來則是以在華北與華中引發暴亂的8路軍與新4軍。
而在日本國內，質疑「支那事變」的聲音卻也不曾消失過。有些人譴責日軍對中國人的手段實在是太殘暴，也有人認為日本應該以更緩和理智的方式拉攏中國，兩個東亞兄弟之邦不可以如此貿然開戰。只是對中日戰爭的質疑，並不代表對太平洋戰爭的質疑。當美日開戰之後，大多數原本反對侵略中國的日本人也改變立場支持起政府，因為他們相信這是一場解放黃種民族的「大東亞聖戰」。
瓦解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宣傳
理所當然的，這些日本人認為一旦當戰爭性質由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轉變為日本與歐美列強之間的戰爭，那麼包括蔣中正在內的中國人就會回心轉意，站在同是亞洲人與黃種人的立場與日軍並肩作戰。石原莞爾也建議，到了此刻日本應該真誠的向中國道歉，把軍隊從關內全部撤出換取國民政府的原諒，以建立一個共同對抗美英的中日聯盟。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前六個月，日軍在東南亞進展順利，勢如破竹，也真的一度被泰國人、緬甸人、馬來亞人、印尼人與印度人視為打破帝國主義枷鎖的解放者看待。日本人此刻提出的「大東亞共榮圈」，本來就來自於國民黨領袖孫中山先生去世前主張的「大亞洲主義」，要講對當時的中國人毫無影響，其實也是騙人的。
尤其是目睹到日軍如秋風掃落葉般的拿下那麼多英國、荷蘭與美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許多早先跟著國民政府一起抗戰的地方實力派也開始有所動搖。第2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瞞著國民政府加緊與日本的談判接觸，命令晉綏軍與日軍共同對付在華北戰場上的8路軍。包括新編第4師師長吳化文、新編第5軍軍長孫殿英與第24集團軍司令龐炳勳，也都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相繼投靠了汪精衛。
做為一個擁有悠久歷史，又是世界第一大的東方國家，中國對東南亞與南亞民族在政治、文化與經濟上擁有著巨大影響力。而且自19世紀以來，清朝領導下的中國也遭到西方列強的侵略與瓜分，成為了一個不折不扣的半殖民地國家。假若在1942年到1943年，也就是同盟國還處於被動防禦狀態的這段時間，蔣中正選擇倒戈到軸心國陣營，在亞太地區的英美勢力將遭遇到毀滅性的打擊。
《沒有慈悲的戰爭：太平洋戰爭的種族和強權》（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一書的作者道爾（John Dower）就指出，日本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就試圖將這場戰爭塑造成一場亞洲人蜂起抵抗西方帝國主義的聖戰。而在沒有中國人參與的幾場太平洋島嶼爭奪戰中，黃種人與白種人相互廝殺的現象尤其是明顯殘酷。
戰爭初期的日本人確實是得到了泰國人、緬甸人、馬來亞人、印尼人與印度人的信任，但是這場戰爭如果沒有做為遠東第一大國中國的充分參與，就無法成為一場在意義上真正有黃種人全面參與的聖戰。而且即便是這些相信了日本人的東南亞獨立運動領袖，也都知道日軍在中國犯下許多令人髮指的暴行，更明白滿洲國與汪精衛政權都是沒有自主性的魁儡政權。
假若沒有做為抗日領袖的蔣中正親自參與背書，這些東南亞民族主義者對日本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誠意也就不免產生懷疑。光是重慶的蔣中正在此刻宣佈停止抗日，並且在美日戰爭中維持中立，就可能起到讓泰國人、緬甸人、馬來亞人、印尼人與印度人更願意為日本人賣命的政治作用。不過，這也還只是中華民國保持中立而已。
