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當年伯夷叔齊自絕於城外，除了孔子稱讚外，後人嘲笑其愚蠢。
何者該「讚與嘲笑」，取決於價值標準之外，也涉及了「禮」的問題。或許在實體討論前，禮便指涉一套較鬆散的程序規範（※不准問候別人老母）。在甚麼該「讚譽與嘲笑」的爭議釐清之前，毋寧已確立了一套「禮」、「法」的明確互動規則。雖然在違反而產生的效果上，與「禮」相比，民刑不分的中華法系的「法」，似乎很好想像是甚麼樣貌，無論「刑罰」或「強制履行」...。但違背了「禮」，會有甚麼效果產生，這是我好奇的，而該不會只是一堆貴族指著某個違禮者，嘲笑：「哈哈，UCCU。」如此。
思考到這，發現，在法條的制定，源自於甚麼目的，其背後精神又是甚麼，這些討論毋寧是重要的，但發現了「法」和「禮」共通的約定俗成的性質後，第一點，我訝異自己平常並沒有問「禮」的制定，源自於甚麼目的，其背後精神又是甚麼。第二點，我居然沒注意到「禮」並非「道德」的全部，而明顯有社會性＼世俗面的存在，而需要靠知性爬梳，難道，只有「惡法非法」的討論是重要，「惡禮非禮」則否？
OK，若要回答第二段我自己提出的問題，是得找書了，但我暫時推定是「鄙視、排擠」等與公權力無關的社會力量，實現了違禮的懲罰。而違法則是動用公權力。再來，討論「惡禮非禮」的重要性，應不亞於「惡法非法」。何況，許多時候，我自己便以身試禮，挑戰「惡禮非禮」。
