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無罪 司法自我閹割？

在民意成為神祉的今天，太陽花的學運領袖被台北地院宣判無罪，一點都不令人意外。

「公民不服從」是這場運動最有力的護身符，被訴者的所有辯護，都可以這一定義模糊難辨的名詞，抵擋法官所有的質問。然而，「公民」卻是極端晦澀的名詞，三百個人是公民、十萬人是公民？還是投票時的選民整體是公民？

若反對「服貿」的是公民，那麼，贊成與歡迎「服貿」的是誰？只是一個一個甘為奴隸的賤民嗎？一個公共政策的正反雙方，何以一邊是公民，另一邊卻成了奴隸？難道不是兩方合體之後的這個全體，才是公民？

而什麼又是「不服從」？十九世紀一個人「抗稅」的梭羅若是不服從，成百上千人「占領國會」也是嗎？如果占領了國會依然只是「不服從」，那攻陷巴士底獄為什麼叫做「大革命」？

退一萬步，就算它是一場「公民不服從」，「不服從」的準則亦是接受法律的懲罰。亦即，不服從是以一種超限的作為去反對體制，但接受體制對於違法行為的處置，它的內在精神依舊高度服膺法律，認為法律的尊嚴不可被褻瀆、辱穢。梭羅表現的不服從，是以抗稅反對戰爭，但接受因抗稅而被拘禁的代價。

台北地院的判決卻宣告，「公民不服從」高於法律，在台北的博愛特區裡，法律毫無用處，在此一特區內，「政治正確」是真正的憲法，只要政治正確，只要「公民」不高興，政府機關可以隨時打烊，國會議場可以成為嬉鬧的夜集，或和衣同眠的歡場。

我們看到，司法早已自我審查，只要是碰到「公民」、「民粹」的敏感詞，法律即自動失效，當司法都已自我閹割，民主其實已經往獨裁的方向異化，這個時候，司法改革國是會議亦不過是一齣可有可無的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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