如果蔣中正選擇與汪精衛合流，並且一同對美英宣戰的話，這恐怕意味著西方勢力全面退出亞洲的開始。或許有人認為，日本沒有足夠的船隻運送大量日軍到澳洲作戰，但是在中國與日本配合的前提下，這樣的後勤問題是根本沒有考慮的必要。因為整個亞洲將到處都能找到日本的合作者與同情者，主動對盟軍發起比韓戰還有越戰大十幾倍的游擊戰。
更不要說，中國廣大的人力與物資也可能為日軍所充分利用。二戰時中國有四億人口，印度則有三億人口，一旦這兩股力量都自願為了「大東亞聖戰」去流血拼命，那絕對是一個美國人與英國人所永遠難以想像的災難。畢竟英國人統治印度，主要依靠的也是由當地人組成的英印軍（Indian Army）。而由日本人扶持的印度國民軍（Indian National Army），對英印軍是一直有政治影響力的。
然而，蔣中正沒有上日本人的當，而是決定堅決的與反法西斯陣營站在一起。即便日本從來沒有對中國宣戰，國民政府還是在1941年12月9日跟著美英一起對日宣戰，成為了同盟國的一員。這個正確的外交舉動，讓中華民國得到在戰後成為世界四強的基礎。羅斯福總統願意在滇緬公路丟失後，開啟駝峰航線為國府輸血的原因，也是為了要確保中國繼續留在戰爭之中（Keep China in the War）。
即便孤軍奮戰四年，而且因為各種客觀與主觀的因素，中華民國得到的美援物資數量難以與英國、蘇聯相提並論，但是蔣中正卻信守了對盟國的承諾。蔣中正曾經在1942年2月訪問印度，與甘地還有尼赫魯等獨立運動領袖會面，以表達對他們的鼓勵與支持。不過同時，蔣中正也告誡他們日本是比英國還要更兇殘的征服者，因此不該把印度獨立的希望寄託在日軍身上。
而在當時已經與日本結盟的泰國，也一直都存在著反對法西斯主義的「自由泰運動」（Free Thai Movement）存在。蔣中正透過戴笠將軍領導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與「自由泰運動」建立聯繫，並擔任起這些泰國人與美國溝通的橋樑。他很成功的以替泰國爭取免於接受戰敗國處份當方式，換取泰軍不過度熱衷於投入日軍的「大東亞聖戰」之中。
不論是在越南、菲律賓、馬來亞還是新加坡，也都有由軍統局、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指揮，或者當地華僑自發成立的地下情報組織或者抗日游擊隊存在。儘管他們並沒有在盟軍反攻的過程中扮演主要作用，但是只要還有國民政府的存在，華僑們自然就還會堅定的與抗日陣營站在一起。至少對想要重返殖民地的英軍與美軍而言，堅決抗日的華僑扮演的絕對是助力而非阻力的角色。
中華民國戰略地位的下降
隨著同盟國在歐洲與太平洋戰場上轉敗為勝，尤其是1944年美軍攻陷馬里亞納群島，並且由當地派遣B-29轟炸機空襲日本本州以後，中華民國在同盟國領袖眼中的戰略地位便大幅下降。畢竟到了這個時候，所有人都知道中國已經不再是反攻日本本土的主要基地。而國軍在1944年面對日軍「一號作戰」攻勢時的表現，也確實讓曾經對中國寄予厚望的羅斯福不得不做出其他選項。
於是，就有羅斯福總統在1945年2月的雅爾達會議上出賣東歐與中國，換取蘇聯紅軍出兵東北的悲劇發生。所幸在1943年11月，也就是羅斯福對國民政府失望以前，蔣中正已經在開羅會議上成功爭取到中華民國戰後做為世界四強的地位，乃至於台灣與澎湖的回歸。中國孤軍奮戰四年，乃至於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初期為同盟國做出的巨大犧牲，最終還是得到了該有的補償。
所以雖然在抗戰勝利之際，仍屬於內戰與分裂狀態的中華民國並非現實意義上的強國，但是仍舊是美國、英國與蘇聯所認可的四強之一。即便中華民國在1949年被共產黨逐出了中國大陸，台灣也能在美國的支持下維持聯合國與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直到1971年為止。最重要的是，中華民國意外奪回了一個讓自己能夠在內戰失敗後，繼續維持生存與發展的復興基地。
至於抗戰期間功勞有限的中國共產黨，也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透過繼承中華民國國際地位的方式，慢慢發展為今日亞洲與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國家之一。儘管還有台灣與澎湖尚未納入自己的控制範圍之內，但是中華民國英勇抵禦侵略者所贏來的成就，如今確實都已經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接手。所以沒有中華民國的對日抗戰，就沒有今天所謂的「中國崛起」。
可惜的是，無論是來自海峽兩岸還是歐美與日本的學者，甚至於立場親近中華民國的陶涵（Jay Taylor）與米特（Rana Mitter）在撰寫歷史時，都很少由蔣中正如何扭轉日本將太平洋戰爭轉化為種族主義戰爭的角度下手，使得中華民國對建立戰後秩序的貢獻，直到現在都還鮮為人知。唯有從政治出發，中華民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扮演的作用才能更廣為人知。
太平洋戰爭75周年 中華民國不可忽視的作用 - 中時電子報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本擁有全世界第三，亞洲第一的海軍實力。光是航空母艦，聯合艦隊就有將近29艘的數量，這是就連今天的中華民國海軍都不可能擁有的強大戰鬥力。所以若無美國的參戰，中華民國不可能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這已經是舉世公認的事實。那麼，世界四強地位的取得與台澎的回歸是否只是列強國家仁慈的施捨呢？答案其實是否定的。
中華民國的軍事貢獻？
美國總統羅斯福因為家族與中國有一段特殊的歷史淵源，所以他始終對中華民國的抗日戰爭持同情態度。然而光是同情，並不足以讓強調現實主義的美國人力挺20世紀初仍是「東亞病夫」的中國成為世界四大警察。我們必須要瞭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勇抗敵的國家不是只有中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希臘與菲律賓都有偉大的反抗運動存在，但是這些國家沒有成為四強。
所以，羅斯福總統願意冒著被史達林與邱吉爾嘲笑的風險力挺蔣中正出席開羅會議，並讓中華民國取得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地位的原因，還是在於國民政府確實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立下了重大貢獻。那麼中國的貢獻到底是什麼呢？從軍事上的角度來看，國軍確實是牽制了100萬的日軍，為美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的重整爭取到了寶貴的時間。
只是在戰場上，卻很少有出現國軍徹底殲滅日軍一個師團的情況發生過。而且這類型的重大戰果，往往要有中央軍嫡系部隊的參與才能取得。比如說1938年10月的萬家嶺大捷，就是因為有俞濟時將軍指揮的74軍參與而取得的重大勝利。在這場戰鬥中，國軍幾乎殲滅了日軍101師團與106師團，但是本身的傷亡卻是15,000人，而日本人的死傷卻只有12,624人。
接下來，類似這種全殲日軍師團的情況，要等到美援物資進入中國戰場以後才發生。一是在1943年底到1945年初的緬北戰役中，全副美式裝備的中國駐印軍徹底殲滅了日軍的18師團。另外一場則是1944年夏季到1945年冬季的滇西大反攻，由半美式裝備的中國遠征軍消滅了佔領怒江西岸的日軍第56師團。這是整整八年抗戰下來，國軍所能取得的最輝煌戰果。
然而即便是在美國陸軍航空軍全面提供的空中支援下，中國遠征軍在反攻怒江西岸的過程中死亡的人數仍遠高於第56師團。只有完全接受美援裝備的中國駐印軍，在緬北戰場上贏得壓倒性的勝利。這些史詩般的戰鬥，確實是中華民國在戰後贏得世界四強地位的本錢之一，但是卻絕對不是主因。畢竟雲南與緬甸反攻的戰鬥規模，是遠遠無法與馬尼拉、硫磺島與沖繩島的戰鬥相提並論的。
更重要的是，還有不少學者對中國牽制100萬日軍兵力的論點提出質疑，認為當時的日本也沒有足夠的船隻將這些士兵通通運到太平洋戰場，因此國軍的努力無關緊要。此一觀點確實偏頗，但一個人人公認的事實是，中國在盟軍擊敗日本的過程中，發揮的最大作用不在軍事。就連前國防計畫局編譯室主任鈕先鍾老師，也不認為國軍是打敗日本的主要力量。
中華民國的經濟貢獻？
如果不是軍事，那麼中華民國的最大貢獻是什麼呢？難道是經濟？鈕先鍾老師曾經指出，日本在中國戰場上一天花費的資源就可以用於打日俄戰爭三年。山口大學名譽教授纐纈厚，也認為日本戰敗最主要的原因是投資了太多經費在中國戰場上。纐纈厚表示，從1941年到1945年之間，日本在中國戰線投入的軍費總計為415億4100萬日元，占該期間軍事費用支出的57%。
而以英美為主的南方戰線合計為184億2600萬日元，僅占該期間軍事費用支出的25%。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為了避免戰線拉太大，大幅減少了對國軍部隊的正面進攻，因此這麼多的軍費主要還是用於維持中國佔領區的治安。尤其是蘊藏大量煤礦，更被日軍視為了與英美作戰的戰略大後方。所以在此區域活動，以中共8路軍為主的敵後游擊隊就成為了令日本人最頭痛的對象。
為了剿滅8路軍以及其他系統的抗日游擊隊，日軍將大量資源投入於開展「治安強化運動」。為了爭取中國人的民心，還必須要想辦法補助汪精衛政權轄下的華北政務委員會，提高此一附庸親日政權的軍事、政治、經濟與社會力量。日本人投下的鉅額成本，確實成功撲滅，甚至於收編了許多國民黨系統的武裝團隊，但是8路軍的抵抗卻沒有一天停止。
論消滅日軍的數量，中共確實無法與國軍相提並論，但是經濟上與心理上帶給日本人的打擊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畢竟日本人在佔領區所能控制的地區只有以大型或者中型城市為主的點，還有以鐵路線為主的縣，但是卻沒辦法掌握以鄉村為主的面。在兵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8路軍擅長於分散攻擊落單的日軍巡邏隊伍，給他們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
根據美國戰略情報局的文件分析，中共在華北戰場上給日軍帶來的心理壓力遠高於在滇緬戰場上，有著空中與砲兵支援，駕駛著美製M3A3與M4A4戰車的中國駐印軍。畢竟在正規軍與正規軍的較量中，生死只是一瞬間的事情，但是在與游擊隊的交戰中，比的卻是哪一方有更多的毅力與耐心。顯然，對於遠赴海外作戰，且不知道自己何時會死的日本兵而言，這是個非常難熬的心理壓力。
然而，世界上沒有一場戰爭是可以單靠經濟的消耗與游擊戰來取勝的。無論8路軍與新4軍令日軍陷入多大的精神泥沼之中，如果沒有美國龐大的軍事與經濟力量介入的話，中華民國與日本帝國最多就是維持永久僵持對立的局面。時間久了以後，汪精衛政權與滿洲國也會慢慢為國際社會所承認並贏得合法地位。最終，可能還會形成南京與重慶的「東中國」與「西中國」永久分離的態勢。
東北三省與內蒙古可能都將永遠脫離中國版圖，延安的中共也可能在蘇聯鼓勵下又另立一國。不論怎麼樣，中國也都不會在美國沒有參戰的情況下成為戰勝國，更何況收復依據《馬關條約》割讓給日本的台灣與澎湖。所以軍事與經濟的貢獻，都只是羅斯福認可中華民國的部份原因，而不是主要原因。假如研究抗戰史的學者，不把眼界拉高到政治上的格局，就永遠看不到中國的貢獻究竟在哪？
中華民國最大的貢獻來自於政治
中華民國在擊敗日本的過程中，唯一一個不可取代的作用是政治上的作用。而人類歷史上的任何一場戰爭，最終的勝負都是靠政治，而不是純軍事與經濟力量決定的。那麼，中華民國又在政治上扮演了什麼令羅斯福、邱吉爾還有史達林都必須要刮目相看的貢獻呢？這個貢獻，就是成功避免了日本人把太平洋戰爭扭轉成黃種人抵抗白人帝國主義的種族主義戰爭。
在討論這個問題以前，我們必須要把昔日對抗日戰爭的傳統認知通通拋棄掉。過去的宣傳過度強調日本的目的是要消滅中國，讓中國人在世界上完全的亡國滅種。然而實際上，日本人就算真的有這個想法，恐怕也沒有辦法實現。假若看過「九一八事變」策劃人石原莞爾的《最終戰爭論》，就可明白日本不僅沒有想要消滅中國，甚至也不把中國當敵人來看。
沒有錯，石原莞爾認為東北三省應該由中華民國的掌控中獨立，變成一個由日本控制下的滿洲國。然而，這個滿洲國的目的並不是日本人用來消滅與瓦解中國的跳板，而是日軍用來抵禦蘇聯共產主義在遠東擴散的防線。在石原莞爾的認知中，日本在奪下東北三省與熱河的控制權後，就必須要信守「不擴大主義」的原則，停止繼續向關內侵略。
與此相反的是，對於在與中共交戰中的中華民國，日本還應該要積極拉攏。最終的目的，應該是要建立一個涵蓋日本、中華民國與滿洲國的「東亞聯盟」以全面對抗蘇聯。可能到這裡為止，大家認為日本侵略中國的目的只是要對付蘇聯而已。不過石原莞爾的野心可能還要更大，因為他認為日本最終的目標，是要做為東方王道文化的代表，與做為西方霸道文化的代表美國一決雌雄。
換言之，在日本人征服世界的藍圖中，中國不僅不是敵人，而且還是共同對抗蘇聯與英美列強的天然盟友。尤其是在經歷了華盛頓海軍會議與九國會議的兩次羞辱後，曾經信奉「脫亞入歐」思想的日本人認為自己黃種人的身份無法獲得西方國家的認可，更是致力於拉攏中國與泰國等東亞少數主權獨立國家抵禦白種人的勢力。
只是在崇尚力量的日本人眼中，這個「東亞聯盟」的領袖必須是日本。光是這樣的認知，已經讓中國人無法接受，更何況此一「東亞聯盟」的代價還是要讓東北三省永久脫離中華民國。蔣中正深知，日本帝國如同當時的納粹德國一樣是根深蒂固的法西斯國家，不可能平等對待中國，因此對於所謂「東亞聯盟」的誘惑從來沒有上當過。
極力避免中日全面開戰的同時，蔣中正透過與德國強化國防關係，與英美強化經濟合作關係，並且與蘇聯和解的方式整軍備戰，激怒了受到石原莞爾影響下的日本少壯派軍人。他們認為中國寧願與壓迫自己200年的西方國家合作，也不願意與跟自己同文同種的日本攜手，是一個大家庭裡面弟弟不聽話，甚至於忤逆哥哥的行為。
面臨中國人越來越激烈的反抗，這些少壯派軍人終究揚棄了石原莞爾的「不擴大主義」，對中華民國發起了不宣而戰的全面侵略。只是即便如此，日本仍不認為自己與中華民國是相互交戰的「敵國」。在佔領區內，他們陸續成立了華北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與華中的中華民國維新政府，而且還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近衛聲明》。
等後來發現這些前北洋政府的官員不得民心後，日本又拉攏國民黨元老汪精衛在南京成立新的國民政府來與重慶的國民政府分庭抗禮。在日本的認知中，所謂的「支那事變」只是日軍協助南京國民政府的一場「平亂戰爭」而已。剛開始針對的，是有蘇聯與英美支持的重慶政權，後來則是以在華北與華中引發暴亂的8路軍與新4軍。
而在日本國內，質疑「支那事變」的聲音卻也不曾消失過。有些人譴責日軍對中國人的手段實在是太殘暴，也有人認為日本應該以更緩和理智的方式拉攏中國，兩個東亞兄弟之邦不可以如此貿然開戰。只是對中日戰爭的質疑，並不代表對太平洋戰爭的質疑。當美日開戰之後，大多數原本反對侵略中國的日本人也改變立場支持起政府，因為他們相信這是一場解放黃種民族的「大東亞聖戰」。
瓦解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宣傳
理所當然的，這些日本人認為一旦當戰爭性質由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轉變為日本與歐美列強之間的戰爭，那麼包括蔣中正在內的中國人就會回心轉意，站在同是亞洲人與黃種人的立場與日軍並肩作戰。石原莞爾也建議，到了此刻日本應該真誠的向中國道歉，把軍隊從關內全部撤出換取國民政府的原諒，以建立一個共同對抗美英的中日聯盟。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前六個月，日軍在東南亞進展順利，勢如破竹，也真的一度被泰國人、緬甸人、馬來亞人、印尼人與印度人視為打破帝國主義枷鎖的解放者看待。日本人此刻提出的「大東亞共榮圈」，本來就來自於國民黨領袖孫中山先生去世前主張的「大亞洲主義」，要講對當時的中國人毫無影響，其實也是騙人的。
尤其是目睹到日軍如秋風掃落葉般的拿下那麼多英國、荷蘭與美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許多早先跟著國民政府一起抗戰的地方實力派也開始有所動搖。第2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瞞著國民政府加緊與日本的談判接觸，命令晉綏軍與日軍共同對付在華北戰場上的8路軍。包括新編第4師師長吳化文、新編第5軍軍長孫殿英與第24集團軍司令龐炳勳，也都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相繼投靠了汪精衛。
做為一個擁有悠久歷史，又是世界第一大的東方國家，中國對東南亞與南亞民族在政治、文化與經濟上擁有著巨大影響力。而且自19世紀以來，清朝領導下的中國也遭到西方列強的侵略與瓜分，成為了一個不折不扣的半殖民地國家。假若在1942年到1943年，也就是同盟國還處於被動防禦狀態的這段時間，蔣中正選擇倒戈到軸心國陣營，在亞太地區的英美勢力將遭遇到毀滅性的打擊。
《沒有慈悲的戰爭：太平洋戰爭的種族和強權》（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一書的作者道爾（John Dower）就指出，日本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就試圖將這場戰爭塑造成一場亞洲人蜂起抵抗西方帝國主義的聖戰。而在沒有中國人參與的幾場太平洋島嶼爭奪戰中，黃種人與白種人相互廝殺的現象尤其是明顯殘酷。
戰爭初期的日本人確實是得到了泰國人、緬甸人、馬來亞人、印尼人與印度人的信任，但是這場戰爭如果沒有做為遠東第一大國中國的充分參與，就無法成為一場在意義上真正有黃種人全面參與的聖戰。而且即便是這些相信了日本人的東南亞獨立運動領袖，也都知道日軍在中國犯下許多令人髮指的暴行，更明白滿洲國與汪精衛政權都是沒有自主性的魁儡政權。
假若沒有做為抗日領袖的蔣中正親自參與背書，這些東南亞民族主義者對日本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誠意也就不免產生懷疑。光是重慶的蔣中正在此刻宣佈停止抗日，並且在美日戰爭中維持中立，就可能起到讓泰國人、緬甸人、馬來亞人、印尼人與印度人更願意為日本人賣命的政治作用。不過，這也還只是中華民國保持中立而已。
如果蔣中正選擇與汪精衛合流，並且一同對美英宣戰的話，這恐怕意味著西方勢力全面退出亞洲的開始。或許有人認為，日本沒有足夠的船隻運送大量日軍到澳洲作戰，但是在中國與日本配合的前提下，這樣的後勤問題是根本沒有考慮的必要。因為整個亞洲將到處都能找到日本的合作者與同情者，主動對盟軍發起比韓戰還有越戰大十幾倍的游擊戰。
更不要說，中國廣大的人力與物資也可能為日軍所充分利用。二戰時中國有四億人口，印度則有三億人口，一旦這兩股力量都自願為了「大東亞聖戰」去流血拼命，那絕對是一個美國人與英國人所永遠難以想像的災難。畢竟英國人統治印度，主要依靠的也是由當地人組成的英印軍（Indian Army）。而由日本人扶持的印度國民軍（Indian National Army），對英印軍是一直有政治影響力的。
然而，蔣中正沒有上日本人的當，而是決定堅決的與反法西斯陣營站在一起。即便日本從來沒有對中國宣戰，國民政府還是在1941年12月9日跟著美英一起對日宣戰，成為了同盟國的一員。這個正確的外交舉動，讓中華民國得到在戰後成為世界四強的基礎。羅斯福總統願意在滇緬公路丟失後，開啟駝峰航線為國府輸血的原因，也是為了要確保中國繼續留在戰爭之中（Keep China in the War）。
即便孤軍奮戰四年，而且因為各種客觀與主觀的因素，中華民國得到的美援物資數量難以與英國、蘇聯相提並論，但是蔣中正卻信守了對盟國的承諾。蔣中正曾經在1942年2月訪問印度，與甘地還有尼赫魯等獨立運動領袖會面，以表達對他們的鼓勵與支持。不過同時，蔣中正也告誡他們日本是比英國還要更兇殘的征服者，因此不該把印度獨立的希望寄託在日軍身上。
而在當時已經與日本結盟的泰國，也一直都存在著反對法西斯主義的「自由泰運動」（Free Thai Movement）存在。蔣中正透過戴笠將軍領導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與「自由泰運動」建立聯繫，並擔任起這些泰國人與美國溝通的橋樑。他很成功的以替泰國爭取免於接受戰敗國處份當方式，換取泰軍不過度熱衷於投入日軍的「大東亞聖戰」之中。
不論是在越南、菲律賓、馬來亞還是新加坡，也都有由軍統局、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指揮，或者當地華僑自發成立的地下情報組織或者抗日游擊隊存在。儘管他們並沒有在盟軍反攻的過程中扮演主要作用，但是只要還有國民政府的存在，華僑們自然就還會堅定的與抗日陣營站在一起。至少對想要重返殖民地的英軍與美軍而言，堅決抗日的華僑扮演的絕對是助力而非阻力的角色。
中華民國戰略地位的下降
隨著同盟國在歐洲與太平洋戰場上轉敗為勝，尤其是1944年美軍攻陷馬里亞納群島，並且由當地派遣B-29轟炸機空襲日本本州以後，中華民國在同盟國領袖眼中的戰略地位便大幅下降。畢竟到了這個時候，所有人都知道中國已經不再是反攻日本本土的主要基地。而國軍在1944年面對日軍「一號作戰」攻勢時的表現，也確實讓曾經對中國寄予厚望的羅斯福不得不做出其他選項。
於是，就有羅斯福總統在1945年2月的雅爾達會議上出賣東歐與中國，換取蘇聯紅軍出兵東北的悲劇發生。所幸在1943年11月，也就是羅斯福對國民政府失望以前，蔣中正已經在開羅會議上成功爭取到中華民國戰後做為世界四強的地位，乃至於台灣與澎湖的回歸。中國孤軍奮戰四年，乃至於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初期為同盟國做出的巨大犧牲，最終還是得到了該有的補償。
所以雖然在抗戰勝利之際，仍屬於內戰與分裂狀態的中華民國並非現實意義上的強國，但是仍舊是美國、英國與蘇聯所認可的四強之一。即便中華民國在1949年被共產黨逐出了中國大陸，台灣也能在美國的支持下維持聯合國與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直到1971年為止。最重要的是，中華民國意外奪回了一個讓自己能夠在內戰失敗後，繼續維持生存與發展的復興基地。
至於抗戰期間功勞有限的中國共產黨，也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透過繼承中華民國國際地位的方式，慢慢發展為今日亞洲與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國家之一。儘管還有台灣與澎湖尚未納入自己的控制範圍之內，但是中華民國英勇抵禦侵略者所贏來的成就，如今確實都已經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接手。所以沒有中華民國的對日抗戰，就沒有今天所謂的「中國崛起」。
可惜的是，無論是來自海峽兩岸還是歐美與日本的學者，甚至於立場親近中華民國的陶涵（Jay Taylor）與米特（Rana Mitter）在撰寫歷史時，都很少由蔣中正如何扭轉日本將太平洋戰爭轉化為種族主義戰爭的角度下手，使得中華民國對建立戰後秩序的貢獻，直到現在都還鮮為人知。唯有從政治出發，中華民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扮演的作用才能更廣為人知。
太平洋戰爭75周年 中華民國不可忽視的作用 - 中時電子報
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